的準據。而儒、法、道各家則各持理念，有其補偏救弊、調和救濟的貢 獻，但不可能改變政治的實際基礎和基本性格。
依照蕭公權的觀點，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性與利弊，可以儒、法兩家 的思想來解釋，而多數的制度史專家則很少注意學術思想的實際影響。
在錢先生看來，政治制度雖與政治思想密切相關，但決不能視之為另一 方的投影，而是各有獨立性質的。補偏救弊的思想必須因時制宜，因此 論制度、論思想，都要觀察相互的影響與前後的動態，才能確知其所以 然。72從以往有關中國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情況看來，此 一特殊見解在學界似乎尚少知音。
（五）傳統政治的積弊 ──「法治」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尚人治而不尚法治，然而各人所指的內容 卻頗有不同。或謂中國過於崇拜聖賢人物，或謂過於信任道德力量，或 指法律、制度因人而異，或謂法制只是專制的工具，或謂法制易遭專制 所破壞，在一個口號下卻有著多種不同的意義。錢先生分析中國政治思 想與制度的關係則從傳統觀點出發，他使用的「尚法」、「法治」、「人 治」等詞彙，都是源自傳統的概念；他先求對傳統政治的特質能有同情 的理解，也根據所得的認識提出改革政治的特殊見解。
他認為，崇尚法治是中國政治的一貫特色，如就制度言：
自秦漢以來，……如賦稅、如兵役、如法律、如職官、如選舉、如 考試，何一不有明確精詳之規定，何一不恪遵嚴守至於百年之外而 不變。秦、隴之與吳、越，燕、冀之與閩、嶠，其間川泉陵谷異變，
風氣土產異宜，人物材性異秀，俗尚禮樂異教，於此而求定之一統，
向心凝結而無解體之虞，則非法治不為功。中國之所以得長治久安 於一中央統一政府之下者，亦惟此法治之功。秦、漢以下，可以考 諸史；隋、唐以下，又可以徵之典籍。言政治如《唐六典》，言刑 法如《唐律》，其書皆現在。自唐以下，遞演遞密，列代會典，其
72 此一方法論的完整陳述，可以參考 1961 年寫作的〈如何研究政治史〉，見《中國歷史 研究法》，34~35。
薈萃之所也。73
制度化和官僚化為中國政治無法擺脫的特質，因此，尚法之弊雖是各朝 反覆出現的陳述，然而振衰起敝、撥亂反治仍然要靠重建法制。就政治 積弊言，宋代以來，尚法常與胥吏政治並論，學者公認有積重難返之勢，
從《朱子語類》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可以見到前後一致的批評。74 錢先生在〈法治新詮〉（1943）一文中，曾詳細引述康有為（1858~1927）
對近世官制兩大弊端的討論，其一為「曹司之日降而日污」，又一為「地 方親民官之沈淪而莫拔」，75與朱子和黃宗羲的見解也若合符節。
古人對當時或其近代制度的議論，錢先生稱為「歷史意見」（詳下節）， 然而近代知識分子多已忽略遺忘。面對傳統政治的各種積弊，學者幾乎 都視之為專制所造成的惡果，根據這一觀點，只要剷除專制，代以民主 之政，根本一變，歷史積弊理應藥到病除；一旦改革受挫，面對現實政 治遲遲不上軌道，眾人幾乎無不歸咎於專制遺毒。錢先生對此種見解深 不以為然。從歷史看來，此等問題自有不易改變的結構性條件存在，此 即中國的國家形態：「蓋法治之偏勝於人治，此乃中國歷史環境使然，
雖有聖智，亦莫能為矣。」76中國的理想政治，必須以克服這一先天因 素為前提。若能重視「歷史意見」，汲取其精神，自可明白惟有「人治」
與「法治」協調，讓制度與人才有合乎理想的結合，才是正確的道路。
理想的政治人才，需兼具學術（通識）與文法（行政能力）；理想的政治制度，
是要讓人才能充分施展的制度。
〈法治新詮〉指出：
近賢好言法治，顧法之為義，固不僅於信賞而必罰，而猶有其大者。
法之大義，在求「人盡其才，官盡其職，事盡其理，物盡其用」。……
賞罰抑法治之下。就賞罰言之，信賞尤宜先。77
73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98。
74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99~101。
75 〈法治新詮〉，《政學私言》，255~256。
76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99。
77 〈法治新詮〉，《政學私言》，251。
此所謂法，包括制度、法規與賞罰，而以合理的規範和誘因（信賞）為 先。又曰：
求之於漢、唐、宋、明之所以為之者而抉其精，尋其微，……必人 盡其才，而後官可以盡職，事可以盡理，物可以盡用。……何以盡 人之才？則必疏節而闊目，使人之才情氣力，恢恢乎於我法度之中，
若游刃而有餘，而後人之有才者得以盡，而我之賞罰得以施。78 疏節而闊目，使人得以盡其才，而後賞罰才有意義。又云：
法治之美，有一言而可盡者，曰：莫大乎使人之有才得以進，而不 肖者亦得以退，而又使人之才不肖易以顯，此最法之善者。何藉而 使才不肖易以顯，又使有才易以進，不肖者易以退？曰：莫大乎明 其責而專任之，又貴乎簡損其階資節級之尊卑而上下直達，使在上 不為貴，在下不為賤，以暢其氣而通其流。79
遠自唐宋以來，官僚化傾向的病徵是權力過度集於中央、官階層級的肥 大和人才流品的過度區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制度改革的原則，
錢先生也認為應以西方近代政治為模範，但著眼點卻迥異於時俗：
中國傳統法治之所為，乃異於近代西方憲政國家之法治者，則無亦 曰西方之法治尚疏，而中國之法治則已密；西方之法治尚質，而中 國之法治則已文；西方之法治，尚許人有度外之功名，而中國之法 治，則已桎梏人之手足。明白言之，西方之法治，尚多留人治之餘 地；而中國之法治，則已損及人治之範圍。80
在他看來，西方憲政對中國的最大啟示，是制度可以留給人才施展的空 間。可知在他心目中，理解中國歷史特質與採納西方經驗，不僅不矛盾，
而且相輔相成。
《國史大綱》曾以王安石變法為例，為上述見解提供一個歷史上的 重要反面證據。王安石（1021~1086）的改革是採取強化法制的手段：
78 〈法治新詮〉，《政學私言》，252。
79 〈法治新詮〉，《政學私言》，253。
80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106。
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依照 當時情況，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 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 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國內新政措 施全無頭緒的當日，卻同時引起邊釁，對外便覬開疆用武。因此更 是加意聚斂，而忽略了為國家的百年長計。南宋時，陳亮評安石新 政，從宋代建國的本原立論，可謂中其癥結。（亮謂：「……王安石以正 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括郡、縣之利，盡 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 本末，真不足以謀國也。」）81
由《國史大綱》不惜篇幅對此問題鄭重提示，可以想見錢先生的用心。
中國政治長期存在著尚法之弊，在當代唯有錢先生屢屢言之，許多 批評者卻以為他在反對採用西方近代法治的觀念和運作，實在令人訝 異。雖然國人也經常拿「官僚主義」來批評現實制度，然而一旦涉及改 革，無不以法制的嚴密化、權力的集中化來推行，是即束縛於歷史積習 而不自知。82如果行事方針稍稍不然，便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 感嘆；或者貌似分權，卻反讓決策與行政更加繁冗，運作更形遲緩。不 詳病症的改革措施難有好結果，這是《國史大綱．引論》所一再強調的。
要讓人才從法制中解放，必須先在心態上解放，然後才能切合當前的人 事設計妥善的制度。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定的結構形態，這點不易驟然改 變，而制度與理念卻可從不同歷史經驗的比較觀摩中獲得更新。但新的 制度與理念，要能和既有的國家形態準確嵌合，才能發揮效用，雙美並 濟，這是錢先生的主張。此一基於歷史經驗的洞識，應該值得研究當代
81 《國史大綱》，578~579。按：「亮謂」以下為目文，出於〔元〕脫脫，《宋史．陳亮 傳》。不僅陳亮，王安石同時人已經提出相同的批評，范純仁曾說：「安石以富國強兵 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載〔元〕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標點本），卷 314，〈范純仁傳〉，10284。
82 錢先生在〈法治新詮〉中建議，針對官僚主義，應簡化官階、汰省虛位，使賢才容易有 所表現，而得以較快擢任為親務親民的曹司（中央事務單位主管）與州縣（地方首長），
其下小吏則仿歐美專業公務人員制度，使之能安於所守。見《政學私言》，256~257。
政治或從事改革的有心之士深切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