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容是在2001年經由集體面談結婚的，依文獻了解到，在1999年之前，駐胡 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針對結婚申請人採個別面談，但隨著臺越婚姻盛行，
申請人數大增，導致2000年至2004年採集體面談，且申請者全部過關，缺少了防 弊之效。直到2005年元月，才又改回一對一面談制(顏國鉉，2006，頁86-90)。集 體面談的缺點就是男女雙方未必是在充分了解下才結婚，因此，女方很容易有被 騙結婚的情況發生。
小容：「老公是比較愛挑，他喜歡吃肉，可是他就講紅燒魚、紅燒猪肉那是 越南的，他不要啊！他就要吃台灣的。」(L100062032)
小容：「我們不知道他有喝酒、吃檳榔，是去那邊娶我，完全檳榔甚麼都不 吃。」(L100032323)
不同於婆婆對小容的視如己出，老公愛挑嘴、喝酒、吃檳榔的惡習，讓小容 對老公的描述，沒有一項是正向的。在胡志明市才和老公相處四天，對於老公的 了解想必少之又少，如果老公刻意隱瞞，小容當然防不勝防。小容來臺的時間是 2002 年，對照當時的面談機制，屬於集體面談，加上小容老公並沒有中度以上 殘疾或是耄耋之年，而且面談只是防止假結婚者，並不包括不良的生活習慣，因 此，通過面談是輕易之事。言談中，小容雖有種被騙的感覺，但既已成事實，他 也只好接受，只是喝酒、嚼檳榔，不僅對自己的身體有害，對家人的影響其實更 深。
以資源理論來看婚姻關係，擁有較多資源的一方，例如教育背景、職業專長、
收入等，則有較大的權力與決定權(蔡文輝，2003，頁 174)。而從女性主義中的 父權思想觀點來看跨國婚姻，會發現女性在婚姻中是隸屬、卑微的身份與角色，
加上經濟能力無法自主，則更難擁有權力與地位(張芳全，2009，頁 43)。
小容：「他看我沒有啦！每次都吵架，我就問他，到底你要選那種（檳榔、
煙、酒），還是老婆？他就講，老婆甘願不要啊！」(L100062032)
在婚姻中，丈夫與妻子的權力不均容易導致「家庭暴力」，所謂「家庭暴力」
是指除了以肢體、器械等來攻擊對方之外，用語言來控制，造成心理上的傷害，
也算是家暴的一種(蔡文輝，2003，頁 177)。在老公的心中，小容的地位比不上 酒，如果彼此相安無事，也許小容還不會那麼難受，但老公整天只知道喝酒，在 酒後失控的情緒與語言，是讓小容十分憤怒與委屈的原因。
小容：「他有喝酒就會跟我們鬧，沒有鬧我就鬧婆婆，很討厭！」(L100032332) 早餐店老闆：「他老公很愛喝酒，出門就是要一瓶高梁，不然就是米酒，他 每天都在喝，臉都紅紅的，而且酒後會鬧事，會大小聲。」(B101022882) 小容：「我晚上睡覺就一直想、一直哭，我的命怎麼這樣，早上起來就沒有 看到人了，就跑去喝酒，喝到醉了才回來睡覺，你一個女孩子會不會心裡很 難過！」(L100062032)
「危機」可能帶來正面、反面或二者兼具的影響，但可肯定的是，它是處於 一個十分不穩定的時期。在家庭危機中，酗酒屬於可預期的內在危機壓力源(林 淑玲，2002，頁323-324)。因此，小容老公酗酒的行為，可說是導致家中隨時都 可能產生危機的一顆隱形炸彈。
外籍配偶大多在婚後一、二年便懷孕生子，除了這是一開始就被夫家賦予的 任務(傳宗接代)，另外也是夫家希望藉由親情的牽絆，讓外籍配偶把心留在台灣 (鄭雅雯，2000)。孩子甚至是維繫外籍配偶與夫家之間的橋樑，因為夫家的成員，
為了孩子，必須努力與外籍配偶在生活上做些調適(蕭昭娟，2000)。
小容：「我坐月子，他就早上跑出去玩，喝酒啊！我心裡開始就很難過，我 們女孩子嫁老公，坐月子應該有老公陪啊！我老公為什麼這樣對我！」
(L100062032)
小容說：「我就很恨啊！為什麼你自己的小孩，你這樣對嗎？」(L100062032)
但小容的老公，對孩子似乎不太重視，或者應該是說，他根本就不在乎小容 有沒有留在台灣。小容除了感到心寒，也對老公產生恨意。
第一胎的痛徹心扉經驗，讓小容不想再生第二胎，甚至想以拿掉小孩來發洩 情緒。
小容：「本來我不想生了，那個老二，我很想要拿掉，我氣他嘛！可是四、
五個月了，就不行啊！」(L100062032)
父母所要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三種：生理照顧、管教、引導(林淑玲，2002，
頁 255)。小容的老公在最初期的生理照顧方面，不但沒有營造安全的環境來滿足 嬰兒的生理及情緒需求，反而是讓孩子處於衝突、爭吵不斷的負面氛圍中，可見 婚姻產生問題之後，對日後子女的教養，也容易有問題。
蒼天弄人，當初沒有拿掉的小孩，出生四個月後便夭折，小容也萌生離家出 走意念。
小容：「兒子死掉，我也有一點很想要離開，都不想回來了。可是我就想，
你一個女孩子帶一個小孩子，還有，臺灣你也是沒有很熟嘛！你跑到哪裡去，可 憐的是小孩子而已。」(L100062032)
黃森泉、張雯雁(2003)指出，隨著孩子的出生，外籍配偶由於對孩子的寄望，
讓他們在台灣的決心更加堅定，也因此加倍努力的去適應台灣的新生活。失去了 一個孩子，不能再失去第二個，理智暫時抑制住了悲傷至極產生的衝動念頭。由 此更可發現，小容對於孩子的責任感，比丈夫來的重。
研究顯示「愈高的家庭收入」之外籍配偶，對於婚姻的滿意度也愈高(陳恕 烈，2008，頁124)。呂美紅(2001)的研究也指出，外籍新娘的生活適應情形會因 家庭收入越高，則生活適應情形愈佳。但以夫家有三甲田地的小容為例，他的婚 姻生活卻不像前述文獻所述，存有較高的滿意度。
小容：「是比較不用擔心三餐啦！我知道可憐的還有很多……」(L101010421) 小容：「有一次，我跟老公吵得很嚴重，我就帶小孩子走了。心裡一直想，
婆婆沒有對我怎樣，老公就不要管他就好了，還是先回去煮飯再走好了。」
(L100032334)
經濟收入算是三餐無虞，但夫妻相處不睦也連帶影響了個人適應，儘管婆婆 待小容不薄，但畢竟一段婚姻中，丈夫才是妻子的依靠，這段婚姻帶給小容的，
除了衣食無缺之外，只有爭吵、傷害，委屈到達極限後，小容的內心又開始掙扎 是否要一走了之。
在小容心中，婆婆和小孩的地位已經遠遠超越老公，以致於老公的荒唐行徑 對小容而言，也不再那麼令她悲傷至極，可見小容已經能慢慢將心態逐漸轉化。
小容：「我們小孩子剛出生，不知道他爸爸是怎麼樣的人。我就講我願意顧 他，反正你就救他沒有關係，他沒辦法做什麼，我都會願意幫他照顧到好。」
(L100032334)
心態轉化後的改變，可以從老公生命垂危之時看出，即便曾經恨之入骨，但 過去的已成為往事，為了未出世的孩子，能夠見上父親一面，小容還是願意扛下 照顧可能成為植物人的老公一輩子。
越南曾是中國屬地，佛教在東漢末年時傳入，影響越南也供奉祖先，風土民 情與臺灣差異不大(顏國鉉，2006，頁85)。因此，「宿命」成了小容從一開始決 定嫁來臺灣，認為自己的命不會這麼不好，一直到來臺後面臨不順後自我安慰的 重要觀點。
小容甚至會想：「我到底上輩子欠他什麼，我做壞事那麼多嗎？我這輩子怎 麼這樣啊！」(L100062034)
小容：「因為我就想，我自己選的啊！我就不要講給他們知道，如果給他們 知道，他們就更難過啊！反正這邊（臺灣）什麼事我都會放我自己心裡這樣，
我不會給他們知道。」(L100062034)
小容的大姑曾告訴他，佛教在解釋夫妻之間的關係上，就像還上輩子的債，
目的是希望小容能有所釋懷。但要照顧重病的家人並不容易，尤其面對曾經傷害 自己很深的人，埋怨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心力交瘁之時，小容只能用佛教因果 循環的想法，讓自己的情緒不再更加低落，不能怪別人，更不能向越南的家人訴 苦，因為這一切都是自己上輩子造的業，這輩子償還是應該的，儘管這是一種消 極的作法，但卻能讓心靈暫時得到平靜。
15世紀時，儒家文化入侵，導致越南女性的地位逐漸而全面低落。且又自19 世紀阮朝(Nguyen Dynasty)強調「男性為主」的儒家家庭道德，父系型態便成為社 會主要發展形式，因此儒家對於女性要求的「三從」、「四德」逐漸成為越南社會 對婦女普遍的規範(李美賢，2006)。
小容：「我就是怕比如我現在對他不好，外面的人、隔壁鄰居他會講，喔！
他老婆怎麼心那麼狠。」(L100062034)
雖然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性的地位已大幅提升，但生長在東南亞較落後國家 的小容，教育程度不高，又嫁到偏遠鄉村，不去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是很難的 一件事。印證了林麗珊(2001，頁22-24)所指，女性遵從三從四德後，沒有了自己，
因為女人奉行禮教，才能得到世人的旌表節烈。
小結：
渴望婚姻能帶他脫離困境的小容，勇於嘗試跨國婚姻，將自己寄託給不熟的 丈夫，卻也因此在不完整的制度下，成為跨國婚姻的受害者。而丈夫是女子一生 所託，但小容的老公卻似乎一點都不明白自己應背負的責任。值得令人欽佩的 是，小容能走出「依賴」丈夫的「夢想」，成為堅強的家庭支柱，未因不能託付 而自暴自棄。
從本節討論中，不難發現到，讓小容留下來的關鍵人物是小容的婆婆，先生，
在小容這段婚姻當中，似乎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