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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連續體」中某個位置的抉擇。換句話說，萬金人有可能會選擇「完全 平埔認同」，有可能會選擇「完全（漢）人認同」，有可能會選擇「平 埔／（漢）人雙重認同」，也有可能會選擇「具備（漢）人成分的不完 全平埔認同」或「具備平埔成分的不完全（漢）人認同」。21作者不該 在一開始就排除了這些「混合認同」的可能性。
第三，本文也存在一些比較屬於技術層次的小瑕疵。首先，筆者同 意黃宣衛（2019：157）的看法，本文前四節談的是屏東縣整體（包括 萬金）之相關現象，只有後兩節是聚焦在萬金，比重上似乎可以再斟酌。
再者，頁229 談到「三皇宮」之「五營」地點時，其相關圖示應該是「圖 二」，而非內文所標註的「圖一」。最後，頁229 所提到的「拜新丁」
儀式頗為有趣，因為這是客家人的用語。如果論及本文所提之「萬金人 和客家人的緊張關係」的這個脈絡（陳怡君 2018：222-4），那麼，這 個所謂「拜新丁」之儀式的由來，似乎可以再花一些篇幅來說明。
（五）林開世：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族群現象」
林開世的這篇〈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 州地區的考察〉，其經驗研究對象就是標題所示的恆春半島滿州地區
「這塊一向被視為人群複雜的地域」（林開世 2018：259）。更進一步講，
本文想以這一區域的材料
21 筆者曾經指導過一篇和「平埔認同」有關的碩士論文（後來由新竹縣文化局正式出版，
見邱美玲 2015），其主要探究對象是具備平埔道卡斯族淵源、但多數都已客家化的新 竹「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就是以「雙族裔認同之連續體 模式」來分析這一祭祀公業成員的族群認同狀態，而歸納出「具有客家血統的平埔 族」、「平埔／客家人」、「具有平埔血統的客家人」、以及「客家人」等族群認同類型。
來挑戰目前臺灣的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學科普遍存在的 本質論（無論是文化的或生物的）族群概念，以及那些目的論 式的框架來進行經驗考察與歷史重建所謂的客家、平埔甚至原 住民的文化與族群的作法。（林開世 2018：259；重點是加上的）
根據本文的描述，恆春半島（包括滿州）的的確確是個「各種人群 陸續聚集融混的地區」（林開世 2018：263）。就滿州的歷史材料來看，
首先，如果就原住民而言，滿州鄉這裡先後搬來了排灣族（17 世紀）；
根源是臺東卑南族、但後來日漸排灣化了的斯卡羅頭目家系（18 世紀）；
以及也是從臺東一帶搬入這裡的阿美族（18 世紀末）（林開世 2018：
264-5）。22再者，就漢人而言，早期移民大多都是來自屏東平原的粵籍 人（始於1796 年左右）；福佬人遷入的時間較晚，要到 1875 年恆春設 縣之後才發生（林開世 2018：265-6）。最後，本鄉還有所謂的「平埔 族」移民，他們也來自屏東平原，時間約略在道光年間（1820-1850 年）
（林開世 2018：266）。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根源上有著上述的多樣 性，但到了21 世紀的現在，滿州鄉在文化上已經是個「典型的福佬人 的地區，居民都使用閩南語，膜拜的神明多數都是臺灣民間信仰中可見 的神明，如：觀音菩薩、五府千歲、天上聖母以及土地公廟」（林開世 2018：274-5）。
為了討論本地的人群分類狀況，作者區別了「官僚式的範疇」和「具
22 這裡所謂的「原住民」、「排灣族」和「阿美族」是筆者所使用的語彙，而非作者自 己的語彙。作者為了避免他所謂「本質論」式的族群概念，在進行這段歷史描述時很 謹慎小心地避掉了「原住民」這一語彙，而是直接使用「排灣」、「斯卡羅頭目家系」、
「阿美人」等標籤，一方面未使用任何「統稱」來指涉這群人，另一方面也未使用「排 灣『族』」或「阿美『族』」的標誌。
評《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
他們的子女，就算從來沒有居住過山地原住民鄉，也還具有山地原住民 身分。另一方面，那些住在滿州、被歸為「平地原住民」的人（有1,292 人，見林開世 2018：273，表二），即使後來因為某些原因遷移到鄰近 的山地鄉居住，無論在那邊住多久，他的身分依然是平地原住民（林開 世 2018：284）。
第三，除了「山地原住民 vs. 平地原住民」，另一組「官僚式範疇」
是排灣族、阿美族和平埔族這樣的區別，可以「在正式文書與學校的課 本中」（林開世 2018：285）看到。不過，這些分類「被使用的機會並 不多，這些區分在現實中意義也不大」（林開世 2018：285），特別是 平埔族，「數目雖然也很高，但早就是隱性的人群」（林開世 2018：
285）。
第四，雖然本地最早進入的漢人是粵籍人士（今天所謂的「客 家」），但是，身處滿州這個已經高度福佬化的地方，「客家」這一族 群範疇在本地已經不再是有意義的社會認同，「也不見滿州鄉民在日常 會話中區分誰是客家誰是福佬人」（林開世 2018：285）。
接下來談「具有彈性的生活範疇」。如果說「原住民」是最重要的 一個「官僚式範疇」之概念的話，那麼，「番」或「人番分類」則是當 地最重要的生活範疇。「在滿州鄉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是比較仰賴
『番』的概念來區別不同的人」（林開世 2018：301）。為什麼呢？
一方面，作者認為，「番」是一個「『前族群政治』的概念，它也 許是貶抑的概念，但是本身並沒有一個集體整合的意涵也不必有本質化 的傾向」（林開世 2018：285；重點是加上的）。更進一步講，「番」
的這個概念，「清楚簡單，很接近一般人的常識，而且這個概念比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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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更為有彈性，更能反映當地複雜的、相對的、不同程度的文明的 認定。相較之下，『原住民』的分類，就比較固定化、本質化，特別 是血緣化，若被歸為原住民就很難再轉換為『人』」（林開世 2018：
301）。
另一方面，「番」的概念雖然是比較清楚簡單、比較有彈性，「但 是正因為過分簡化群體之間的差別，往往會粗暴的把原本不同群體的文 化習俗與實踐儀式，全都化約為一種『番』的範疇」（林開世 2018：
301；重點是加上的）。比如說，對滿州人而言，「番」可以同時指涉 靠山邊的「排灣族」、「斯卡羅」頭人家族所在附近的居民、從恆春搬 入的「平埔族」、以及居住在港口村的「阿美族」，「但是他們之間可 能的文化差異，並不被認真的看待，也時常把一種特定觀察到的風俗，
像拜矸仔，當成所有『番』都共有的」（林開世 2018：301）。
再回到本文一開始作者所設定的主要目的── 對「本質論」式族群 概念和「目的論」式族群回溯進行批判。透過「官僚式範疇」和「生活 範疇」這兩類人群分類方式的鋪陳，作者指出，「非族群觀念的『番』，
這個範疇一方面繼續在一般人的社會生活中運作，一方面也會隨著民 間信仰的擴張和國家『原住民』政策而開始衍生新的涵義」（林開世 2018：298-9）。整體而言，作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的確「讓當代臺灣 的原住民與漢人（閩／粵）的族群分類的矛盾性和任意性都暴露出來」
（林開世 2018：298；重點是加上的）。
這篇論文理論與經驗素材兼具，讀來暢快淋漓，是篇佳作。筆者有 以下幾點評論。首先，這篇論文可以和作者之前探討「族群建構論」的 理論回顧式論文（i.e., 林開世 2014a）一起閱讀，將之當成該理論觀點
的經驗實作版。從這種角度來看，作者的確展現了他所謂「比較嚴格定 義下的建構論」（林開世 2014：223）24觀點的精采應用。
第二，本文的經驗材料十分細緻，高度顯現作者在進行敘事時的深 思熟慮。就以滿州地區「為何在廣東籍人士是多數情況下，這裡會在短 時間內成為閩南語為主的人群？」（林開世 2018：276，註 7）這一發 問為例，無論是作者在此一發問的用語── 廣東籍人士，還是作者謙稱 為「初步推測」（林開世 2018：276-7，註 7）的三個暫時答案 ── 包 括「屏東地區的粵籍人士包含了相當多的潮汕地區的福佬話群體」（林 開世 2018：276，註 7），都彰顯出作者在進行文字敘述時字斟句酌、
小心謹慎的態度。25
第三，對於「原住民 = 官僚式範疇 vs. 番 = 日常範疇」的這個操作 方式（這是本文要旨之一），筆者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對於當下這個時 間點的民族誌材料而言，作者的這一描述或許是對的。但是，如果把歷 史脈絡帶進來（這是本文在不同地方一直在強調的一個重要論點），我 們卻可以發現，「原住民」這一語彙最早的倡議者是成立於1984 年的
「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謝世忠 1987：64），並非國家機器或者是 官僚。更進一步講，國家機器是因為要回應原住民運動倡議者的訴求，
才勉為其難地接受「原住民」這個標籤。另一方面，「番／蕃」長久以 來也是國家機器（特別是清領時期和日治時期）用來進行人群分類的標
24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雖然說自己要遵循 Comaroff 夫妻的看法，將「族群性」理解為「一 套人們用來溝通以及建構社會關係的符號」（林開世 2018：261），不過，作者在本 文中並未明確標明自己在這篇文章所採用的理論標籤，僅僅說本文的立場不是「原生 論」或「稍微高明的原生論」，也不是「工具論」或「情境論」（林開世 2018：
261）。詳見本書評第四節第二小節的討論。
25 簡單講，由於這個敘述所涉及的時間是清領時期，當時的臺灣並還沒有「客家」這一 稱呼，而是以「粵人」來統稱這群來自廣東的移民（許維德 2015：40-50）。很多非 客家研究者不見得會有這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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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當然，她有可能同時也是當時民間社會的用法），只是到了今天，
由於更政治正確之「原住民」標誌的出現，這一語彙才潛隱到民間社會 當中。換句話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原住民」不一定是「官僚式範 疇」，「番」也不盡然是「生活範疇」。
第四，本文的核心論旨，是「人番分類」這組「具有彈性的日常範 疇」在理解滿州人群分類狀況時的關鍵性位置。然而，筆者的疑惑是，
被鄉民描摹為「番」的這些行動者，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標籤的？或者
被鄉民描摹為「番」的這些行動者，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標籤的？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