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2
王甫昌認為，在上述定義元素中，前兩項特性比較接近「文化特質」
取向的定義方式，後四項則都和他所謂的「社會位置」取向有關，談的 都是「族群」與其他團體的互動過程中「群體社會行動之凝聚基礎」（王 甫昌 2018b：70）。
最後，由於所謂「文化特質」的界定，「主要是根據現在行動之需 要」（王甫昌 2018b：71）來決定，因此，「在現實中可能已經不復存 在的『共同文化特質』、或原本已經不太具有實質社會意義與功能的『共 同來源』範疇，其實可能反過來是由眼前『共享的不利社會位置』去界 定」（王甫昌 2018b：71）。換句話說，「『共享的社會不利位置』有 可能取代『共享的文化特質』而成為現代社會中（……）界定族群的重 要（……）標準」（王甫昌 2018b：71）。
（二）林開世和黃應貴的符號論：Comaroff 的觀點
至於林開世以滿州鄉為經驗探究對象的論文，則開宗明義就這樣宣 稱：「本文試圖（……）挑戰目前臺灣的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學 科普遍存在的本質論（無論是文化的或生物的）的族群概念，以及那些 以目的論式的框架來進行經驗考察與歷史重建所謂的客家、平埔甚至原 住民的文化與族群的作法」（林開世 2018：259；重點是加上的）。換 句話說，面對「族群」這一概念，林開世的位置既是「反本質論」的，
同時也是「反目的論」的。那麼，對林開世而言，這個「反本質論」式 的族群概念到底是什麼呢？他首先列舉了「族群」概念的兩個「不是」，
之後才說明這一概念的「是」。
首先，它不是像「原生論」者所主張的那樣，「族群性的確存在，
而且還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成分，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在挖掘與重建這個自 然傾向的形成發展」（林開世 2018：262）。30再者，族群也不應該像 工具論或情境論者所主張的那樣，認為「所有的族群性都是因為某些人 群在面臨外來的力量威脅到他們的尊嚴、利益或自主性時，所『發明』
出來的，族群性是為了某種政治或經濟利益所建構出來的」（林開世 2018：262）。
最 後， 在 陳 述 完 兩 個「 不 是 」 以 後， 林 開 世 終 於 參 考 了Carla Schraml 於 2014 年發表的期刊論文，正面寫出以下陳述：
族群性是在不同的時空與社會脈絡下，由那些不同位置的族群 理論建構者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建構出來處理人群差異的符 號，所謂的政治經濟利益本身也是隨著社會文化的條件而定 義。因此，族群現象的研究不是要解釋它的存在，而是要看 它作為一種現象，一旦被建構出來了，是如何被經驗與使用？
（林開世 2018：262-3；重點是加上的）
事實上，類似的觀點，還出現在本文第一節更前面的篇幅中。林開 世引用了Comaroff夫婦在《族群性公司》一書第三章第二小節的素材（見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38），認為族群性是「一套人們用來溝通 以及建構社會關係的符號，本身是寬鬆曖昧，難以嚴格定義……」（林 開世 2018：261）。有趣的是，黃應貴的導論，也大幅引用了 Comaroff
30 林開世也順道批評了他所謂「稍微高明的原生論」（見 Bayar（2009））。這種觀點認 為，「因為被我們所研究的這群人，認為族群是他們根本與永遠的認同的一部分，所 以我們應當尊重接受這樣的宣稱，據此來做研究」（林開世 2018：262）。
評《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
294
夫婦同書同頁（一樣見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38）關於「族群性」
的討論：
它（指族群）既不是單一事務[sic，「事物」]，31也不是分析 的建構。我們最好將它[sic，「它」]32理解為鬆散且不穩定的 符號庫，藉由它們，關係得以建構或[sic，和 ] 溝通；透過這 些符號，文化相似的集體意識才能顯得合情合理；以它們為參 照時，共有的情感變成實質的。族群性的可見內容總是特殊歷 史條件下的產物，這些歷史條件以不同程度衝擊了人類感知，
並由此為社會實踐的動機、意義與物質性提供了架構。我們關 懷的是當下的歷史，或者更精確地說，當下歷史之效應，即，
歷史如何改變族群性被人們所經驗、理解、履行以及再現的方 式。（黃應貴 2018b：5-6；重點是加上的）33
這一定義當然包含了一個以上的陳述，並以「符號庫」、「特殊歷 史條件」和「社會實踐」等關鍵字為核心展開。34這裡並不打算仔細探 究和「特殊歷史條件」與「社會實踐」有關的陳述，而是先將「鬆散且 不穩定的符號庫」當成主要探究素材。事實上，無論是林開世也好，黃
31 原文為 a monolithic “thing”，應翻譯為單一「事物」比較適切（要有括號）。
32 原文為 ”it”，應加上括號。
33 林開世（2018：261-2）也幾乎引用了一模一樣的引文，只是少了最後面的兩句英文原 文（黃應貴譯文的最後一句中文）。當然，兩人的譯文無論是文字選擇或文句結構都 有不少差異，但這不是本文重點。
34 當然，對「族群理論」的學徒而言，我們立刻會想到的，是 John L. Comaroff 發表 於1987 年的著名論文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中所提到的五點陳述（見 Comaroff 1987；另見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此文有中譯版，見 Comaroff 2017）。本文先不細究這些討論。
應貴也好，在借用Comaroff 夫婦之族群定義時，「符號庫」（repertoire of signs）似乎都是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字。從這個理解出發，一方面，
「族群」是一組「符號」，一組由某些特定行動者所建構出來的「符號」，
因此就不完全等同於王甫昌所謂的「文化特質」，因為後者這一語彙有 較強的「自然化」或「物化」傾向。35另一方面，「族群」這種符號又 是「鬆散且不穩定的」，這意味著這一組符號會因為「環境變化」而變 化，會因為「行動者政經利益」的改變而變換其內涵，也會因為「不同 的行動者」而有著不盡相同的詮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