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華工苦力與客家商業社群，是大溪地華人兩個鮮明的身分記 憶。經過百多年時空環境變遷，大溪地契約華工在經濟角色上逐漸向上 流動，不少成為企業主或自營商老闆。15在契約華工的苦力史中，1869 年的沈秀公（Chim Soo Kung）事件成為法國海外殖民地第一個上斷頭 臺的人，沈秀公是一再被提及的移工史血淚史傷痛的記憶，也是數篇大 溪地華人研究常討論的主題之一。16根據不同的文獻指出，因年代久遠，
沈秀公事件發生原因說法紛雜，有一說法為華工聚賭鬥毆，出了人命，
法國政府毫無頭緒，威脅要把所有華工遣送出境，結果沈秀公因在大溪 地無妻小等親人，遂挺身而出代罪。說法二，沈秀公因獄卒弄錯中國名 字而遭誤殺（童元昭 2000：51）。說法三，沈秀公被指控參與兩個華 人敵對氏族的流血鬥毆（Trémon 2007）。時值原鄉土客械鬥的高峰，
本研究合理懷疑極有可能是土客械鬥的海外延伸版，但此推測尚需更多 史料的佐證。Coppenrath（轉引自童元昭 2000：54）根據法國官方資料，
描述編號第471 號居留證的華工沈秀公事件：「鬥毆造成一死數重傷，
四人被判死刑，三人獲特赦，只執行了先秀公的死刑」。此外，Moench
（轉引自童元昭 2000：54）指出當時 Atimaono 莊園勞動環境惡劣，也 是鬥毆事件不能忽略的外在環境因素。
今日大溪地華人社團積極重修跟這段苦力歷史的距離，可從1990 15 本段落所探討的「百多年來華人經濟角色逐漸向上流動」，指的是百年前華工與現在 商人在經濟角色的變遷，並非表示這兩者具有血緣的承接關係，從對照大溪地華人遷 移史可知，這兩群人多數無親緣或血緣上的交集。
16 沈秀公（Chim Soo Kung），名先秀，又名秀純，字文惠。大溪地華人尊稱其為「沈 秀公」、「先秀公」。
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 Bellwood（1996: 25）指出這是南島語族所共有的祖先記憶（founder-fo-cused ideology），依彰顯社會階層與創始祖先地位等相關，因而能享有 土地、勞動力、儀式方面的特權。17童元昭（2000：51）進一步主張，
的重要場址與象徵空間（田野筆記，2013 年 9 月 14 日）。
經過百年努力，大溪地苦難華工的經濟地位不少逐漸轉變為企業主 或自營商，不論是首都巴比帝市中心街道兩旁的商店、汽車代理、石油 進口、銀行業、珍珠養殖業、飯店、餐飲、超市、雜貨店等各式各樣的 商店，約有七至八成皆有華人身影。在歸化與取得法國公民身分之前，
華人在大溪地無法購買土地也沒有公民權，作點小生意成了生存最佳方 法。一開始，有些華人種香草、甘蔗，賺點小農活，累積小資本，1930 年代，有些小雜貨店雛形陸續出現，到了60 年代法國的大舉興建各項 建設的擴大內需，讓華人企業快速成長。探究大溪地華人企業，講究
「同鄉、同姓、關係、感情、信用」等傳統華人農村社會特性，讓無法 進入法國公民社會的華人自成一片穩定的經濟生活圈。Moench（1963:
120）觀察到華人商店交易行為，經常因為同家同鄉的關係允許賒帳，
此種賒帳的經濟行為並不是慷慨的表現，而是商家為了確保長久的定期 客戶不會因此而另尋更具競爭性的商品價格，而壞了交易。
Stevan（1985）則指出持久努力、安全與團體取向是華人家族企業 成功三要素。Carol C. Fan（2000: 142）進一步說明，華人社會有很強 的家庭忠誠度，尊敬教育，勤奮工作的態度、勤儉節約、強調階層，傾 向維持團體的關係，家庭企業成功往往遠比個人成就還重要。大溪地客 家企業的成功是世代積累的結果，華人代間關係包含了責任、義務、資 源與傳統的傳遞。現在身為飯店、餐廳與多家商場、土地股東的受訪者 T29 解釋他的家族何以能變成大企業：
我是第二代客家人，父母親都是第一代從廣東龍崗來，當時 父親跟三兄弟一起到大溪地來，他19 歲左右先到 Tahaa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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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香草，後來自己租地種，有好幾十甲地，土地租金的算法 是有賺到錢的一半，後來就有賺到錢。差不多1964 年我們 全家搬到大溪地本島，我們全部家族的人一起開一個小餐 廳，每週工作七天，完全不休息，只有下午休息一下子，非 常辛苦。有賺錢後，就在餐廳旁開了一家小旅館，再來又賺 錢，又再開店、買地這樣，都是大家一起作。（訪談紀錄，
T29-20140823）
客家這種家族企業的合作創業在島上處處可見，每當本研究訪談一 個新的案例時，就會發現很多看似獨立的創業商店彼此都有家族或血緣 關係，而且相當清楚自己的家族網絡。臺灣客家家族關係的表現型態，
可在宗祠家廟，或更大的嘗會、祭祀公業或宗親會等特定歷史下的組織 中看出，大溪地客家家族網絡則是跟企業發展習習相關。自己是一家旅 行社經理人的T19 隸屬當地一個大家族，她表示整個家族高度的向心力 跟合作是她們家族企業的特色，家族傳遞的價值觀、態度、信念更加凝 聚家族情感：
我們家族在大溪地差不多是第四代跟第五代（母親端跟父親 端），全部有加起來有幾百人，平時我們都很努力工作，每 個人每天都拼命工作，要跟美國做生意，也要跟中國做生意，
還有澳洲、紐西蘭，但是再如何忙，每年我們都會找一天固 定聚餐，大家見面聊天非常開心，每一次見面都是一百多人 都來。（訪談紀錄，T19-20130913）
全家勞動人口都投注在家庭事業的經營，凸顯女性在客家家庭角色 的擴展，同時也習得創業與貿易往來的技術。已交由下一代經營的服飾
店老闆T08 陳述她年輕時的創業：
我喜歡裁縫剪裁，年輕時先學做衣服，然後再學批發跟買賣 衣服，以前很辛苦，從早上做到晚上，後來賺錢生意穩定後，
就買下店面專門賣衣服，現在這些都交給小孩去作。（訪談 紀錄，T08-20130910）
大溪地客家女性跟商業貿易的緊密連結，有別於先前文獻探討客 家女性在農村辛勤勞動的樣貌。早期文獻對於舊時客家女性的勞動紀錄 偏向細說農村生活與農事勞動，「客家婦女從事耕、保護祖傳土地、
維持家庭經濟、防衛村莊、忍受貧窮和抗拒貧窮的能力…」（Blake 1981）。房學嘉（1996：324-325）也指出客家婦女則是「日曦而作，
子夜而息」，幾乎沒有一樣農活能離開婦女，一切重活、累活、髒活、
細活都是婦女所為。早期大溪地缺乏資源，商業發展尚未達飽和，在這 種人人作點小生意的大環境下，大溪地客家女性很快地投入了市場生產 的行列，客家女性勞動的身影特別表現商物買賣、中小型加工廠與家族 企業經營中。從60 年代起，很多小商店紛紛從糕點製作改賣服飾、成 衣、沙灘巾跟古玩等商品，這些中小型工廠多數是由客家女性持有與管 理，今年已經91 歲的蕭玉英（Xiao Yu-Ying），是大溪地相當知名的 服裝設計師，在市區至今依舊大型服飾店，鼎盛時期成衣工廠擁有超過 百人員工，包括她的先生、姊妹、小孩都參與了生產運作（訪談紀錄，
T02-20130910）。
學者已注意到客家女性跟企業經濟發展的關係，Fan（2000）探討 了族群、階級與性別作為一個相互作用的體系，如何影響大溪地華人的 家庭關係、勞動經驗與價值體系，尤其，他特別提出客家文化價值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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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女性參與家庭經濟，相當程度地維持海外華人企業精神的運作與互 動。在探討女性投入家庭企業的分析中，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企業的勞動 力配置，經常是家庭組織內女性家庭角色的延伸效果，會複製傳統家 族文化的性別層級，也是男性企業主建構階層化勞動力的結果（Gates 1987; Greenhalgh 1994）。 但 不 同 的 是，Yu-Hsia Lu（2001） 跟 Scott Simon（2003）特別從女性與經濟賦權的觀點，主張女企業主對於傳統 家庭及性別規範的認同與遵循反而能循此達到賦權的結果，女性的從屬 性只是一小部分。整體說來，近2 世紀大溪地華人在經濟地位的變遷，
主要是從以男性華工為主的苦力開始，進而轉為以全數家庭成員投入或 家族企業的商貿往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客家女性家庭角色在協助家庭 經濟之餘，也同時促成了她們在大溪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