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大道既被界定為終極真實的道體，也是文化大同的內 涵，而道體的運用，落實成了大同社會，即是我們前述的社群文化層 面討論的範圍。因為道體假使是表達文化，或文化文法層面的，而道 體之象，則歸為社群文化物質文化的領域。而以「參贊天地，與天地 並立為三」的人之王者，則是遵行天地極則，以安頓人民為其天職。
當然大位是有德者居之的。而此貫串天地人的王者，是具有道體和合 性者，他能順天應時，自強不息，努力以進達大同社會的理想。
我們的文化觀，已從中國傳統的文化領域，放眼全球。前述的道 體的終極真實或文化大同的內涵，本是無量無邊，並被超越地加以詮 釋。希望我們詮釋的道體，已能融契各種文化極則，而可以成就終極 真實則反應在社群文化層面言，個人覺得大同社會意涵也要擴大，它 必須涵蓋全球，全人類，而非僅限於中國的、儒家的。也就是大同社 會所該呈現的，必須能夠超越禮記禮運篇大同章的描述，並且兼融世 界各社群文化的獨特精神。基於大同原則，這種超中國的超儒家的，
適時適地的社會組織形態，是有須重加建構的。
因為大同社會包含了道德思想和規範，政治、社會、經濟之思想 與制度。如果我們從「大道之行」的落實面向來加以分析，則「天下 為公」，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思想或政治理想的實現，它應和了文化大 同的道體，和大同社會遵行的基本原則，它貫通了政治、社會、經濟 思想和制度，同時它也是道德思想和規範的準則。尤其對倫理哲學和 制度，有獨到發明的中國，道德和政治的連結關係，早就被注意之。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東西方及各國舉才方式，不論政務官或事務官 的拔擢方式，也均須互相兼融，祇為了達到適才是所，以使其發揮服 務的道德心，巧者拙之奴，為全民全人類造福。同時人與人、國與國
之間，也要講信修睦，以高標的誠信，來和善交往，此乃大同實踐的 道德和社會規範準則。「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 有歸。」這是大同社會實踐後的社會景象，它是人倫關係的滿足，它 是社會關係的良善化，也是古今中外社會安全，及社會福利制度追求 的目標與境界。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己。」則是經濟理想的體現，也是各種經濟思想和制度期待的目標。
由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過度到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總的是考慮 總體經濟，而不是考慮個體經濟的。「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 不作，故外戶而不閉。」乃是描述了大同景象，人不須為了生活而傷 心費神，自然不會以「機心」相處，因天下為公，一切滿足，人也患 不著當亂賊和盜竊，你所擁有，就是我所擁有，何必閉戶以求安全感 呢？
由於社會與經濟的思想制度，深受道德與政治思想制度的影響和 制約，尤其在道德與政治連結性頗強文化下，發展出的大同理念，將 來為使能適用到中外，道德、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融契，我們覺得有 須將其會通融貫的模式加以澄明。
西方重視民主思想與制度，中國具有倫理政治的思想與實踐，從 大同社會的建構言，兩種形式攸關道德與政治目標的達成與否，故而 其融契相當有意義的。因此我們特舉融契東西方倫理政治與民主政治 為例，即以方東美先生所主張「道德民主」概念，來對大同社會內涵 的擴展和融契，提供可資借鏡的範例。假使我們採用孫中山先生「管 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的定義，則真的是無事不政治了，這是種兼容 並包式的政治文化表達，具有中國文化中綜合盡理性特質。而西方的
民主理想，包含自由、平等、博愛，而當運用於政體時，則理想的民 主政治，可以界定為是「人民統治的政府，在此種政府中，人民能夠 獲得最大可能的自由平等及博愛，而透過共同問題或利益之自由且充 分討論的方式，人類能力可以發展到極致。」（彭諾光 James Roland Pennock 撰，郭秋永等譯，1981：12-13）。
中國道德政治一體化形成的背景與發展，相較於西方民主政治基 於希臘、羅馬及君主專制的背景和發展，是有不同特質的。以情性為 出發，即奠立於親族網絡，血脈的遠近親疏之基礎上發展，以情理圓 融為極致的「道德民主」，是追求全球民主政治理想應達到的目標，
何以如此呢？乃因其可融契性善性惡的人性論，兼顧群體與個體的發 展，並且兼顧了精緻化與大眾化的東西民主基本矛盾。中國心物合一 的本體觀，及其「層層上昇」「層層下包」的心物上下層互動，和奮 力進步到「至善」境界的期許，再加「本乎情」的倫理道德之擴展 性、包融性，則道德雖有其高格調、精緻性的特質，但因其能肯定向 下伸展的必要，故實有助於「大眾化的落實」；而西方民主在講究平 等、普遍之後，也同樣需要擺脫粗俗、愚暴形象，而使賢人能者，得 以出而領導，自應有其自我超昇的奮進目標。吾人認為衡量民主政治 是否提昇的標準，唯在道德。因為道德具有精緻性，故可說民主自應 有其日趨上流的精緻奮進。而我們深信本乎「情」的「道德民主」，
其兼容並蓄、融貫合一，必能以精緻的道德理想提昇民主的層次；亦 能以「大眾化民主」之實行，來強化道德使具有普遍性，而達到「情 理圓融」，「精緻」，「大眾」調協的政治理想境界。
為達到此境界，必然是要超越善惡的人性論衝突，蓋西方民主理 論及發展，因宗教改革而生，但立基於「善」或「罪」即「不完全」
（sin）的人性論，東方的是主張「善」的人性論，「道德民主」綜合
性融合性的理念，倒是可在「性善」的面向上做「道德」理想的超 拔；在「性惡」的面向上做「民主」制度的落實，是一個各向下紮 根，向上結果的融契模式。
此外自融契群體與個體方面論，西方民主理論是奠基於個人主義 和自由主義兩大基礎上的。民主主義是為爭取政治上的「自由」與
「平等」，以政治參與的民治手段，企圖達成該項政治目標。而平等 正義原則，也素來是西方文化所強調的理念。中國的文化觀，則追求 和諧正名定分，若能「平而能和」則是好的，反之「平而不和」，則 不是好現象。西方民主政治，既立基於「平等」，假定上又以「平 等」為努力目標。偏差運用民主原則者，甚或不惜破壞「和諧」以求
「平等」。無情地破壞了群體的「和諧」，導致個體的「平等」亦復 岌岌可危的惡果。群體既係是個體生存發展的憑藉，個體又是組成群 體的要素，眾人皆知其關係之密切。唯當公益和私利衝突時；尤其是 犧牲個體私利，以成全「公益」時，仍然有落實上的困難。在責任承 當與否的推推閃閃之間，群體利益往往受到無情損害，嚴重時，甚且 連感情或法治的群體維繫功能，也會有喪失之虞。所舉東西方民主政 治發展的融貫情況，也可推及社會與經濟領域。
總而言之，大同社會的內涵，也須發展調整融貫，不要拘泥於傳 統的界定範圍。這是以儒家為主，中國文化第三期的開展，最須注意 的問題，也就是以儒道釋思想為精華的中國文化，能否再燃生機的著 力點。本文未能有太多篇幅，加以詳實論述，但我們真的在此，非常 肯定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發揚了情理圓融，道德與藝術兼具 的傳統禮樂之精神，也指出了一條中國文化的奮進之路，及世界文化 與文化大同的究極融契路。孔子聞韶樂至美至善之嘆，庶幾表明此刻 個人對蔡元培的欽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