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國社會的政治支持：「績效困境」
觀點的檢驗
黃信豪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摘
要
本文從杭廷頓「績效困境」觀點出發，以比較視野解析中國社會 各項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並結合既有解釋釐清大眾政治支持來源。 透過第六波世界價值調查資料分析發現，中國體制運作評價主要來自 代表性機構信心；日、美民主社會體制運作評價則一併反映代表性機 構信心與拒絕威權理念。其次，本文證實相較其他途徑變項，績效認 知變項對體制運作評價解釋力較高。相較文獻多將高政治支持連結共 黨續存，本文將對中國政治支持屬性與體制正當性提出不同的研究意 涵。 關鍵詞：政治支持、績效困境、民主化、中國、世界價值調查壹、前言
對民主或非民主政體來說，探索一國的「正當性」(legitimacy)在 學理與實務上都具有重要意義。若大眾普遍認為國家機關擁有或施行 政治權力屬「適當」(rightful)，則具高度正當性下一國政治秩序便得以 維持；相反地，若政治體系缺乏大眾的認可，則政權將處於秩序崩壞的風險。1不論如何從理論界定正當性意涵，經驗上正當性的討論最終 仍須回到大眾的感受、看法。2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伊斯頓(David Eas-ton)建構的「政治支持論」(political support)已成為探索一國正當性態 度(legitimacy orientation)相當重要的經驗概念。3 近年來隨著調查資料的累積，政治支持的跨國比較研究成果已相 當豐富。4作為當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民主政體，中國的政治支持也相
Bruce Gilley, “The Determinants of State Legitimacy: Results for 72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7, No. 1, January 2006, p. 48.
Stephen M. Weatherford, “Measur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ch 1992, pp. 149-150.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年），頁 1-594；David
East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Issue 4, October 1975, pp. 435-457。
大量政治支持的經驗研究集中在西方工業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西方工 業民主國家近年的代表作請見 Susan J. Pharr & Robert D. Putnam,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62；Russell J. Dalton, Democratic
Challenges, Democratic Choices: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30。
就新興民主國家部分、後共黨國家的研究請見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 Christian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70；關於非洲國家的討論請見 Michael Bratton & Robert Matte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Issue 3, July 2001, pp. 447-474；Devra C.
Moehler, “Critical Citizens and Submissive Subjects: Election Losers and Winners in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Issue 2, April 2009, pp. 345-366。
當受到關注。既有研究不論基於代表性樣本或部分地區調查，皆指出 中國社會具高度政治支持，如大眾相當滿意當前政府表現與民主運
作、5具有高度政治信任與機構信心等。6這些研究對呈現中國民眾如
何看待一黨專政體制相當有幫助，也從大眾層次佐證中國共產黨（以
唐文方(Wenfang Tang)著，胡贛棟、張東鋒譯，《中國民意與公民社會》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8 年），頁 1-222；陳捷(Jie Chen)著，安佳譯，《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 測量與分析》(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廣州：中山大 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254；Zhengxu Wang, “Explaining Regime Strength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2, September 2006, pp. 217-237；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9-237。
Xueyi Chen & Tianjian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Vol. 19, Issue 3, September 2001, pp. 84-118；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2001, pp. 401-419；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Issue 1, March 2005, pp. 155-171；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2, No. 3, July/September 2010, pp. 415-436。此外，近年來亦有研究開始注 意中國民眾對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的評價態度，例如信任中央高於地方的 「差序政府信任」，請見李連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紀雙月 刊》，第 131 期，2012 年 6 月，頁 108-114；黃信豪，〈解釋中國社會差序 政府信任：體制形塑與績效認知的視角〉，《政治科學論叢》，第 59 期， 2014 年 3 月，頁 55-90。
下簡稱中共）如何能在長期、快速的經濟發展下，同時維持政治、社 會穩定。 然而，這些研究多從單一標的、面向來界定政治支持，並未考量 不同標的政治支持及其內在關聯性。基於個案特殊性，既有經驗研究 也多屬中國單一社會探討，未發展比較視野。概念上，政治支持可被 區分為數個不同層次標的物，並非屬單一面向概念。更根本地是，當 面對不同政治評量標的時，大眾很可能具有相異態度。舉例來說，學 者近年來已注意民主社會一方面批判、懷疑執政當局，另一方面卻又 對民主程序、機制高度認可的態度特徵。7那麼，在考量不同標的下， 中國社會政治支持樣態為何？從比較觀點來看，中國政治支持是否如 民主社會按不同標的展現相異樣貌，還是具有特定的內在關聯性？若 有，該樣態又代表什麼意涵？中國社會政治支持是否有其特殊屬性， 其來源為何？ 釐清上述問題對理解中國民意本質相當重要，特別從比較觀點呈 現中國政治支持的性質與體制正當性屬性。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杭廷 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 1970 年代後威權政體落入「績效困境」 (Performance Dilemma)是導致政體轉型的重要原因之一。8本文將帶入
有關「批判性公民」態度的討論，請見 Pippa Norris,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7；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35；近年來臺灣的 批判性公民也受到關注及討論，請見黃信豪，〈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 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2011 年 5 月， 頁 1-34；黃信豪，〈再探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檢驗「批判性公民」解 釋〉，《臺灣民主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153-19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這項論點來分析中國社會政治支持，包括從比較觀點解析不同標的政 治支持內在關聯性，以及結合既有解釋途徑釐清大眾政治支持之來 源。從績效困境觀點論之，當中共追求績效正當性，由於體制缺乏正 當性更新機制，中國社會將不具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 支持」：大眾的政體支持主要來自執政當局評價；相對地，民主社會 的政體支持則因正當性更新機制運作下，一併反映大眾的執政當局支 持與體制價值理念認可。其次，從來源來看，在既有解釋途徑中績效 認知相關因素也較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更能解釋民眾如何 看待政體運作。這些按「績效困境」建構的政治支持樣態與來源，顯 示當今中國政府或許尚未顯露正當性危機，但黨國體制的確具高度 「績效正當性」屬性。9
貳、中國社會政治支持：績效困境的觀點
基於彰顯政治體系正當性意涵，「政治支持」是經驗政治研究相 當重要的核心概念。本文目的在於解析中國社會不同標的政治支持樣 態並釐清其來源。本節將從兩方面梳理相關文獻來發展研究框架。首 先，政治支持的概念與標的區隔為何？又近年的研究焦點為何？其 次，何謂「績效困境」？該觀點與政治支持的聯結又為何？本節將說 明如何從比較視野解釋中國社會各項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以及結合 既有解釋途徑探析大眾政治支持之來源。一、政治支持與體制正當性：概念起源與發展
「政治支持」始於伊斯頓著名的政治系統研究。在系統論中， 按杭廷頓的邏輯，以「績效」作為統治正當性基礎的政權最終將失去大眾支 持，此為「困境」一詞的意義。必須強調地是，本文並無「中國必然走向政 體轉型的意圖或預測」，而是透過這項觀點，來呈現中國社會與其他民主社 會政治支持樣態的異同之處。「支持」是維持政治體系運作的重要輸入項(input)，指的是公開的倡 導、擁護行動。10基於倡導、擁護的正面、肯定性質，政治支持也對體 系運作帶來高度正當性意義。大致來說，支持行動背後應具某種態度 特質所驅使，以此「支持」可界定為個人對特定政治標的，所展現出 「贊同、偏好與正向的態度傾向。」11 伊斯頓認為個人對政治系統的支持，可按不同標的區隔為「政治 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政體」(regime)與「執政當局」(autho-rities)等三項支持。首先，「政治社群支持」是大眾作為共同體其中一 員的情感聯結，也是體系成員團結的根本基礎。這項情感態度象徵人 們具有共同解決、處理政治問題，以及服從價值權威性分配的意願。12 其次，「政體支持」為個人對體系中各項政治活動及典章規則制約的 看法，包括對制度彰顯的價值理念，以及對具體規則與規範運行的評 價。以此界定觀之，政體支持應為一政治體系得以穩定運轉的重要前 提。13最後，「執政當局支持」意指個人如何看待權威機關及其承擔 者，這項態度意謂大眾是否願意表達自身各項需求，以作為政治體系 決策選項參考。14透過上述標的區隔，伊斯頓認為政治支持按性質可區
分為「普涵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 兩者：前者為長期穩定、蓄積的偏好態度，屬針對政治社群、政體整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頁 177-196。
David East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p. 436.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頁 197-220。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頁 221-248。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體的政治支持。基於普涵支持，大眾將願意忍受那些可能損害自身需 求、利益的政策產出；後者則屬個人如何看待個別權威機關的產出， 以及現任者的表現，具短期且易變特性。15考量不同標的支持下，政治 支持論已成為後續體制正當性經驗研究相當重要的基礎，大規模比較 研究也藉此開展。16 既然政治支持得以按不同標的有所區隔，那麼各項政治支持的關 聯性與其彰顯的意義，便成為經驗研究爭辯焦點所在。伊斯頓曾認 為，當成員願意團結解決政治問題（政治社群支持）、體制在價值上 獲得大眾普遍認可，以及運作上獲得肯定（政體支持）、政府能產出 符合大眾需求的決策（執政當局支持），則政治體系將得以穩定。換 句話說，三項政治支持皆具強化正當性意義：任一方面支持的侵蝕， 也都被當作是系統運作的負面訊息。然而，在隨後的著作其卻指出 「普涵支持」與「特定支持」的關聯性是不確定的：並非所有的負面 態度對體系穩定有同等的影響，某些可能導致根本性的變革，某些則 否。17例如，大眾可能不滿國會與國會議員的表現，但不見得要求制度 應 根 本 性 地 變 革 。 換 句 話 說 ， 民 眾 政 治 不 滿 不 必 然 損 及 「 普 涵 支 David East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pp. 436-450.
近年的跨國比較研究請見 Russell J. Dalton, Democratic Challenges, Democratic
Choices: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p. 1-230；Russell J. Dalton & Doh Chull Shin, eds., Citizens, Democracy,
and Market around the Pacific Rim: Congruence The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12；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20；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pp. 1-303。這些著作都採用了「政治支持論」的
原始概念，並加以增添修改。
David East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p. 437.
持」，即引發人們不贊同根本制度安排或不認同政治社群。即便如 此，早期經驗研究仍多強調執政當局支持的正當性意涵。1970 年後許 多經驗研究指出，歐洲、北美與日本等民主國家出現大眾政府信任、 投票參與的一致性衰退。18這些趨勢被認為是民主體制正當性的重大挑 戰，甚至被稱為「民主危機」。19 不同早先的論述，近期政治支持研究開創新的理論意涵。雖然大 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產出懷疑、不滿傾向日增，但他們卻也同時對民 主治理型式展現高度認可。20諾瑞斯(Pippa Norris)指出這些趨勢象徵 「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的興起：「理念上支持民主價值與治 理形式，實際上批判民主運作現況」的態度傾向。而後她也將這項態 度特徵建構成「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概念，並證實這項批判 性態度的後果是帶來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與公民行動主義。21從意涵來 看，基於對民主價值與治理形式的認可與贊同，批判執政當局的態度 傾向或許不像早期研究詮釋的將造成體系正當性衰退，反而是對政府 Hans-Dieter Klingemann & Dieter Fuchs, eds., Citizen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04; Max Kaase & Kenneth Newton, Beliefs i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36.
Michel J.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212;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20.
Hans-Dieter Klingemann, “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ss, 1999), p.
56.
Pippa Norris,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pp. 1-27; 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pp. 1-335.
政策產出帶來優化動力，也有助於法治發展與民主鞏固。22 以上討論說明政治支持概念的起源與發展。在不同標的區隔下， 當大眾高度認可民主政體形式與價值，對執政當局的負面評價不見得 會對政治體系帶來正當性衰退的後果。這表示在民主政體下，大眾政 治 支 持 是 可 被 明 確 區 隔 的 ， 特 別 是 「 政 體 支 持 」 與 「 執 政 當 局 支 持」。這項論點也被民主化理論的績效困境觀點所呼應。接著，本文 將帶入杭廷頓的績效困境，並說明這項觀點如何解釋中國社會政治支 持內在關聯性的樣態與其來源。
二、績效困境與中國政治支持：民主與非民主社會的比較觀
點
「績效困境」來自於杭廷頓著名的《第三波：20 世紀末的民主化 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ry)。 其認為二戰之後威權政體追求績效正當性，是 1970 年中期後出現民主 轉型浪潮的重要起因。23基於二戰後開啟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民 主」一詞在價值上已席捲全世界，非民主政體也常利用民主的說詞、 理由證明其行動正當性。由於民主在價值上的優越，1970 年代以降的 威權政體多揚棄過去主張的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而是以「政績」 (governance performance)作為統治正當性主要訴求；其中，「實現經 濟現代化與促進發展」更是許多威權政體領袖的共同承諾。24 杭廷頓主張，當威權政體開始以追求「績效」作為統治正當性依 據時，將表示這些政體已陷入「績效困境」：以追求績效作為統治正 當性的威權政體，將無可避免走向正當性衰退的後果。25大致來說，這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pp. 3-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46-5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項論點有兩個重要的基礎。首先，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以政績為訴求 的統治集團之正當性將隨著時間而下降。原因是執政者總有部分承諾 無法兌現，大眾對統治當局的懷疑、不滿與挫折感將隨著時間逐漸加 深。其次，當統治者逐漸失去大眾認可，威權政體不如民主體系般， 可經由周期性選舉更換統治集團。杭廷頓認為，民主體系正因為統治 者失去正當性，導致這些體制可從民主程序再次取得正當性，其稱為 「正當性自我更新機制」(self-renewal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s legitimacy)。相對地，由於非民主政體缺乏這項機制，威權統治集團將 會愈失民心，最終面臨生存危機。依此，當統治集團開始以「績效」 作為統治正當性訴求，政治體系是否具定期更換執政當局機制，將是 體制能否長期維持正當性的根本要素，也是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最大 區隔。 「績效困境」的根本假定是：訴求績效正當性的政府最終將失去 民心，且在缺乏權力輪替機制下非民主政權將必然走向瓦解。然而， 杭氏並未考量非民主政權（如中國）可能得以透過媒體、宣傳工作形 塑民眾的認知、評價判準，進而持續產出「有感績效」(perceived per-formance)。26從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現況來看，或許難以判斷 中共政權正當性的前景。27然而，從比較視野來看，「績效困境」觀點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48.
趙鼎新(Dingxin Zhao)同樣指出當前中共政權高度「績效正當性」取向，並 強調績效正當性的不穩定性質；布萊迪(Anne-Marie Brady)則注意到中國壟 斷性的大眾傳媒扮演美化政府施政與強調政府效率的角色。相關論述請見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 No. 3, November 2009, pp. 416-433；Anne-Marie Brady, “Mass Persuasion as a Means of Legitimation and China’s Popular Authoritarianism,”
應可作為理解中國社會政治支持性質的基礎。按標的區隔，「正當性 更新機制」應符合伊斯頓所界定之「政體」標的，與體系政治活動、 典章規則制約相關。從績效困境觀點論之，在正當性自我更新機制運 作下，民主與非民主政體政治支持最大差異將在於前者應具有可區隔 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後者則否。近年民主國家的實 證研究也支持這項觀點：大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不見得損及他們對 政體運作規則的支持態度。在民主社會中，大眾看待、評價執政當局 與政體的態度應是可區辨的。至於威權政體，由於缺乏權力轉移與更 換機制，使其不像民主國家存在可區隔於執政當局之外的政體支持。 民眾對統治集團表現的評價，將連帶影響他們如何看待、評價政體運 作：當民眾滿意統治集團的表現，大眾看待政體運作也會趨於正面； 反之，當大眾對統治當局的懷疑、不滿逐漸加深，對政府如此的負面 情緒也將連帶造成對體制的否定。 按上述的討論，中國社會與民主社會的政治支持應兼具相似／相 異的樣貌。首先，從中國的發展來看，改革開放後中共將黨路線從階 級鬥爭轉而追求現代化建設；1990 年後黨內文件也不斷強調中共作為 執政黨，應作為先進生產力、促進廣大人民需求為代表。因此，當前 中國政府應符合杭廷頓所預期：「晚近威權政體如民主政府般以追求 績效為統治正當性基礎。」依此，本文首先提出威權政體績效正當性 觀點如下： 在政府追求績效正當性下，中國社會的執政當局支持將可強化政 體支持。 「威權政體追求績效正當性」為中國社會與民主社會政治支持的 相似樣態，也是績效困境觀點得以成立之基礎。除了相似的內在關聯 當政權得以持續產出民眾「有感績效」，便不會出現正當性衰退的現象。換 句話說，當績效衰退，正當性困境才會顯現。
性外，民主與非民主社會政治支持按績效困境觀點也具根本差異。在 民主社會中，大眾政體支持除了來自於肯定執政當局績效外，也應來 自認可政體彰顯之價值理念。原因是隨著民主機制的運作，大眾應已 發展出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民眾對執政當局 表現的肯定，固然會強化他們對整體政治體系的支持；不過，當大眾 對執政當局不滿加深，基於認可體制彰顯的價值理念，則如此的不滿 應不至於大幅度削弱民主社會的政體支持。相對地，對如中國的非民 主社會來說，由於缺少權力更新機制，大眾應不具有可區隔的「政體 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對體制運作良窳的看法，主要來自於對 執政當局的評價態度。依此，「績效困境」觀點應也可作為區隔中國 社會與民主社會政治支持不同樣態的重要依據，本文發展績效困境的 比較觀點如下： 中國社會政體支持主要來自大眾對執政當局的肯定，民主社會的 政體支持則同時反映大眾支持執政當局與認可體制價值理念。 從績效困境來看，民主與非民主社會政治支持的差異，主要在於 是否存在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基於正當性更 新機制，民主社會政體支持應較獨立於執政當局支持之外，除了大眾 的 執 政 當 局 支 持 外 也 來 自 對 體 制 價 值 理 念 的 認 可 ： 支 持 「 執 政 當 局」、認可「民主相關價值理念」皆有助於強化「政體支持」。但對 中國社會來說，政體支持應僅主要來自於大眾對執政當局績效的評價 及認知。這項「績效困境比較觀點」，應得以解釋中國與其他民主社 會不同標政治支持的內在關聯性差異。 除了內在關聯性的不同樣態，績效困境觀點或許也有助於理解中 國社會政治支持的來源。如前所述，既有文獻一致指出中國社會具有 高度政治支持。大致來說，文獻對中國社會高度政治支持的來源主要 從「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與「績效認知」三方面提 供解釋。首先，「黨國動員與宣傳」途徑強調在中國黨國體制下壟斷
的政治動員，將灌輸並形塑民眾應服從黨中央領導，大眾在政治動員 的影響下因而存有高度政治支持。在個人層次上，黨國動員效果有兩 項可能影響機制。第一，當個人涉入黨國體系愈深，例如愈關心政治 與公共事務、具有黨員身分等，則較大程度接收到黨政治動員影響；28 其次，黨也可能透過宣傳工具散播黨正面形象及作為的相關訊息。民 眾若愈大程度暴露在這些美化及已篩選訊息環境中，將具有愈正面的 評價態度。29值得強調地是，外界對於中國社會高度政治支持普遍有來 自黨壓抑真實言論，以及大眾政治恐懼的懷疑。然而，到目前為止研 究並沒有發現政治恐懼與政治信任及意見表態的關聯性。30此外，調查 也顯示民眾擔心遭迫害的比例，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顯著降低。31因 此，黨國體制帶來的政治恐懼觀點仍賴進一步經驗發現證實。其次， 「傳統文化傾向」解釋主要從傳統儒家價值切入，強調中國傳統文化 因具有高度社群主義、階層主義與家父長主義色彩，在傳統價值延續 性影響下大眾傾向尊重並服從政治權威。32到目前為止，傳統文化傾向 的實證研究多集中在「機構信心」、「政治信任」等與執政當局標的 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pp. 422-423.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pp. 225-227.
若大眾具有政治壓迫的恐懼，則調查結果應是高度的無反應比例，而非表達 正向的評價態度（如信任、滿意等）。請見 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pp. 159-160。
陳捷(Jie Chen)著，安佳譯，《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測量與分析》(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頁 34-36。
關於傳統儒家文化如何延續形塑個人政治態度傾向，請見白魯恂(Lucian W. Pye)的經典著作。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關聯性較高的經驗指標，33以及傳統儒家價值傾向是否與民主價值、大 眾政治參與相悖的討論。34 相較於上述兩途徑，近年來「績效認知」因素也廣受相關研究注 意。學者從改革開放時期總體的社會經濟變遷出發，主張大眾之所以 存有高度政治支持，主要來自滿意且認可中國政府的施政作為，特別 是 長 期 經 濟 成 長 得 以 改 善 多 數 民 眾 生 活 條 件 。 包 括 「 政 府 機 構 信 心」、「政治信任」及「政體運作評估」等相關變項，皆被證實高度 來 自 大 眾 主 觀 上 對 政 府 經 濟 表 現 之 認 知 與 評 價(perceived perfor-mance)。35從「績效困境」觀點來看，當統治集團以追求績效為統治正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pp. 401-419; 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pp. 415-436.
關於儒家文化與個人民主價值及政治參與的關聯性，許多學者主張由於儒家 文化重視「社群重於個人」、「義務重於權利」、「尊重權威」等價值，因 此華人社會不利於發展民主，也不利於個人投入政治參與。相關論述與實證 發現請見 Hsin-Chi Kuan & Siu-Kai Lau,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1, May 2002, pp. 297-318；Zhengxu Wang,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3, October 2007, pp. 561-579；Tianjian Shi &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October 2010, pp.123-130；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66。
關於政府機構信心的實證研究請見 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pp. 415-436；政治信任的研究請見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pp. 401-419；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當性基礎，則缺乏可區隔政體支持下，民眾對政府作為的滿意與否， 不但影響了他們的執政當局支持，也進一步決定他們對體制運作的評 價（即政體支持）。因此，從這項觀點出發應可發現，大眾對體制運 作的看法主要來自於他們對政府施政的主觀評價及認知；相較之下， 黨國體制動員、宣傳及傳統文化傾向固然可促進民眾的政體支持，但 其影響力應較低。延伸既有解釋途徑，本文預期「績效困境」觀點解 釋中國社會政體支持來源如下： 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與績效認知等因素，皆有助於強 化中國民眾的政體支持；但相較來說，績效認知相關變項對個人的政 體支持應有較高解釋力。 從民主化理論中的績效困境觀點出發，本文將對中國政治支持樣 態提出比較觀點的解釋，並結合既有解釋途徑析論其來源。相關議題 在中國研究雖然近年來開始受到注意，但缺乏比較視野的拓展；且現 有 研 究 皆 強 調 高 政 治 支 持 所 帶 來 的 正 當 性 意 義 ， 即 連 結 「 威 權 穩 定」、「共黨續存」的現況。若本文所發展的比較觀點與來源解釋能 得到證實，則應可對中國社會政治支持帶來新的理論意涵。從比較視 野來看，當中國政體如其他民主政體般強調績效正當性，則在缺乏正 當性更新機制下，大眾政體支持將主要來自於是否肯定執政當局的施 政績效；從來源論之，績效困境觀點預期個人對政府政策產出的相關 績效認知與評估，應較其他因素對政體支持有較高解釋力。這意謂當 前中共政權即使享有高度的政治支持，但體制正當性是高度來自績效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pp. 155-171；政體評價的討論則請見唐文方(Wenfang Tang)著，胡贛棟、張 東鋒譯，《中國民意與公民社會》(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頁 45-66；Zhengxu Wang, “Explaining Regime Strength in China,”
產出的。換句話說，當政府未來無法產出令大眾滿意的社會及經濟政 策，則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情緒也會使他們連帶對體制運作否定，這也 是威權政體績效正當性之「困境」所在。反之，若本文的相關預期無 法獲得證實，那麼表示即便中共無法輸出令大眾滿意的政策產出，仍 得以仰賴其他手段延續、強化黨國體制之統治正當性。總體而言， 「績效困境」主張強調績效產出的威權政體統治危機並非發生在大眾 滿意政府績效的時期，而是當政府績效衰退，大眾對政府的懷疑及不 滿加深之時。透過各項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以及個人因素相對解釋 力的釐清，本文應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政治支持屬性。
參、政治支持的建構與測量：以「世界價值調查」為例
在發展研究假設後，本節接著介紹研究資料與建構政治支持量 表。在研究資料部分，本文採「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以下簡稱 WVS）第六波的調查資料。WVS 主要關注不同國家及 地區民眾的價值取向，其核心問項涵蓋許多不同政治標的情感與評價 的測量，相當適合進行政治支持的跨國比較實證分析。第六波的調查 資料執行時間為 2010-2014 年，涵蓋全世界共 59 個國家與地區，並於 2014 年 4 月底初次公開釋出（第一波釋出 51 個國家及地區）。為尋求 樣本代表性，各國皆採多層抽取與抽出單位大小成比(Multi-stage PPS) 的原則，進行地區隨機抽樣。在抽出地區後，接著隨機抽取受訪者， 並採人口基本特徵事後加權（各國及地區皆成功超過 1,000 個樣本 數）。36 關於 WVS 第六波調查的相關資訊，如各國詳細的抽樣、調查資料，請見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April 29, 2014,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6.jsp>；在中國 的調查部分，WVS 主要委託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執行，相關資訊請 見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World按先前討論，政治支持應可區分「政治社群」、「政體」與「權 威當局」三項支持，我們將先釐清經驗上大眾是否也擁有可區隔的各 項政治支持。本文將政治支持相關問項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了解這些問項背後是否具有可區隔的潛
在變項(latent variable)，各問項的完整問句，請見文後附錄二。37在分 析上，本文將所有 WVS 第六波的調查資料（共 51 個國家與地區，共 72,681 個有效觀察樣本數）皆納入政治支持的面向檢驗，以便接下來 跨社會的比較分析，分析結果如下表 1 所示。表 1 顯示採四因子模型對 解 釋 這 些 問 項 的 模 型 適 合 度 相 當 良 好 ：CFI/TLI 為 0.993/0.983 且 RMSEA 為 0.040，達統計上顯著水準。38總計四因子模型共可解釋所
Values Survey, China 2012: The Final Report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58。
本研究採用 Mplus 的因素分析模組進行分析。該模組的好處是可克服一般因 素分析僅局限分析「連續變項」的缺點，而是能進一步度量外顯類別變數 (categorical manifest variable)背後的連續潛在變數(continuous latent variable)。 因此，Mplus 的因素分析模組更加具有靈活、彈性，可適用在類別與順序變 數上。其次，Mplus 運用的 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參數估計 方法，也能將那些僅有部分資訊的觀察值一併納入分析，並估算出其潛在變 數的值域。換句話說，Mplus 因素分析模組可以克服「項目無反應」(Item nonresponse)的問題。
CFI/TLI 與 RMSEA 為因素分析常用的模型適合度指標，前者主要來自研究 者設定因子模型（待測模型）與基準模型（假設潛在變項之間無相關，又稱 獨立模型）的適合度比較；後者(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則是待測模型與完美適配飽和模型(saturated model)的差距程度檢驗。一般 來說，CFI/TLI 若大於 0.9 且 RMSEA 小於 0.05 則可視為模型適合度佳的因 子模型，請見 Li-tze Hu & Peter M. Bentler,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6, No. 1,
有相關問項約 61.6%的變異量。 表1 區隔政治支持：探索性因素分析 變項 代表性機構信心 拒絕威權理念 國家社群情感 體制運作評價 國家驕傲感 -0.040 -0.063 0.675 0.118 國家歸屬感 0.026 0.091 0.688 -0.064 為國家而戰 0.048 -0.082 0.311 0.033 偏好民主體制 0.063 0.258 0.239 -0.017 拒絕強人專政 -0.006 0.718 0.049 0.000 拒絕專家決策 0.029 0.459 -0.053 0.100 拒絕軍人專政 -0.068 0.530 0.051 0.004 民主運作評價 -0.004 0.022 -0.006 0.724 尊重人權評價 0.157 0.011 0.018 0.531 政府信心 0.749 -0.033 0.064 0.102 政黨信心 0.857 -0.039 -0.081 0.007 國會（人大） 信心 0.928 0.036 0.002 0.007 公家機關信心 0.748 0.037 0.016 -0.054 適合度相關資訊 特徵值 (eigenvalue) 3.598 1.763 1.571 1.081 解釋變異量 61.6% CFI 0.993 TLI 0.983 RMSEA 0.0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 細格內數值為「因素負荷量」(Geomin rotated loadings)。
***p<.001; **p<.01; *p<.05；共 72,681 個有效觀察樣本數（包含 51 個國家
接著，本文從「因素負荷量」來討論這四個潛藏因素的區隔意 義。首先，第一個因子與「政府」、「政黨」、「國會（人大）」、 「公家機關」等機構信心高度相關，因素負荷量從 0.748-0.928。這些 問項主要測量受訪者對政治體系各項具代表性質機構(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的信心，我們將其命名為「代表性機構信心」。按先前的概 念界定，這項因子應是最特定(specific)的政治支持，也是個人針對執政 當 局 各 項 機 構 的 評 價 性 態 度 。 其 次 ， 第 二 個 因 子 與 「 拒 絕 強 人 專 政 」、「 拒 絕 專 家 決 策 」、「 拒 絕 軍 人 專 政 」 等 項 次 正 相 關 （ 從 0.459-0.718），與「偏好民主體制」也具微弱正相關(0.258)，本文命 名為「拒絕威權理念」因子。在民主化文獻中，大眾是否或多大程度 持有拒絕威權體制想法是相當重要的價值理念。39此外，隨著全球化的 浪潮，「民主」一詞在不同的社會漸有規範意義。即使在非民主國 家，大眾亦能清楚表達對民主體制的偏好。40表 1 分析也顯示「偏好民 主體制」項次與「拒絕威權理念」因子存在一定程度正向關聯性。總 的來說，「拒絕威權理念」因子應能反映民主化文獻中「民主支持」 與「威權拒絕」一體兩面的體制價值：一方面拒絕威權體制，另一方 面認可民主體制的想法。 再者，第三因子與「國家歸屬感」、「國家驕傲感」兩變項相關 程度較高（因素負荷量達 0.688、0.675），與「為國家而戰」問項也有 一定程度相關(0.311)。基於這些項次主要度量受訪者對國家的情感依 附，該因子應彰顯大眾對「政治社群」的支持，本文命名為「國家社 在新興民主國家轉型過程中，由於多數民眾具有非民主與民主政治經驗，因 而各種政體形式在大眾心目中應是競爭的狀態。除了對民主體制表達偏好 外，對非民主體制的拒絕亦是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態度，請見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 Christian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 91-119。
群情感」因子。最後，第四因子與「民主運作評價」、「尊重人權評 價」兩問項關聯性高（0.724 與 0.531）。這兩個項次分別詢問受訪者 認為所屬國家政治體制民主程度及尊重人權程度，屬大眾對政治體制 的總體評價，本文命名為「體制運作評價」因子。按先前政治支持的 討論，這個因子意涵著大眾對「政體」整體運作產出的評估。不論在 民主或非民主國家，當民眾認為所屬體制愈民主且愈尊重人權，表示 該體制能產出讓民眾滿意的民主輸出(output)，也愈具正當性。41 總體而言，表 1 分析顯示這些相關問項應具有政治支持理論中所指 涉的不同標的區隔：「國家社群情感」、「體制運作評價」與「代表 性機構信心」分別彰顯對「政治社群」、「政體」與「執政當局」之 支持態度。除了這三項評價態度外，「拒絕威權理念」則反映大眾對 政體彰顯價值理念之認可：一方面拒絕威權體制，另一方面認可民主 體制。從大眾層次來看，這項價值理念對探詢中國未來的可能民主前 景也具理論意義。在建構各項政治支持的經驗變項後，接下來第四、 五節將分別從比較觀點分析中國社會各項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以及 結合既有解釋途徑探析大眾政治支持之來源。
肆、績效困境與中國政治支持：四個社會的比較分析
上節以 WVS 第六波調查為經驗基礎，已證實不同國家及社會的確 存有可區隔的政治支持態度。在本節中，本文選擇臺灣、日本與美國 為對照，進行中國社會政治支持樣態的比較分析。比較這四國政治支 持將可凸顯兩項重要意義。第一，美國、日本、臺灣與中國具有明顯 的民主經驗差異：除一黨專政的中國外，臺灣屬新興民主國家(new 在民主化文獻中，大眾對體制如此「供給面」(supply side)的評估，也對「民 主正當性」有相當重要意義。請見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 E. Gyimah-Boadi,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32。democracies)，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後才進入民主鞏固階段；美、日則 通常被視為民主先進國家(advanced democracies)。這四國的比較可呈 現從民主到非民主（包括民主經驗差異）社會政治支持樣態差異。其 次，中國、臺灣與日本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臺灣與中國更有歷史及 政治的共享淵源。42中國與臺灣、日本的對照得以最大程度考量文化背 景的相似性；而西方政治支持理論大多以美國社會為發想起源，以美 國社會為對照可凸顯東亞社會與中國社會政治支持的特色。
一、中國社會政治支持樣態：與民主社會的參照
本段先比較中國、臺灣、日本與美國等社會的政治支持，整體的 結果如下圖 1 所示（包括 95%的信賴區間）。首先，在「國家社群情 感」部分，中國的平均分數為-0.768，略低於美國(-0.227)，高於臺灣 (-1.312)與日本(-1.314)等東亞社會。國家社群情感的分布或許凸顯民眾 的國家認同，以及對所屬國家當前國際地位及影響力的認知結果。隨 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壯大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民眾對中國政府在國際表 現及作為上將展現更大程度的自信，因而對國家社群展現較強情感依 附。當中國崛起已成為事實，中共不斷灌輸民眾「中國特色」政治、 經濟體制的主張，且民眾也發現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表現相較於西方 「先進」國家毫不遜色。因此，中國民眾對國家社群的自信、情感也 更顯得強烈；相對地，臺灣、日本民眾則無如此強烈的國家社群情 感。 儒家傳統價值如何影響大眾政治態度傾向，一直以來是政治文化學者的重要 研究焦點。近年的代表作請見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 1-366。其比較日本、南韓、臺灣、中國、新
加坡與越南等六個具儒家文化傳統社會的民主態度（包括民主滿意度、民主 支持與民主認知等）與公民涉入觀(civic engagement)。
ᷕ⚳ 冢䀋 㖍㛔 伶⚳ 國家社群情感 炷⚳⭞炸 -1.250-1.000 -.750 -.500 -.250 .000炷↮㔠炸 -.768 -1.312 -1.314 -.227 ᷕ⚳ 冢䀋 㖍㛔 伶⚳ 炷⚳⭞炸 拒絕威權理念 -.150 -.100 -.050 .000 .050 .100 .150炷↮㔠炸 -.011 -.120 .120 .105 -.10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體制運作評價 ᷕ⚳ 冢䀋 㖍㛔 伶⚳ 炷⚳⭞炸 炷↮㔠炸 .399 .287 .023 .127 代表性機構信心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 冢䀋 㖍㛔 伶⚳ 炷⚳⭞炸 炷↮㔠炸 2.448 -.083 -.413 -.397 圖1 比較政治支持：分布與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包含 95%的信賴區間，分析樣本數為 8,213 個樣本（中國 2,300 個、臺 灣 1,238 個、日本 2,443 個、美國 2,232 個）。
其次，在「拒絕威權理念」上，平均來說中國社會的-0.011 分略高 於臺灣的-0.120 分，並顯著低於日本與美國的 0.120 與 0.105 分。這個 分布或許具有以下三項意涵：首先，民主社會的拒絕威權理念高低或 許反映了民主經驗差異。美國、日本社會較高程度的拒絕威權理念可 能由於長期民主經驗累積，大眾因而培養更明確的拒絕威權態度；臺 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較晚，大眾「拒絕威權」的 程度較低；第二，臺灣最低的拒絕威權理念，可能來自部分民眾「緬 懷威權」(authoritarian nostalgia)的政治情結。43基於多數民眾具有非 民主政體的生活經驗，且威權時期國民黨政府成功帶領臺灣經濟起 飛，對比近幾年的經濟發展停滯，受訪者或許在緬懷威權政府的經濟 表現下，較無法表達明確的拒絕威權態度；第三，中國社會一定程度 的拒絕威權理念，或來自長期經濟現代化發展後果與政府宣傳的雙重 影響。另外，社經地位較高的民眾由於具較充分的資源，因而政治能 力較高，能展現出不信任政治權威的態度傾向。44然而，這些民眾卻是 改革開放經濟快速成長下的主要受益者，在中共政權尚維持一定程度 經濟成長下，他們的拒絕威權態度多大程度可反映對中共政權的否 定，仍難下定論。45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共宣稱「人民民主專政」，
Yu-tzung Chang, Yun-han Chu, & Chong-Min Park, “Authoritarian Nostalgia in Asi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3, July 2007, pp. 66-81. 關於現代化與大眾政治取向的關聯性，學者主張隨著社經現代化的進展，人 們將在過程中獲得更多有助政治能力發展相關資源，使大眾出現「自我表達 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相關態度，如傾向不服從、信任權威等。請 見 Christian Welzel, Ronald Inglehart, & Hans-Dieter Klingemann, “The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2, No. 3, May 2003, pp. 341-379。
實證研究指出，相較於民主與其他價值的實現，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穩定仍 是當前多數中國民眾心目中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請見 Zhengxu Wang,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pp. 573-575。
如此「民主」說詞或許較能被那些低社經地位、政治能力民眾所接 受。以此，他們雖然表達拒絕威權體制理念，但不見得反對中共專 政，而是認為中國體制相當「民主」。結合以上兩項原因，中國社會 或能具一定程度拒絕威權理念價值，但這項價值理念多大程度對黨國 體制維繫帶來威脅仍有待觀察。 再者，「體制運作評價」為體制民主「輸出」及「供給」的評 估，具體制正當性意涵。圖 1 顯示中國社會平均的 0.399 分明顯高於其 他民主社會；在其他三個民主社會中，臺灣平均得分最高，為 0.287 分，美國、日本的平均得分則較為接近，分別為 0.127 與 0.023 分。這 個結果反映中國、臺灣兩地的政治體制，較能夠提供讓民眾較感到滿 意的運作結果。在中國部分，儘管離實際的民主體制尚遠，民眾很可 能從政府各項表現來評估其體制運作之良莠。按績效困境觀點，正由 於中國社會並未具有可區隔的「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民 眾很可能因為滿意政府表現，因而對政體運作表達高度評價。其次， 對臺灣社會而言，2008 年方經歷第二次政黨輪替，多數民眾或許因此 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產出存有較深刻體會，使得該項平均分數高於日 本、美國等民主社會。 最後，「代表性機構信心」的分布則充分顯示非民主社會與民主 社會對執政當局評價的不同屬性。圖 1 顯示中國平均得分為 2.448 分， 明顯高於臺灣、日本與美國等民主社會。民主社會較低的執政當局評 價，應彰顯相關研究提出的「批判性公民」傾向。在民主國家中，基 於開放且多元的資訊環境，大眾習於處在批判及監督執政者與相關機 構的氛圍中，這使得民主國家民眾傾向對執政當局與領導人抱持更多 批判及懷疑的態度。三個民主國家各項代表性機構的平均樣態也相當 接近。對比之下，中國的樣態則相當不同。從個體的角度論之，如前 所述黨國體制的動員與宣傳、傳統儒家文化服從威權的傾向，以及滿 意政府的執政績效，皆可能使大眾對各項代表性機關信心明顯較高。 總體而言，相較於其他民主社會，中國社會在不同標的皆展現相對高
度的政治支持，包括「國家社群情感」、「體制運作評價」與「代表 性機構信心」。此外，就具民主化意涵的價值理念上，中國社會「拒 絕威權理念」則顯著低於先進民主國家的美、日，略高於新興民主國 家的臺灣。這些比較分布趨勢，應顯露出當前中共政權在大眾心中具 有高度正當性，也符合經驗研究對中國民意的觀察。
二、政治支持的內在關聯性：績效困境觀點的比較分析
在呈現政治支持的分布後，本段接著績效困境觀點的研究假設。 按先前建構的研究預期，中國政府應如民主政府般以追求績效為統治 正當性基礎：大眾對執政當局的支持得以強化政體支持。其次，民主 社會由於政體運作存有正當性更新機制，大眾應可發展區隔於執政當 局支持以外的政體支持：民主社會的政體支持，將同時來自大眾肯定 執政當局表現與認可民主相關價值理念的影響。相對地，中國由於缺 少權力轉移機制，大眾應較缺乏可區隔的執政當局支持與政體支持： 大眾的政體支持，主要來自他們對執政當局表現之正面評價。 為了驗證以上觀點，本節將以「體制運作評價」為依變項進行不 同社會的比較分析。由於各標的政治支持已由 CFA 粹取出數個標準常 態分布因子，本文採常見的多元迴歸模型進行驗證(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為了凸顯中國社會政治支持的內在關聯性，本段模型分析分 為三個步驟。首先，模型 1 以美國為參照，僅設置「中國」、「臺 灣」、「日本」等社會的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s)，呈現體制運作 評價的社會差異。接著，模型 2 納入其他標的政治支持，包括「國家社 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代表性機構信心」，該設定用來初 步觀察各項政治支持的關聯性。最後，模型 3 納入「國家社群情感」、 「拒絕威權理念」、「代表性機構信心」與「中國」的交互作用項， 以具體檢驗中國社會不同標的政治支持的內在關聯性。另外，模型 3 也 一併納入各項政治支持與「臺灣」的交互作用項。臺灣社會的相關設 定，用來呈現各項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是否將隨民主經驗而有所不同。相較於美、日先進民主社會，臺灣的民主經驗時間較短。若本文 得以發現臺灣社會體制運作評價與拒絕威權理念關聯性明顯不如美、 日等先進民主國家，則或許可為績效困境觀點帶來另一項經驗證據。 分析結果如下表 2 所示。首先，模型 1 顯示相較於美國，中國、臺 灣擁有顯著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日本的體制運作評價則顯著較低。 在未考慮其他變項下，這個結果反映圖 1 的比較分布趨勢。其次，模型 2 顯示各項標的政治支持，包括國家社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與代表性 機構信心，與體制運作評價皆具正向關聯性，係數從 0.09-0.14，達統 計上顯著水準。至於原模型 1 顯著的各社會虛擬變項，中國、日本變得 不顯著，臺灣變項係數則仍相當穩定。這表示中國、日本與對照組美 國總體的體制運作評價差異，可由其他標的政治支持的係數影響解 釋，臺灣的體制運作評價則否。然而，模型 2 僅初步呈現「體制運作評 價」與「國家社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與「代表性機構信心」 在所有社會的關聯性總體樣貌，並不代表各標的政治支持在這四個社 會具相似的內在關聯性。
表2 績效困境與體制運作評價：四個社會內在關聯性的比較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s.e. s.e. s.e. 常數 0.13 0.02*** 0.17 0.01*** 0.16 0.02*** 國家差異 中國 0.27 0.03*** 0.03 0.03 0.06 0.04 臺灣 0.16 0.03*** 0.25 0.03*** 0.25 0.04*** 日本 -0.10 0.03** -0.01 0.03 -0.03 0.03 各層次政治支持 國家社群情感 0.09 0.01*** 0.07 0.01*** 拒絕威權理念 0.14 0.04*** 0.26 0.05*** 代表性機構信心 0.11 0.01*** 0.12 0.01*** 中國社會樣態 國家社群情感*中國 0.05 0.02* 拒絕威權理念*中國 -0.48 0.12*** 代表性機構信心*中國 -0.01 0.02 臺灣社會樣態 國家社群情感*臺灣 0.01 0.20 拒絕威權理念*臺灣 -0.20 0.10* 代表性機構信心*臺灣 -0.02 0.02 Adjusted R2 0.030 0.121 0.125 自由度 3 6 12 F 值 50.08 110.52 57.6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 分析模型為多元迴歸分析，分析樣本數為 8,213 個樣本（中國 2,300 個、臺 灣 1,238 個、日本 2,443 個、美國 2,232 個）。 ***表 p<.001; **表 p<.01; *表 p<.05。 模型 3 為最終的模型設定。考量國家社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代 表性機構信心與中國、臺灣的交互作用項後，這個設定可檢驗中國、 臺灣與美、日等先進民主社會政治支持內在關聯性的差異。納入這些
交互作用項後，則原政治支持三個變項係數為美、日社會的內在關聯 性（國家社群情感、拒絕威權理念、代表性機構信心三者與體制運作 評價）；六個交互作用項，分別代表的是中、臺與美、日關聯性的差 異。為了具體解釋模型結果，本文將一併用圖示方式呈現不同社會政 治支持關聯性，並討論其意義。 首先，就代表性機構信心上，分析結果顯示在美、日等先進民主 社會中，這項執政當局評價態度對體制運作評價具顯著正向影響（係 數為 0.12）：當個人對相關權威代表性機構愈具信心，則具愈高體制 運作評價。這樣的正向影響在中國與臺灣亦然，兩個交互作用項的結 果顯示中國、臺灣社會代表性機構信心與體制運作評價的關聯性，與 美、日等社會並無顯著差異。這項發現基本上符合本文所提出「中共 訴求績效正當性」的預期，如績效困境觀點所指出的，不論民主或非 民主政體，晚近的統治集團多以「政績」訴諸民眾支持。這使得中 國、臺灣與先進民主國家日、美的「大眾執政當局支持影響了政體支 持」樣態相似，亦即對各項代表性機構的高度信心影響對體制運作的 正面評價。 下圖 2 勾勒出各個社會代表性機構信心對與體制運作評價的影響 （控制其他條件後，臺灣仍有明顯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關聯性如上 方直線所示）。儘管各國代表性機構信心與體制運作評價的關聯性程 度相似（即係數無顯著差異），但相對位置卻明顯不同。在考量其他 標的政治支持後，本文將中、臺、美、日四國平均代表性機構信心 （如圖 1 所示 2.448、-0.083、-0.397 與-0.413 分）按模型 3 的分析結 果帶入，預估的體制運作評價分別為中國 0.386 分、臺灣 0.344 分、美 國 0.056 分與日本 0.054 分，與圖 1 分布相當接近。這表示即使這四個 社會「代表性機構信心」與「體制運作評價」的關聯性相似，但中國 明顯高出其他各國的代表性機構信心，應是造成體制運作評價較高的 主要來源。
橼⇞忳ἄ姽₡ ẋ堐⿏㨇㥳ᾉ⽫ -4 -2 0 2 4 1.0 0.5 0.0 -0.5 冢䀋ġ(0.344) 㖍㛔ġ(0.054)伶⚳ġ(0.056) ᷕ⚳ġ(0.386) 炷↮㔠炸 炷↮㔠炸 圖2 體制運作評價比較圖：代表性機構信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圖中小黑點為資料分布，粗黑點為各國預估體制運作評價，括弧內數 字為各國平均代表性機構信心分數。 在拒絕威權理念方面，模型 3 分析顯示美、日等先進民主社會中， 此項價值理念對體制運作評價有顯著正向影響：若個人愈具高拒絕威 權理念，則愈正向評價體制民主運作產出（係數為 0.26），但這項關 聯性在中國與臺灣社會顯著不同。第一，中國社會拒絕威權理念對體 制運作評價的影響，較美、日等社會低 0.48（係數為-0.48），達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大致來說，中國社會拒絕威權理念對體制運作評價的 係數影響約為-0.22（即 0.26-0.48= -0.22）。在中國社會，個人具愈高 程度拒絕威權價值理念，則反而擁有愈低的體制運作評價；第二，臺 灣社會拒絕威權理念對體制運作評價的影響，亦較美、日等先進民主
社會顯著低 0.20（係數為-0.20）。不同於先進民主社會的正向關聯性， 臺灣社會中拒絕威權理念對體制運作評價幾無影響（即 0.26-0.20= 0.06）。下圖 3 上方標示中、臺、日、美等社會拒絕威權理念與體制運 作評價的關聯性示意圖：左方分別按模型 3 的分析結果勾勒出「美、日 社會正相關」、「中國社會負相關」與「臺灣社會無關聯性」的樣 態，右方則是中國社會關聯性的信賴區間。在考慮誤差下，中國社會 的負向關聯性與其他民主社會具顯著的差異。按績效困境觀點，在正 當性更新機制多次運作下，美、日等先進民主社會已更明確地發展出 區隔執政當局以外的政體支持：除了代表性機構信心外，體制運作評 價也來自於對拒絕威權理念認可的影響；相對地，中國社會由於缺乏 權力更替機制，大眾體制運作評價主要來自於代表性機關信心，具有 較高程度拒絕威權價值理念的民眾，反而傾向不滿意體制運作。至於 新興民主社會的臺灣，拒絕威權理念與體制運作評價的關係介於美、 日社會與中國社會之間。隨著民主機制的運作與發展，臺灣社會未來 兩者政治支持往正向關聯性的發展方向或可預期。總的來說，拒絕威 權理念對體制運作評價的影響在中、臺、日、美呈現不同樣貌，應為 「績效困境」的比較觀點提供相當明確的經驗證據。
橼⇞忳ἄ姽₡ 橼⇞忳ἄ姽₡ 橼⇞忳ἄ姽₡ 橼⇞忳ἄ姽₡ ㉺䳽⦩㪲䎮⾝炷⚳⭞㭼庫炸 ⚳⭞䣦佌ねデ炷⚳⭞㭼庫炸 ㉺䳽⦩㪲䎮⾝炷ᷕ⚳ᾉ岜⋨攻炸 ⚳⭞䣦佌ねデ炷ᷕ⚳ᾉ岜⋨攻炸 -2 -1 0 1 2 -2 -1 0 1 2 -2 -1 0 1 2 -2 -1 0 1 2 1.0 0.5 0.0 -0.5 0.6 0.4 0.2 0.0 1.0 0.5 0.0 -0.5 0.6 0.4 0.2 0.0 ᷕ⚳ 伶⚳ħ㖍㛔 冢䀋 ᷕ⚳ 伶⚳ħ㖍㛔 冢䀋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圖3 體制運作評價比較圖：拒絕威權理念與國家社群情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Values Survey,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20140429”。 說 明：左方兩圖為各國預測比較（小黑點為資料分布），右方為中國社會預 測與信賴區間估計。 另外，國家社群情感對體制運作評價的影響，在中國社會與其他 民主社會亦相當不同。按模型 3 分析，美、日等國家社群情感對體制運 作評價具顯著正向影響（係數為 0.07），臺灣社會中這項關聯性則與 這些先進民主國家並無顯著不同。然而，在中國社會，國家社群情感 對 體 制 運 作 評 價 的 影 響 ， 卻 比 先 進 民 主 社 會 更 顯 著 較 高 （ 係 數 為 0.05）。換句話說，在相同程度國家社群情感下，中國社會將較其他民
主社會擁有更高程度的體制運作評價。上圖 3 下方標示這四個社會國家 社群情感與體制運作評價的關聯性：左方分別按模型 3 的分析結果勾勒 出「美、日、臺社會正相關」、「中國社會更高程度正相關」的樣 態，右方則是中國社會關聯性的信賴區間。這項額外的發現，可能跟 中共在理念上宣傳「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制度有關。在官方壟斷的訊 息環境下，大眾若愈具國家社群情感，則愈傾向對體制運作高度評 價。值得注意地是，中共近年加大幅度投入民族情感宣傳力道，如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後大力倡導「中國夢」，強調黨是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保證」等。這些舉措或許也帶來中國社會國家社群情感對 體制運作評價顯著較高影響力的結果。 總體而言，從體制運作評價與各項政治支持的關聯性來看，績效 困境觀點應可作為比較中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各項政治支持樣態的解釋 基礎。首先，與其他民主國家相似的地方是，中國社會代表性機構信 心對體制運作評價具有相當程度正向影響。這意謂當代政體不論民主 或非民主社會，大眾政體支持與執政當局支持皆密切相關，也符合杭 廷頓對非民主政體追求績效正當性的觀察。正由於中國社會明顯較高 的代表性機構信心，使得其體制運作評價高於其他民主社會。其次， 與其他民主國家不同的地方是，中國體制運作評價與拒絕威權理念關 聯性顯著較低，甚至呈現負相關。如績效觀點所預期的，基於正當性 更新機制的缺乏，中國社會不具有可區隔於執政當局支持以外的政體 支持；反之，在民主社會，大眾的政體支持同時來自於執政當局支持 與政體相關價值理念的認可。這表示當大眾對執政當局的表現不滿加 深，民主社會基於大眾對體制相關價值理念的認可，則如此不滿應不 至於全面損害政體支持。對中國社會來說，大眾對體制運作良窳的看 法主要來自對執政當局的評價態度，亦即當大眾對執政當局的表現不 滿，則也將連帶損害政體運作評價。這項政治支持的特性，也呼應了 杭廷頓論述民主體系如何得以維持長期穩定，而追求績效正當性的非 民主政體可能陷入績效困境。最後，中國體制運作與國家社群情感顯
著較高的正向關聯性，應顯見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宣傳強調民族意識的 結果。
伍、中國政治支持的績效困 境來源：不同途徑的相對
影響力分析
上一節證實績效困境觀點如何從比較視野，理解中國社會各項政 治支持內在關聯性樣態。此外，就政治支持來源，績效困境觀點也預 期中國民眾主觀上對政府表現之肯定認知，應是影響體制運作正面評 價的主要因素。本節將從個人因素出發，評估不同解釋途徑進行的相 對影響力。一、個人因素變項建構
按績效困境思路，其他因素（如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 向）固然皆有助於強化中國民眾的政體支持，但績效認知、評估因素 應有較高解釋力。在研究設計上，本文以先前的「體制運作評價」為 依變項，將「績效認知」因素為主要自變項，並納入過去文獻重視的 「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等因素為控制變項。在「績 效認知」因素部分，本文以「經濟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為度 量，這兩個變數測量受訪者對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總體生活狀況的評 估。如績效認知解釋所強調，由於中國民眾滿意改革開放時期長期經 濟發展對改善民眾生活的影響，因而具高度政治支持與評價。儘管個 人衡量政府績效表現的標準不盡相同，但「經濟滿意度」及「生活滿 意度」應是多數民眾普遍擁有的評價態度，且這兩個變項也已被多次 證實影響民眾的政治評價（如政治信任與機構信心）。按此解釋，當 個人愈滿意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則應對中國體制運作表達愈正向評 價。 其次，「黨國動員與宣傳」解釋強調黨國體制下政治宣傳與意識 形態教育，將形塑個人服從體制的支持態度。如前所述，當個人涉入黨國體制愈深，則愈大程度接受到黨政治動員及意識形態教育的影 響；其次，黨也可能透過宣傳，使民眾暴露在較有利於黨統治的訊息 環境中。以此，本文將採「政治興趣」、「黨員身分」與「媒介使 用」為黨國動員及宣傳解釋的測量。按此解釋，若個人與體制關係越 緊密（具有黨員身分、政治興趣愈高）與接受黨壟斷宣傳訊息愈多 （媒介使用程度高），則應能對體制運作表達愈正面評價。在變項測 量上，黨員身分與政治興趣較為直觀；媒介使用部分，本文將一併考 慮受訪者對報紙、雜誌、電視、廣播、手機、電子郵件與網路等多重 媒介使用。由於到目前為止，中共仍對廣播電視及新聞出版採取嚴格 的審查制度，對網路管理也未有放鬆跡象，因而本文將暫不考慮不同 媒介使用的異質性效果（相關檢定請見附錄二）。46 最後，「傳統文化傾向」解釋從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切入，強調大 眾在傳統文化的延續性影響下將較為尊重且服從既有政治權威，因而 傾向對體制運作表達正向評價態度。本文將以「父母驕傲」與「重視 傳統」兩經驗變項為個人傳統文化傾向程度的測量。值得介紹地是， 過去研究對傳統文化傾向的測量並不相同，47本文的度量主要基於以下 就中國的政治環境，新媒介使用（如網路）與舊媒介使用（如電視、報紙 等）很可能對個人政治態度帶來不同的效果。然而，按附錄二檢定，這些不 同管道的媒介使用分布上具高度一致性，因此本文暫不考慮不同媒介使用的 異質影響。 史天健(Tianjian Shi)以「政府官員就像一家之主」、「國家就像大機器，個 人就像小齒輪，無獨立地位」等六項態度測量，結合為一綜合性的「階層取 向」(hierarchical orientation)量表來測量個人儒家價值傾向。請見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pp. 407-408；張佑宗(Yu-Tzung Chang)等人 採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測量亦為一涵蓋「服從父母要求」、「用 人唯親」等相關測量的綜合量表。請見 Yu-Tzung Chang, Yun-Han Chu, & Frank Tsai,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11-14；關信基(Hsin-兩項考量：第一，儒家價值特別重視個人在不同社會關係所應盡之義 務、責任與道德行為，而家庭關係更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核心，例如五 倫中有三項屬家庭關係（父子、夫婦、兄弟）。「父母驕傲」（生活 主要目標是讓父母驕傲）應可作為個人多大程度重視家庭關係的度 量；48其次，「重視傳統」較為直觀，為詢問受訪者注重傳統程度的自 我評估。儘管這兩個問項或許不足以完全代表個人的傳統文化傾向， 但作為研究上的控制變項，應具有理論代表的指涉意義。除了主要研 究自變項與控制變項之外，本文的個人層次分析也控制了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與收入等人口基本背景變項。所有變項的詳細測量問 句、資料編碼與處理過程，列於文後附錄二。49
二、模型設定與相對影響力分析
為了檢驗「黨國動員與宣傳」、「傳統文化傾向」與「績效認 知」等個人變項對中國民眾體制運作評價的相對影響力，本段分析步 Chi Kuan)與劉兆佳(Siu-Kai Lau)則運用因素分析，主張華人傳統文化傾向 應包括「崇尚秩序」、「道德國家」與「自我非政治化傾向」等三面向。請 見 Hsin-Chi Kuan & Siu-Kai Lau,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pp. 303-307；楊青(Qing Yang) 與唐文方所採取的文化價值測量為「人際信任」與「階層體系的態度」。請 見 Qing Yang & Wenfang Ta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pp. 424-425。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 89-90. 本文將四分類的態度自變項（如政治興趣、父母驕傲等），運用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五等分的測量刻度轉化為最高 5 分，最低 1 分的「類連續變 項」（不知道、無意見等中立態度給予 3 分）。從統計原理來看，當一順序 變項項次多於五分類時，則將其視為連續變項所得的分析結果，將會與順序 變項的分析結果相當一致。其次，如此的資料處理可以確保分析能包括最多 的有效回答樣本，分析結果將最大程度不會因為遺漏值而產生樣本代表性偏 差。
驟如下。首先，本文將建立一個涵蓋所有變項的「非受限模型」(unre-stricted model)，接著分別建立排除「績效認知」、「傳統文化傾向」 與「黨國動員與宣傳」等相關變項的三個「受限模型」(restricted mo-del)。在一致有效觀察值的設定下，這兩者模型呈現的是「套疊模型」 (nest model)的關係，可透過比較「模型適合度」來驗證何者途徑變項 對解釋中國社會體制運作評價有較大程度的貢獻。若績效認知的解釋 能獲得證實，即大眾政體支持較大程度來自於滿意政府的執政績效表 現，那麼應可發現當不考量「經濟滿意度」及「生活滿意度」等績效 認知相關變項後，模型將損失最大程度的解釋力。 整體分析結果如下表 3 所示，模型 1 為涵蓋所有變項的「非受限模 型」，模型 2 至模型 4 為分別排除「績效認知」、「傳統文化傾向」與 「黨國動員、宣傳」等解釋變項的受限模型。為了解各個變項是否如 理論預期對體制運作評價帶來影響，本文先解釋模型 1 的分析結果。首 先，在控制所有變項後，平均來說受訪者家庭經濟滿意度愈高、生活 滿意度愈高，則其體制運作評價將愈高，係數分別為 0.03 與 0.05，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符合「績效認知」解釋的預期，亦即中國近年 來的經濟發展，以及對民眾生活條件的改善，的確帶來大眾對體制運 作更為正向評價的效果。其次，在考量其他因素後，平均來說受訪者 愈傾向認為讓父母感到驕傲重要、自我認為愈重視傳統者，則體制運 作評價也顯著較高（係數分別為 0.08 與 0.03）。按傳統文化傾向解釋 途徑，由於傳統儒家價值強調社群主義與尊重權威，文化延續性影響 使得愈具傳統傾向者，將對體制運作表達較為正向及肯定的評價態 度。最後，分析也顯示在考量其他解釋途徑後，當受訪者具有較高程 度的政治興趣，則傾向存有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係數為 0.04），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按黨國動員與宣傳解釋，在中國黨國體制下，愈 關心政治與公共事務者，則表示愈大程度將接受到體制灌輸的內容， 因而愈具有較高的體制運作評價。至於黨派成員與媒介使用變項，在 控制其他條件後則不具重要的影響力。除了各變項獨立影響外，從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