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 1997 年宣稱將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此意味中國 對於在國際社會中形象與聲譽的重視，國家的聲譽(Reputation)決定了 其他國家如何判斷該國的特性，以及如何評估該國的意圖，57具有威脅
Robert O. Keohane &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39-51.
袁易，〈中國與導彈建制：國際規範之挑戰與遵循〉，《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2004 年 6 月，頁 120-122。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性的聲譽可能引發敵對性的回應並惡化安全困境，根據瓦特(Stephen M. Walt)所言，「被視為侵略性的國家極有可能會激起其他國家起而 反制」，58而為因應國際上有關中國威脅論的散播，後冷戰時期的中國 領導人已經認知到必須建立一個合作而負責的形象以試圖消除其負面 的聲譽，59藉以表徵其為體系的維繫者，同時更透過軟權力的強化，試 圖建立起正面的形象。
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在其提出的軟權力(Soft Power)論點中表示，經濟與軍事的實力常被用來改變他國的行為，這 些有形的硬權力(Hard Power)透過誘因（胡蘿蔔）與威脅（棒棍）可 以獲取國家利益；然而，國家也可以透過「權力的第二面向」—軟權 力，以間接的方式得到想要的結果，而國家具吸引力的文化、在國內 外實踐的政治價值、含有合法性與道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與國際制度 參與都可成為國家軟權力的重要來源。60中國對於軟權力的強調，既包 含了現實主義對相對權力的關注，也反映了建構主義對信念與身分的 重視，61中國的國際制度參與有其國家形象的考量，更重要地是，領導 人的新思維驅使其外交政策更為重視國際制度的參與，進而提升中國 參與國際社會的形象。
首先，隨著中國威脅論的散播，中國透過「獨立和平的外交政 策」、「和平共處五原則」、「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發展」等
pp. 14-17.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5.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1-19.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14.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 Stephen D. Krasner, “Pref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ts Golden Anniversary,” p. 33.
論述試圖令其外交政策更形溫和，同時透過「負責任大國」及「走和 平發展道路」的全新認知，62表現在規範跨國行為的國際制度參與 上。63這些觀念的提出，有助於緩解國際上對於中國崛起可能改變國際 秩序的疑慮，為了要展現中國以和平方式走向世界大國的可能，中國 發現只要在不危及其主要國家利益（尤其是主權）的原則下，對於國 際制度的合作性參與，不僅能擴大國家多方利益，同時也能提升國際 的形象與地位。透過國際制度參與途徑，不僅能夠符合中國官方所刻 意摒棄追求「硬權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論調，同時也符合了奈 伊所論及的「軟權力」發展，擺脫日本與德國等崛起強權在 20 世紀所 造成的侵略負面形象。中國領導人對於國際形象（如中國威脅論與負 責任大國）感到敏感，已促使中國更為願意尋求與國際制度的合作，
而不純然觸及物質利益的考量或是制度交易過程中攸關未來獲利的合 作聲譽，而是從國際社會中的威望與地位角度來看待。
其次，由於美國確實能夠影響國際制度的運作，美國的因素也就 成為中國參與國際安全制度的重要因素，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
「接觸」(Engagement)政策成為美國的主要中國政策，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與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皆有意引領中國進入 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與制度中，藉此將中國行為社會化令其遵守國 際規範，期以扮演國際社會中負責任成員的角色，特別是柯林頓政府 的接觸政策及其強化國際制度的自由主義政策，使得中國領導人越來 越重視國際行動合法性及國際社會聲望，同時由於美國在國際體系所
Wen Jiabao, “Turning Your Eyes to Chin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10, 2003, <http://www.
fmprc.gov.cn/eng/topics/wenvisituscaeth/t56076.htm>.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nga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56.
維持的主導性角色，使得中國必須謹慎觀察美國在國際制度裡所展現 的行為效應。
有鑑於美國歷經 911 攻擊事件後，以單邊主義與預防性戰爭所進 行的反恐活動，不僅未能達成預期目標，也使得美國權力運用的合法 性備受質疑，致使其在冷戰以來藉由國際制度所建立起的價值理念遭 致破壞，國家軟權力隨之損傷；而中國則藉由多邊國際制度的參與，
一方面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另一方面則是逐漸在地區與全球層級上 展現更多影響力，使其國際行為更具吸引力而非威脅性，無論是經濟 上的多邊制度－－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或是政治安全的多邊 制度－－如聯合國、核不擴散機制、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六方會談(Six Party Talks)與東協加三(ASEAN+3) 機制等，都足以證明中國已意識到，冷戰後國際多邊制度大幅度的參 與，有助於提升其負責任形象及權力使用的合法性，並提升中國以和 平方式崛起的能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