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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政治觀點解釋兩任政府對中政策差異
如前章所分析，從國際政治的觀點能夠瞭解美國所面對的結構性壓力，也就 是中共崛起在軍事、經濟、地緣政治實力上升造成美國改變其對中政策的壓力。
但同前所述，中共各層面實力的崛起與挑戰是一個長期的趨勢，而雖中共的實力 仍持續上升，但綜合而言，在歐巴馬至川普政府時代，美中的權力與影響力並未 出現逆轉，也就是若本文希望解釋為何川普政府走向全面制衡的對中政策，則必 須更進一步了解歐巴馬與川普時代，美國國內政治的轉變與領導人認知的轉變，
方能對研究問題有更為全面的理解。
因此，本章試圖以國內政治的觀點解釋為何川普政府時期的對中政策與歐巴 馬政府時期的不同，也就是美國為何會從交往為主、僅部分制衡的對中「圍合」
政策走向全面的、更加強硬的制衡性的對中政策。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 利益團體的觀點，也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圈、商業界以及其他民間團體對中共的態 度轉變來解釋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變。其後，本章將於第二部分引用國內民意的觀 點對前述問題進行解釋。本文認為，傑克遜主義的重新興起對於川普政府的上台，
甚至推動更為強硬的對中政策上，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本章的第三部分則將使 用總統人格的觀點，分析歐巴馬與川普的人格，瞭解這樣的人格對於其對中政策 有何影響。
利益團體之觀點
一、外交政策圈的新共識 (一) 更為強硬的對中政策
美國外交政策圈的主流社群在川普政府時期，已認清了在美國過往以交往為 主的對中政策下，中共不會在政治與經濟上更加開放、不會完全接受西方「以規 則為基準的秩序」，甚至在實力上升後想積極挑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事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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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為支持更強硬、制衡性的對中政策，此種聲浪促進了川普強硬的對中政策。
以往，美國的行政部門、智庫大都支持美國以交往為主的對中政策，與中共維持 建設性的關係，這是過往外交政策圈的一般常識(conventional wisdom)，唯有部分 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在堅持民主、人權的前提下持續的反中、友台，但這樣的一 般常識已出現轉變。1
如前所述，面對中共強勢作為的威脅，川普政府決定走向更全面、強硬的制 衡政策，而這樣的基調為美國國會所接受與歡迎。在一系列的友台與制衡中共的 法案中，民主黨籍的議員大都沒有反對川普政府對中共的強硬主張，反而採取了 支持的立場(如台灣旅行法在參眾兩院皆以全票通過)。在參議院，共和黨議員 Marco Rubio、John Cornyn 聯合民主黨議員 Elizabeth Warren、Charles Schumer 和 Patrick Leahy，形成了一個強力的聯盟推進制衡中共的法案，而眾議院中，類似 的聯盟也經常出現，顯示了兩黨對中共的態度已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2 此外，
新任的國會議員在競選時經常以美中貿易戰、更強硬的對中政策為競選主軸，而 他們當選後也多稱中共為「不公平的貿易夥伴」(unfair trade partner)、「智慧財 產的強盜」(thief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或「地緣政治的對手」(geopolitical rival)，
此種行為除顯示了國會議員認知到強硬的對中政策能夠獲得民眾支持外，也顯示 在美國國會中，強硬的對中政策已形成了跨黨派的新共識。3
過往傾向於民主黨的對中政策學者，多認為應鼓勵中共參與國際社會、與之 建立建設性關係，以在長期使中共走向政治自由化，但這種傾向的民主黨政治菁 英或學者也逐漸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強硬的對中政策已成為了當今外交政策 圈的跨黨派新共識。David Shambaugh 就認為在川普時代，美國國內在採取強硬 政策制衡中共上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這樣的共識尤其反映在政治菁英上。中共 持續拒絕在政治、經濟上自由化與更加強勢的挑戰美國，在歐巴馬政府時期，這
1 Zoe Leung and Michael Depp, “An American Consensus: Time to Confront China,” The Diplomat,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an-american-consensus-time-to-confront-china/.
2 David Shambaugh, loc. cit.
3 Zoe Leung and Michael Depp, loc.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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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行為使制衡中共的觀點逐漸興起，但歐巴馬政府主要仍使用交往與制衡並進 的政策。直至川普政府時期推動更加強硬的對中政策，其將中共定調為「戰略競 爭者」，但這樣的基調並沒有受到國會中多數民主黨人的反對，反而在許多法案 上都投票支持川普的對中政策。4
而即使是 Richard Bush 和 Ryan Hass 也承認，在華府的政策圈中，對中共更 加強硬以制衡中共強勢作為的跨黨派共識已然形成。這樣的政策共識起初由左派 的進步派(progressives)和右派的國族主義派(nationalists)所組成，而後由鷹派的國 家安全專家、經濟國族主義者、結構主義者所認可與加入，認為強硬的對中政策 有助於處理他們各自對中共的顧慮。Richard Bush 和 Ryan Hass 指出，在鄧小平 主政的時代，美國無須擔心中共實力所帶來的威脅，且而後中共團隊延續鄧小平 的理念，持續追求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也讓美國願意繼續支持中共融入國際社會。
但時至今日，中共崛起的實力與強勢作為使許多美國人感到擔憂，而拒絕進行經 濟改革、試圖挑戰美國區域領導地位的作法，使美國各界、尤其是外交政策圈逐 漸傾向於採取更強硬的對中政策。5
Zalmay Khalilzad 曾提出全面的對中圍堵政策需要兩項關鍵因素的配合，也 就是國內必須形成制衡中共的共識，而且東亞區域的盟友與先進的西方國家也必 須配合美國的政策。冷戰結束後，美國民眾對於是否該對中共採取強硬的政策沒 有一致的意見，而東亞盟友與西方國家也沒有全面制衡中共的意願，故美國在冷 戰結束後的「圍合」政策仍在交往與制衡中擺盪，甚至偏向交往而非制衡。6 但 Khalilzad 近期卻也指出，中共經濟實力的上升帶來了其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野 心，美國的「圍合」政策必須從交往為主轉向圍堵為主，美國需要讓中共瞭解試
4 David Shambaugh, loc. cit.
5 Richard Bush and Ryan Hass, “The China debate is here to sta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3/04/the-china-debate-is-here-to-stay/.
6 Zalmay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A.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op. cit., 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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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挑戰美國與現有國際秩序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見 Khalilzad 似也認為從交往轉 向制衡中共的時機已逐漸成熟。7
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菁英或是學者，無論民主或共和黨傾向，美國外交政 策圈的建制派(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都已逐漸轉向支持強硬的對中政策。近 期產出的學術文章的論述也展現了這樣的傾向，從討論如何與中共交往、合作解 決問題至聚焦於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強權競爭，此種共識的產生推動了川普政府 的對中政策、也有助於此種政策的延續。8
(二) 中共是不是敵人?
如前所述，雖然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外交政策圈似乎已經形成了新的對中政策 共識，但不代表外交政策圈沒有反對之聲，事實上，2019 年 7 月由上百名中國 政策專家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上發表一篇題為〈中共不是敵 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公開信，就引起了新的跨黨派共識是否存在的疑問。
此篇公開信中，撰稿者們稱「雖然北京政府近年來的行為令人困擾，而也需要美 國的強勢回應，但我們認為美國政府現在的政策只會導致兩國的關係螺旋向下 (downward spiral)」。9
本篇文章認為，中共既不是經濟上的敵人、也不是當今國家安全上必須在各 種層面上加以制衡的威脅，雖然中共快速增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讓其行為有更加 強勢的趨勢，但許多中共的官員仍是中道、務實而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加強制衡 中共會讓中共境內的國族主義崛起，使這樣的聲音在中共內部消失，美中將走向 全面的對抗。其次，此文也認為即使川普政府對中共課徵懲罰性關稅，美國也無 法阻止中共的經濟成長與獲取更多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中共會朝向其他市場來維 持其經濟成長。另外，美國不應該施壓印太區域的盟友，迫使其在美中間選邊站，
7 Zalmay Khalilzad,” Congage China,”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2017,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congage-china/.
8 Zoe Leung and Michael Depp, loc. cit.
9 James Acton, et. al.,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2019, https://www.wash 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 -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8b6e2cb2f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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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不僅不會孤立中共，反而有可能孤立美國。綜上所述，此文的結論就是美 國應該要維持以往交往為主的對中政策，鼓勵中共的參與與經濟自由化，美國則 必須修改現有的國際秩序與組織，讓中共能擁有其渴望的更大影響力。10
此文一出後，引起了各方的廣泛討論，是否當前美國外交政策圈如同傅高義 (Ezra Vogel)所言，所謂更強硬對 待中共的「華盛 頓 共識」不 存在，還 是這些 學者的言論僅代表了老一派、少數民主黨政治菁英的意見?11 從過往積 極 支持對中交往政策的 David Shambaugh 等人轉向支持更為強硬的對中政策中已 可見端睨，而若從 Kurt Campbell 的言論來看，外交政策圈對中共的看法確實已 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共識。
Kurt Campbell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重返亞太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當 時也反覆重申美國不會對中共進行完全的制衡性政策，而仍希望與中共在多個全 球性議題上合作，讓中共更加整合進現有的國際建制，但 Campbell 的立場卻也 開始出現轉變，認為美國需要更為制衡性的對中政策。其與 Ely Ratner 在 2018 年的文章指出，以交往、合作性促使中共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的政策已然失敗，中 共經濟自由化的腳步與西方國家的期待完全相反而持續停滯，中共經濟的發展只 帶給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並增進了其挑戰現有權力平衡的野心。中共認為美
Kurt Campbell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重返亞太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當 時也反覆重申美國不會對中共進行完全的制衡性政策，而仍希望與中共在多個全 球性議題上合作，讓中共更加整合進現有的國際建制，但 Campbell 的立場卻也 開始出現轉變，認為美國需要更為制衡性的對中政策。其與 Ely Ratner 在 2018 年的文章指出，以交往、合作性促使中共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的政策已然失敗，中 共經濟自由化的腳步與西方國家的期待完全相反而持續停滯，中共經濟的發展只 帶給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並增進了其挑戰現有權力平衡的野心。中共認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