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反對的說法指責一聽風水之說的人是不孝。這類指責的重點 有二：其一在於子孫以本身的利益作為選擇先人墓地的考量，其二因擇
134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 25，〈山陵擇地劄子〉，頁 10a-10b。
135 〔宋〕程頤、程顥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點校本），卷 22 上，〈伊川雜錄〉，頁 290；卷 10，〈葬法決疑〉，頁 625。
136 〔宋〕孔平仲撰，池潔整理，《珩璜新論》，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6），第 2 編第 5 冊，卷 2，頁 252。
137 楊萬里，《誠齋集》，卷 101，〈答羅必先省幹〉，頁 10a。
地曠日廢時而造成「久喪不葬」的情形。《禮記．王制》對於亡者下葬 有所規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話雖如此，真能奉行此原則者 恐無多。奉敕刪修《地理新書》的王洙雖然支持擇地葬親，卻說：
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 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 塋穴之法。人且譏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 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 信之福於祖先遺骸，真罪人也。138
引文中的士人，葬其前世親人之法與程氏兄弟相同。而王洙提到久喪不 葬動輒過一紀（十二年）的情形令人訝異。但司馬光的描述更驚人：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
貴賤、賢愚、夭壽，盡繫於此。又葬師所有之書，人人異同；此以 為吉，彼以為凶，爭論紛紜，無時可決其尸柩。或寄僧寺，或委遠 方，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 不葬者。凡人所貴身後有子孫者，正為收藏形骸耳。其子孫所為乃 如此，曷若初無子孫，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耳！139 從終身不葬到累世不葬，甚至有棄捐不葬者，一紀不葬似乎不足為奇。
而且司馬光視風水直如禍害，子孫若信風水，還不如沒有子孫。
痛責子孫把先人遺體當成求福工具的還包括程頤。他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
138 〔宋〕王欽臣撰，儲玲玲整理，《王氏談錄》，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3 冊，〈論陰陽拘忌〉，頁 7。
139 司馬光，《書儀》，卷 7，〈喪儀三．卜宅兆葬日〉，頁 1a。司馬光在其他地方也提過 久喪不葬的問題，見司馬光，《家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卷 5，
〈子下〉，頁 10a-10b：「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
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為水火所漂 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引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墉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父 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 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 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140
在這段話中，程頤和王洙、司馬光一樣，反對以「利後」目的為祖先擇 地。但是文中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卻給風 水信仰留下生存空間，下文將會討論。曾受學於程頤的許景衡（1072- 1128）在寫給丁志夫（1066-1120）的信中持其師說，勸彼「凡世俗所謂 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考據者，皆不足論。……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 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死者安矣，生者其有不安者乎？死者 不安，生者其有安者乎？」141理學家之外，北宋名僧釋契嵩（1007-1072）
也指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 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鼔動世俗」。142
北宋久喪不葬的情形頗為常見。范鎮（1007-1088）《東齋記事》有 則故事，談到三司副使陳洎（卒於 1049）因父母久喪不葬，死後遭附身 於小婢的報應。143這個故事透露出高官如陳洎，死後附身於人是丟臉面 的事。此事或諠於縉紳間，傳到孔平仲（1065 年進士）耳中，記載有點 不同：「沈文通〔遘，1025-1067，曾任三司度支判官〕說：故三司副使 陳洎卒後，婢子附語：『坐不葬父母，當得為貴神，今為賤鬼，足脛皆 生毛。』」144以陳洎的官位，不葬雙親及祖先，應非財力匱乏，而是風
140 程頤、程顥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卷 10，〈葬說〉，頁 623。引文中底線為筆 者所加。
141 〔宋〕許景衡，《橫塘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7 冊，卷 15，〈與丁剛 巽書〉，頁 13b-14a。
142 〔宋〕釋契嵩，《鐔津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1 冊，卷 11，〈與周感 之員外書〉，頁 10b。
143 〔宋〕范鎮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5，頁 41。
144 孔平仲撰，池潔整理，《談苑》，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5 冊，
頁 324。該書頁 322 另記載陳靖不葬父母、死後附身婢子之事，由於故事內容和陳洎之 事極似，疑為傳聞之誤。
水之說導致久喪不葬。
不僅如此，宋代皇親與士大夫久喪不葬者甚多，宋廷在元豐五年
（1082）詔令：「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145湖南 轉運判官王子韶即因父母久喪不葬，為張商英（1043-1121）所劾，被貶。
劉昺（1101 年進士）知陳州，也因親喪不葬被奪職。146由此可知，朝廷 雖如此規定，理會者似無多。風水擇地是造成這種情形的主因。
到了南宋，批評風水擇地之聲依然不絕。林光朝（1114-1178）引某 風水師之言：「人有停柩三十年者，非其力不足也，將以求利達也。使 是而可求，即陰陽家者且自為之矣。」147朱熹（1130-1200）的好友張栻
（1133-1180）任職廣西靜江時，見當地百姓「遇有病等事，妄聽師巫 等人邪說，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棺，栖寄它處，謂之出祖。動 經年歲，不得歸土」，因此嚴申禁令，理由也是反對「利後」之說。148樓 鑰引宋晉之（1126-1211）的話說：時人「或溺於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
至累年不入土者」。149十三世紀羅大經（1226 年進士）描述其所見所聞：
世之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 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
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 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150
145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標點本），卷 124，〈禮志．凶禮 三〉，頁 2911-2912。
146 二事皆見脫脫等撰，《宋史》，卷 329，〈王子韶傳〉，頁 10612；卷 356，〈劉昺傳〉，
頁 11207。
147 〔宋〕林光朝，《艾軒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2 冊，卷 9，〈承奉郎致 仕回年林府君墓碣〉，頁 16a。
148 〔宋〕張栻，《南軒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卷 15，〈諭俗文〉，
頁 15b。
149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3 冊，卷 109，〈朝散郎致 仕宋君墓誌銘〉，頁 19a。
150 〔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6，丙編，
〈風水〉，頁 344。
羅大經這段話，若視為前述司馬光評論之改寫版也不為過。再者，陳著
（1214-1289）於其弟死後，去信其姪，告誡說：「若曰欲利其後，則因 父以求利，是大不孝」。151周密（1232-1298）在其《癸辛雜識》中也提 到南宋倪思（1147-1220）有感而發之語：「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 好，不如心地好。」152由這些記載看來，宋代反對風水術的聲音儘管強 烈，衡諸當日情形，大多數人仍以風水葬親。下文會進一步討論這部分 的發展。
有個問題無法迴避：風水文化早在中古時期就已盛行，為什麼那些 讀書人（除了呂才）未曾反對？（至少我們在文獻裡看不到）這個問題 須從理解中古讀書人的性質著手。近來的研究指出，唐代中後期的士大 夫∕文士有轉向儒學的現象，因此有必要理解這種轉向。
從 20 世紀中期以來，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一些重要著作大多指 出，唐宋之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53這個大變化在於儒學的 復興，其中以韓愈（768-824）、李翱（774?-836）為代表人物，這樣的 看法已廣為學術界接受。近年陳弱水的研究對這個變化有精細的討論。
他指出，從初唐文士的墓誌銘看來，雖然那些人的心靈中，儒家仍佔正 統地位，但色彩並不突出。大體而言，初唐思想承續魏晉南北朝的傳統，
呈現儒、釋、道三教並盛的局面。因此在精神和生活兩方面都以儒家理 念為基礎的「純儒」雖非全無，卻實屬罕見。盛唐的文士在心態上也多 是「外儒內佛」或「外儒內道」。詩人杜甫（712-770）生長於盛唐，在
151 陳著，《本堂集》，卷 81，〈聞伯求弟死與姪深〉，頁 13b。關於久喪不葬的情形，亦 見張邦煒，〈宋代喪葬習俗舉隅〉，收入氏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5），頁 505-510。
152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別集上．倪 氏窖藏〉，頁 260。
15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頁 404-422；勞思 光，《中國哲學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80），第 3 冊，第 3 卷上，頁 23-38。亦 見余英時，〈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收入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 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9-76。
大亂中去世，其詩作流露出忠君愛國、痌瘝在抱的情操。他以儒者自居，
是極少數的例外。然而陳弱水也指出，杜甫的思想清楚地受道、釋二教 的影響。安史之亂（755-763）後，文士開始有不同的文化省思，重振儒 學價值。儘管如此，中唐以來的文士仍然是「外儒內道」或「外儒內佛」，
白居易（772-846）即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柳宗元（773-819）
的思想很受韓愈影響，有鮮明經世傾向，卻依然不脫時代的氛圍。只有 韓愈、李翱等人才是揮舉儒學大纛的文士，下開宋代理學的契機，然而 在當時他們是少數。154
如果上述的描繪沒有誤讀陳弱水的研究，那麼唐代和宋代的情形對 比清晰。在北宋，反對風水最力的士大夫如司馬光、張載、程頤等人，
都是大儒──自然也是純儒，並且是理學家；反觀唐代，即使到了中唐 以後，多數文士仍是「外儒內道」和「外儒內佛」，純儒寥寥可數，遑 論注意風水的問題。換言之，北宋幾位理學家從儒學的立場，檢查出風
都是大儒──自然也是純儒，並且是理學家；反觀唐代，即使到了中唐 以後，多數文士仍是「外儒內道」和「外儒內佛」，純儒寥寥可數，遑 論注意風水的問題。換言之，北宋幾位理學家從儒學的立場，檢查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