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的中國社會環境，「缺工 潮」所凸顯的正是來自於民間社會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相衝突的 重大課題。中國經濟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僅占 40%國內生產毛額的 國內消費，廣大的農村市場，以及高效率富有創新活力的私營經濟，
都是富有潛力的經濟發展引擎，只是這些潛力的發揮，有賴於發展模 式的轉型和體制上的重大突破。為有效解決並杜絕來自於社會不平衡 發展與落差間的衝突，必須運用政策規畫，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創 造並提供一個引導民間社會自主性發展的環境，以協調彼此之間的矛 盾和衝突。形成「缺工潮」的原因是複雜而多面的，中國目前最大的 分配不公仍然肇因於生產要素、自然資源被壟斷、勞動力無法完全自
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 究》，第 51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7-56。
人民日報，〈理論熱點面對面：如何解決就業難〉，《人民論壇網》，2011 年 8 月 18 日，<http://www.rmlt.com.cn/News/201108/20110818092211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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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動、工會作用形同虛設、整個社會信息不透明、缺乏競爭等等，
都使得財富向能夠操縱要素價格的群體傾斜。而之前拉動中國經濟發 展的三輛馬車—投資、消費、外貿，其中投資與外貿的增長效應，使 得國家整體財富的迅速累積遮蔽了分配不公，一元發展的建立仍然缺 少社會基礎。所以仍需透過政策運作，使得「拉回效應」能促進一元 發展的社會基礎的形成。
「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已然導致二元發展模式受到極大的挑 戰，與此同時，城市失業率攀升和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也得到遏 止，這些都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徵兆。種種資訊表明，目前中國勞動 力的供給結構，特別是初等勞動力已經從供過於求轉為供求平衡，局 部地區已經出現供不應求，將來有可能出現整體供不應求的局面。到 目前為止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
還是企業的產業組織選擇和技術選擇，或者整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形 成，都是在這種結構特徵下進行的。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逐 漸消失，中國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環境。
因此，由於「拉回效應」的作用，中國勞動力供求形式已然轉 變，尤其是「劉易斯轉折點」的接近，一方面會改變勞動者與企業之 間的談判地位，以及雙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決定中的相對影響力。企 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不得不尋找高素質的勞動者並為此改 善雇傭條件，提高工資水準，勞動者就會有機會與較大的選擇空間，
改變目前雇主和勞工之間過於不平等的地位。
目前中國各地方政府面對缺工潮的普遍因應作為，如北京、上海 及江蘇等地亦採取調高基本工資來因應。以江蘇為例，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上調月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一類地區從 960 元人民幣調整為 1,140 元人民幣，增加 180 元人民幣，上調幅度達 18.75%；而 2010 年 1 月，該省一類地區從 850 元人民幣上調到 960 元人民幣，已增幅 12.95%，兩年漲幅超過 25%。67然而上述因應作為只能治標，如不能 由根本解決二元發展模式，消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則「人口紅利」
必然消失。
作者認為在政策運作上，一方面應徹底解決城鄉人口的差異性不 公平對待，誠如蔡昉所主張，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
新增人口作為市民的意義比作為勞動者的意義更突出，因為對於全體 城市實際居民而言，均等地獲得公共服務比獲得居住權更加重要。例 如一個農民工如果可以獲得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其孩子可以接受義 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如此對他而言，是否具有城市戶口並不重要。未 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將由依靠物質和勞動力的投入，朝向依靠生產率的 提高轉變。68
另一方面，應努力提升勞動力素質。作者認為缺工更準確地解 釋，應該是技術工人的高度短缺。所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對中國的 可持續發展而言，更為重要。因為透過勞動力素質的投資，正是提升 人力資本的最佳方式，如此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正意味著一個更具 有報酬遞增而且更能使經濟可持續增長泉源的形成。誠如蔡昉所言，
「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用品質代替數 量，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69
總之，面對「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逐漸消耗的現實，
中國應主動尋求發展模式的超越，從一元模式的觀點出發，除了將目 前依靠廉價勞動力、壓低生產要素、資源價格增長的發展模式，轉到 更多依靠科技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政策運作，去追求品質的增 長，更應藉由「拉回效應」努力消除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此外，如果貿然產業升級，中國就會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驅趕到低
李欣，〈一片「漲」聲中的中國製造業：外遷還是內移？〉，《華廈經緯 網》，2011 年 4 月 13 日，< http://big5.huaxia.com/tslj/flsj/zz/2011/04/237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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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國發展的挑戰與路徑：大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折〉，頁 11。
蔡昉，〈「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
廉勞動成本的國家去。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中國是一個巨 大的經濟體，而且地區發展不平衡，所以，「雁陣模式」完全可以在 國內各地區之間得到延續。誠如蔡昉所言，沿海地區和內地的工資差 距仍然存在，因此，中西部地區還會保持勞動力相對便宜的比較優 勢。中國可能還要靠自己的區域分工，以延續勞動力進行的比較優 勢，在東中西三類地區形成中國版本的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的 製造業在不斷從東部地區向中部和西部地區轉移。70職是之故，在東部 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條件下，依比較優勢的轉變進行產業結 構的升級，與此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土地成本也相對低廉，則可以相應承接從東部地區轉移出來的勞動密 集型產業。只要不是高耗能、高污染，對廣大中西部而言，也是產業 升級，只要能合理運用本身的比較優勢，也是一個有效率的產業結 構。如此，雖然東部地區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但是，
中西部由於承接了轉移的產業因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由上述
「拉回效應」的結果，正是二元發展結構逐漸走向一元發展的形成。
（收件：2011 年 9 月 16 日，修正：2011 年 11 月 17 日，採用：2011 年 11 月 21 日）
新華汽車，〈中國版的雁陣模式在業轉移中具有指導意義〉，《新華網》，
2011 年 8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1-08/11/c_12184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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