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政府當然也想利用其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權力不平衡，塑 造有利於己的周邊貨幣環境。雖然目前無法直接量化該項政治工程對 人民幣成為亞洲區域貨幣錨的影響，但本文匯整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 的國際交往，分析其時間、次數、內容及參與者，闡述中國大陸如何 透過外交說服的方式，提升人民幣在亞洲地區的地位。
次數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中國人民銀行與世界各國央行共接觸 56 次，且明顯集中在 2010 年以降。2005 年與 2006 年各 1 次，2007-2009 年則完全沒有任何的國際交往。不過，2010 年則暴增到 12 次，2011 年 再增加到 14 次，2012 年為 17 次。2013 年前五個月則已經達到 11 次。
這表示：中國大陸正積極地與世界各國開展金融交流（請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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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國大陸貨幣權力的國際交往次數（2005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國際交往〉，《中國人民銀行》，2013 年 6 月 1 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298/index.html>。
參與者分析
主導者和參與者的身分也會影響到貨幣權力行使的成功與否。由 身分愈高、權位愈重的人主導或參與，其說服力更強，成功率更高。
從圖 6 可知，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親自出席共有 32 次，占總數
（56 次）的 57.1%；由四位副行長和一位行長助理參與共有 11 次，占 19.6%；由其他層級官員及委員會帶團參與共有 13 次，占 23.2%。值 得注意地是，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四位副行長和一位行長助理出席 的國際交往，大多集中在 2010 年以後，這顯示中國大陸政府在這段期 間更加積極參與世界各國的金融與貨幣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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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國大陸貨幣權力的國際交往主導者
（2005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國際交往〉。
貨幣權力話語權的分析
就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國的國際交往內容來看，中國大陸在 2010 年 之後開始積極努力的形塑和提升其貨幣權力話語權。其主要目的有
三：第一，試圖增強其在國際層次的貨幣權力話語權；第二，希望整 合團結亞洲區域的相關金融組織；第三，加強國與國雙邊貨幣和金融 合作。以下分別詳細敘述之。
首先，在國際層次的案例上，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各種國際金融組 織的活動。例如：2010 年 10 月 8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 IMF 和世界銀 行聯合年會；2010 年 10 月 22 日，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11 年 9 月 24 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 IMF 暨 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IMFC)第二十四屆部長級會議；2012 年 1 月 10 日，在瑞士巴塞爾召開 金融穩定理事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以及 2013 年 4 月 20 日，在美國華盛 頓召開 IMF 暨 IMFC 第二十七屆部長級會議。
在這些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論述主要有二：一是 改革 IMF 與世界銀行的治理結構，提高開發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 權；特別是，作為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和最大的份額低估國，中國大陸 在 IMF 與世界銀行中的 SDRs 份額和發言權應得到大幅提升；二是調 整 IMF 的監督重點，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政策的監督、
金融部門和跨國資本流動的監督，以及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的相對 穩定；尤其是，還應擴大 SDRs 的借貸功能，幫助成員國有能力抵抗金 融危機的衝擊。
換言之，周小川藉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為由，試圖扭轉目 前以歐美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以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層次的貨幣 權力話語權。此舉不僅對 IMF、世界銀行與美國產生一定的壓力，同 時也爭取到亞洲各國的支持，讓這些國家體認，儘管中國大陸目前仍 無法與美元霸權相抗衡，但其正努力改變此一貨幣權力失衡的狀態。
並且，這些中國大陸政府的舉措也獲得開發中國家的正面回應，例 如：2010 年 4 月世界銀行春季會議決定，第二階段投票權的改革將從 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與轉型國家，轉移 3.13%的投票權。
其次，在區域層次的案例上，中國大陸則積極的參加區域性的金
融組織，包括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舉行的東南亞 中央銀行組織(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第四十六 屆行長會暨第三十屆理事會會議；2011 年 4 月 9 日的中亞、黑海及巴 爾幹半島地區央行行長會議；2012 年 5 月 3 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的東協加三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12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舉行的上 海合作組織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12 年 7 月 15 日，在日本舉 行的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xecutive Meeting of East Asia-Pacific Central Banks, EMEAP)第十七屆行長會議；2013 年 3 月 26 日，在南非德班舉行的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領導人第五次會 議。
在這些會議上，周小川除重申，新興經濟體央行面臨後全球金融 危機時期的挑戰外，他更主張區域內各國央行要跨國合作，共同治理 與維持區域內的金融穩定，例如：擴大區域內成員國間本幣結算、再 成立一個區域性開發銀行和專門帳戶－－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有別 於日本主導的 ADB），以及區域間國家共同建立財金合作的協調機 制。尤其是，中國大陸央行還積極爭取加入更多的區域內金融相關組 織。例如：2011 年 1 月 25 日，正式加入 SEACEN，成為該組織第 17 個成員並擔任理事會成員；2011 年 4 月 9 日，正式加入有 21 個會員國 的中亞、黑海及巴爾幹半島地區央行行長會議組織。
在中國大陸金融部門的積極與努力下，其在區域金融合作中的影 響力與日俱增，最明顯的例證是，在中國大陸政府的極力促成下，
2012 年 CMI 多邊化穩定基金正式生效，資金規模從原本－－ CMI 多邊 協議的 1,200 億美元，增加一倍至 2,400 億美元，且 IMF 監管的比例從 80%下降到 70%，並延長救助資金使用期限。中國大陸與日本並列區 域金融合作的最主要領導者，各占 CMI 多邊化穩定基金的 32%。
在國家雙邊層次案例上，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的雙邊貨幣與金融 合作主要發生在亞洲地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兩 國成立「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金融合作分委會」，至 2012 年 6 月
20 日已經舉行了 13 次會議，合作內容主要為銀行間業務合作，包括推 動本幣在雙邊貿易結算、銀行卡及跨境融資。另一個則是，中國大陸 跟哈薩克成立「中哈合作委員會金融合作分委會」，到 2013 年的 5 月 已經召開八次會議，合作內容主要為推動雙邊本幣結算、支付系統發 展、商業銀行合作、金融監管，以及發展中哈邊境－－霍爾果斯國際金 融合作中心。
最後，當亞洲國家體認到，中國大陸總體經濟及貨幣權力的重要 性，進而願意與中國大陸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定。例如：在中國人民 銀行的 56 次國際交往中，共涉及到 58 個國家，46其中亞洲國家便高達 37 個之多。47另外，經過雙邊貨幣和金融合作後，而最終達成雙邊本 幣互換、結算及清算協議共有 21 個，其中亞洲國家則又占了 18 個。不 僅如此，中國大陸央行的觸角已進一步延伸到亞洲以外的地區，包括 歐美各國與非洲地區（請見表 13）。
有時在同一次的國際交往中，與中國大陸交流的國家不只一個，因此參與國 多於交往次數。
根據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公告，亞洲國家總數為 65 個國家。請見中華民國外 交部，《中華民國 100 年外交年鑑》（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2012 年），
頁 534-549。
表13 中國大陸貨幣權力的國際交往內容
和世界銀行治理與監督結構的改革了。相對而言，在區域層次和國家 雙邊層次上，經過中國大陸政府的積極努力，2010 年以後，其在亞洲 地區的貨幣權力話語權有很顯著的提升。這和本文量化實證結果相 同，即 2010 年以後亞洲各國不約而同地提高人民幣在其一籃子貨幣中 的權重。中國大陸的貨幣政治權力工程得以順利推展，原因有二：一 是中國大陸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權力不平衡愈來愈大，中國大陸的談判 籌碼也隨之增加；二是自 2003 年起，美國不斷對人民幣匯率的施 壓，48這讓中國大陸從中學習到：貨幣權力是基於經濟實力，以及自身 對於總體經濟調整與發展的責任的認知。因此，在面對亞洲各國時，
中國大陸龐大的外匯存底讓其貨幣權力的應用更為靈活與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