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檢驗「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與「績效認 知」等個人變項對中國民眾體制運作評價的相對影響力，本段分析步
Chi Kuan)與劉兆佳(Siu-Kai Lau)則運用因素分析，主張華人傳統文化傾向 應包括「崇尚秩序」、「道德國家」與「自我非政治化傾向」等三面向。請 見 Hsin-Chi Kuan & Siu-Kai Lau,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pp. 303-307；楊青(Qing Yang) 與唐文方所採取的文化價值測量為「人際信任」與「階層體系的態度」。請 見 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pp. 424-425。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 89-90.
本文將四分類的態度自變項（如政治興趣、父母驕傲等），運用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五等分的測量刻度轉化為最高 5 分，最低 1 分的「類連續變 項」（不知道、無意見等中立態度給予 3 分）。從統計原理來看，當一順序 變項項次多於五分類時，則將其視為連續變項所得的分析結果，將會與順序 變項的分析結果相當一致。其次，如此的資料處理可以確保分析能包括最多 的有效回答樣本，分析結果將最大程度不會因為遺漏值而產生樣本代表性偏 差。
驟如下。首先，本文將建立一個涵蓋所有變項的「非受限模型」(unre-stricted model)，接著分別建立排除「績效認知」、「傳統文化傾向」
與「黨國動員與宣傳」等相關變項的三個「受限模型」(restricted mo-del)。在一致有效觀察值的設定下，這兩者模型呈現的是「套疊模型」
(nest model)的關係，可透過比較「模型適合度」來驗證何者途徑變項 對解釋中國社會體制運作評價有較大程度的貢獻。若績效認知的解釋 能獲得證實，即大眾政體支持較大程度來自於滿意政府的執政績效表 現，那麼應可發現當不考量「經濟滿意度」及「生活滿意度」等績效 認知相關變項後，模型將損失最大程度的解釋力。
整體分析結果如下表 3 所示，模型 1 為涵蓋所有變項的「非受限模 型」，模型 2 至模型 4 為分別排除「績效認知」、「傳統文化傾向」與
「黨國動員、宣傳」等解釋變項的受限模型。為了解各個變項是否如 理論預期對體制運作評價帶來影響，本文先解釋模型 1 的分析結果。首 先，在控制所有變項後，平均來說受訪者家庭經濟滿意度愈高、生活 滿意度愈高，則其體制運作評價將愈高，係數分別為 0.03 與 0.05，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符合「績效認知」解釋的預期，亦即中國近年 來的經濟發展，以及對民眾生活條件的改善，的確帶來大眾對體制運 作更為正向評價的效果。其次，在考量其他因素後，平均來說受訪者 愈傾向認為讓父母感到驕傲重要、自我認為愈重視傳統者，則體制運 作評價也顯著較高（係數分別為 0.08 與 0.03）。按傳統文化傾向解釋 途徑，由於傳統儒家價值強調社群主義與尊重權威，文化延續性影響 使得愈具傳統傾向者，將對體制運作表達較為正向及肯定的評價態 度。最後，分析也顯示在考量其他解釋途徑後，當受訪者具有較高程 度的政治興趣，則傾向存有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係數為 0.04），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按黨國動員與宣傳解釋，在中國黨國體制下，愈 關心政治與公共事務者，則表示愈大程度將接受到體制灌輸的內容，
因而愈具有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至於黨派成員與媒介使用變項，在 控制其他條件後則不具重要的影響力。除了各變項獨立影響外，從跨
模型比較來看各個解釋變項的係數也相當穩定(robust)，表示三項途徑 相關變項對體制運作評價應大致具有獨立及非重合的解釋力。總的來 說，模型 1 分析結果顯示本文所採的個人層次變項，應分別可大致凸顯
「績效認知」、「傳統文化傾向」與「黨國動員、宣傳」途徑對個人 政體支持的解釋效果。
表3 績效困境與中國體制運作評價：不同來源的相對影響力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s.e. s.e. s.e. s.e.
常數 -0.75 0.12*** -0.43 0.11*** -0.37 0.10*** -0.71 0.11***
男性 -0.02 0.03 -0.03 0.03 -0.01 0.03 0.00 0.03 年齡 0.03 0.01* 0.04 0.01** 0.03 0.01* 0.04 0.01**
教育程度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收入 0.03 0.01** 0.05 0.01*** 0.03 0.01* 0.03 0.01**
黨國動員與宣傳
政治興趣 0.04 0.01** 0.04 0.01*** 0.04 0.01***
黨派成員 -0.07 0.07 -0.05 0.07 -0.06 0.07 媒介使用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傳統文化傾向
父母驕傲 0.08 0.02*** 0.09 0.02*** 0.08 0.02***
重視傳統 0.03 0.01*** 0.04 0.01*** 0.04 0.01***
績效認知
經濟滿意度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生活滿意度 0.05 0.01*** 0.06 0.01*** 0.05 0.01***
Adjusted R2 0.068 0.040 0.053 0.065
自由度 11 9 9 8
RSS 1348.66 1389.49 1371.41 1353.85
F 值 16.12 11.71 15.2 21.0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 分析模型為多元迴歸分析。
***表 p<.001; **表 p<.01; *表 p<.05，分析樣本數為 2,288 個（中國）。
接著，將焦點放在不同途徑變項的相對解釋力上。在控制其他條 件的情況下，相較於模型 1，當排除「經濟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等績效認知及評估變項，則模型 2 的解釋力約降低 0.028（模型解釋力 差異為 0.068-0.040=0.028）；當排除「父母驕傲」、「重視傳統」等 傳統文化傾向變項，則模型 3 的解釋力約降低 0.015（模型解釋力差異 為 0.068-0.053=0.015）；當排除「政治興趣」、「黨派成員」與「媒 介使用」等黨國動員、宣傳變項，則模型 4 解釋力大約減少 0.003（模 型解釋力差異為 0.068-0.065=0.003）。從相對解釋力來看，表 3 顯示 儘管「黨國動員」、「宣傳」與「傳統文化」傾向等變項皆具顯著正 向影響，但相較來說，受訪者體制運作評價較大程度是來自於績效認 知及評估因素（經濟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這符合本文先前 的預期，中國社會的高度體制運作評價較大程度是來自大眾對自身經 濟狀況與生活狀況滿意等績效認知影響的結果。按績效困境解釋，中 國社會由於大眾並未發展出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 持」，大眾對政府各項產出的績效認知不但影響了他們如何看待統治 集團，也連帶決定了他們對體制運作的看法。
除了各解釋途徑的變項，人口基本變項的分析結果也呈現有意義 的研究發現。在考量其他解釋因素下，表 3 顯示平均來說個人的年齡及 收入愈高，則其體制運作評價也顯著愈高。「年齡」的正向影響或許 來自於個人的政治生活經驗差異。年紀較長的受訪者，由於愈能感受 及理解改革開放前後政治生活的差異，因而對體制運作評價愈高，也 愈傾向認為當前體制更為民主。相關研究也顯示，中國民眾認為當前 體制較改革開放前更為開放自由。50其次，「收入」與體制評價的正向 關聯性也顯示個人背景特徵的績效認知影響。收入較高的受訪者，考 慮其他評價因素影響後，對體制運作正向評價仍具有獨立解釋力。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pp. 221-223.
最後，為了全面地掌握中國社會各項政治支持的來源，本文也按 表 4 的完整模型設定，用於解釋「國家社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
與「代表性機關信心」等其他面向政治支持以供參考（見文後附錄 一）。結果顯示「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與「績效認 知」等不同途徑解釋變項，大多對「國家社群情感」、「代表性機關 信心」具顯著正向的解釋力。51由於「國家社群情感」、「代表性機關 信心」兩個經驗指標分別指涉政治社群、執政當局支持，附錄分析結 果也意味各標的政治支持在中國社會具有一定程度相似性質，因而個 人變項係數多擁有相同方向的影響力。其次，這些個人解釋變項皆無 法正面促進「拒絕威權理念」，變項係數方向與「國家社群情感」、
「代表性機關信心」等分析結果相左。52如先前所界定的，「拒絕威權
例外地是，「媒介使用」變項在「代表性機關信心」上出現顯著的負向影 響，這項發現與黨國動員、宣傳的解釋途徑預期相反。近年來亦有實證研究 發現個人媒介使用對政治信任具有負面影響。請見 Xueyi Chen & Tianjian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pp. 84-118。這或許與 中國社會媒介效果研究所使用的理論概念模糊有關。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 並未在概念上區隔「媒介暴露」與「媒介注意」，而是採較為通則的「媒介 使用」概念。理論上，媒介使用應包含「暴露」及「注意」兩項次概念，
「暴露」強調外在資訊環境的性質，例如黨國體制的動員、灌輸效應；「注 意」則關注個人使用媒介時態度傾向，例如較政治練達者，應愈具有接收、
處理政治資訊的意願。在黨國體制下，這兩者可能對個人政治支持具有相反 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代表性機關信心」分析所顯示的媒介使用負向效 果，很可能是反映個人政治練達的程度，而非黨國體制的動員宣傳效應。請 見黃信豪，〈解釋中國社會差序政府信任：體制形塑與績效認知的視角〉，
頁 73。
在「黨國動員與宣傳」、「文化傾向」與「績效認知」等解釋變項中，「政 治興趣」與「父母驕傲」與個人拒絕威權理念具顯著負向關聯性，即對政治 愈有興趣、認為讓父母驕傲愈為重要的受訪者，則其拒絕威權的理念顯著較
理念」彰顯地是大眾一方面支持民主治理形式，另一方面明確拒絕非 民主治理形式的態度，彰顯民主價值理念。在中國黨國體制下，「國 家社群情感」、「代表性機關信心」、「體制運作評價」等指標皆代 表現有威權體制的正當性。因此，「拒絕威權理念」的個人因素分析 出現相異趨勢，應是可以預期的。
本節分析呈現績效困境觀點如何用於解釋中國社會政治支持的來 源。由於中國社會並不具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大眾主 觀上對政府執政績效的認知及評價（經濟滿意與生活滿意等績效認知 因素），較其他因素（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更能解釋大 眾對政體運作的評價。因此，「黨國體制的動員」、「宣傳效果」及
「傳統文化傾向」固然皆有助促進體制運作評價，但由於更重要來源 是大眾滿意政府的施政績效產出，這表示當政府未來無法產出令大眾 滿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則對體制運作否定的不滿情緒也將大
「傳統文化傾向」固然皆有助促進體制運作評價，但由於更重要來源 是大眾滿意政府的施政績效產出，這表示當政府未來無法產出令大眾 滿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則對體制運作否定的不滿情緒也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