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經濟發展脈絡下財富觀的演變
佛教從印度傳播到中國，由佛陀25時代到人間佛教時代，佛教財富觀變化的歷程 如何？在面對當代經濟科技發展的時勢下，對於金錢合理的使用尤其重要，佛教又 是怎樣看待財富的呢？本章首節探究佛教東傳中國後的寺院經濟型態，主要以近代
中國佛教（明清及民國初期），佛教在當時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及教界之因應之道，及
人間佛教發軔對星雲大師的影響，進而認為佛教要生存、必須有利生事業；第二節 進一步透過佛典譬喻故事、由物質的財富到精神的財富，探討佛教的財富觀，今敘 述如下：
第一節 佛教東傳中國後的寺院經濟型態
「寺院」、「經濟」是什麼？「寺院經濟」和一般的經濟有什麼不一樣呢？隨著
社會形勢的變化，中國佛教帶來古代「三武一宗26」、「廟產與興學27」等法難，教界 是如何因應？其對星雲大師的財富觀提供了怎樣的思維？乃本節闡明的重點，茲略 述如下：
一、寺院經濟型態的演變
「寺院」梵文稱僧伽藍，梵漢並稱則作僧院或僧園為比丘活動的場所；寺院也 是提供僧人居住、修行、說法的地方。因此，寺院必須包含三種要件，有佛像、有 出家修行的人和修行辦道的活動，總之寺院是傳遞佛法的地方。28提到傳遞佛法，我
25 佛教的創始人為喬達摩•悉達多(約前 624-前 544 年)，一般被人尊稱為釋迦牟尼佛或佛陀。
26 指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在中國歷史上，這幾位皇帝 曾經發動過毀佛法事件，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很大打擊。這些在位者的諡號都帶有個武字；
若加上後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三武一宗之厄」在佛教史上稱為「法難」。
http://www.szjt.org/xuexiu_daoh/zhuanti/contents/fanan03.htm(引用日期 2017 年 6 月 1 日)。
27 太平軍復興後的兵燹之難，重創中國佛教；戊戌變法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上書奏準的〈勸學篇〉，
也使得侵占寺產的風潮瀰漫全國。主張改全國寺廟、寺產 70%為學堂之用。其主要目的在提高全 國教育水準以增強國勢。1915 年，袁世凱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例」，將寺廟田產置於地方官吏 管理，開啓地方官吏與土豪劣紳勾結兼併寺產之路。「廟產興學」可說是近代危急佛教命脈的重 大教難。黃運喜：《中國佛教近代法難研究》，台北：法界出版社，2006 年，頁 75－80。
28 王景琳：《中國古代僧尼生活》，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1-8。
們會想到承擔傳遞佛法使命的僧人團體 ― 僧團29。僧團在寺院生活，實際上是一種
佛教實踐活動的具體表現形態，雖然僧人們剃除剃除鬚髮，受持戒律30，穿上袈裟，
朝暮課誦，從事著各種法事活動，但是寺院也存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生活習俗是 不可能完全超凡脫俗。佛教淵源於印度，隨著追隨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的增加，形成 僧團，此一時期的僧團，如何處理經濟活動，後來演變成為原始佛教的經濟觀。
「經濟」在古漢語中，是「經世濟民」的意思。但當今隨著時代變遷「經濟」
一詞，一般的解釋是指人類運用財貨來滿足慾望，所呈現出來的一切行為和狀態，
現在常聽到的有：工商經濟、社會經濟、國家經濟等等。經濟的行為、狀態，最淺
顯易見的是經由金錢來完成。金錢對於人們是很重要的，有句俚語說：「有錢能使鬼
推磨」，出家人也講：「身安則道隆」。但只要提起金錢，一般人總認為學佛的人講錢
有點俗氣，尤其出家人還常提金錢，不免讓人覺得「不大清流」。但時代的變遷下，
寺院生活仍是一種社會生活，經濟問題是必然存在而不容忽視的，而能否建構一套 完善的經濟制度，提供同住的僧眾都安心辦道，即是「寺院經濟」所要解決的問題 重點所在。
再從史實來看，佛陀生活時代的印度，在世時為在家和出家的信眾制定的戒律，
也是佛教最重要的戒律「五戒」：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對於
僧團共住則制定「六和敬31」。制戒之外，佛陀還為僧伽規定了乞食制度要求僧人不 得積蓄資財，須依靠乞討食物和衣物來維持生活，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嚴格禁止 出家弟子不捉持金銀，不允許經濟行為和生產，僧人以托缽為生，後來雖然國王大 臣、居士供養了精舍，信眾供養的衣服，也透過分配，提供僧團大眾，但大眾所需 仍以托缽為主，因此沒有複雜的經濟行為，這是非常原始、單純的寺院生活。
29 佛陀在鹿野苑(位於古印度波羅奈國)，為憍陳如等五人說法，度他們為比丘僧，這是僧團成立的端 緒。
30 佛陀成立僧團，隨著佛法的弘傳，僧人徒眾日增，開始制戒《犘訶僧衹律》載，包括比丘二百五 十條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條戒，沙彌及沙彌尼十戒，在家五戒菩薩戒等。僧依戒住，僧住則法 住，主要目的是為了正法久住。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 1．佛法僧三寶》，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9 年，頁 125-128。
31 即求菩提、修梵行之人須互相友愛、敬重之六種事；據祖庭事苑卷五列舉出「六和」，即：(1)身 和共住，(2)口和無諍，(3)意和同事，(4)戒和同修，(5)見和同解，(6)利和同均。
佛陀涅槃以後，弟子們散居到各地去弘法，逐漸地，生活方式隨社會變遷產生 了變化。到了阿育王時代，東印度的毘舍離城，發生一件戒律上的重大事情，即有
名的「十事非律」。毘舍離是當時印度商業最興盛的地方，金錢往來頻繁，當地的比
丘逐變成定期受人銀錢供養。這種情況被從西部巡化到毘舍離城的長老比丘看見
了，大為震驚，於是召集七百比丘論辯，也就是所謂的「毘舍離城結集」。毘舍離舉
行第二次結集，由於對戒律的看法不同，結果分裂為上座部和大眾部兩派。32依佛制，
僧人不可接受銀錢供養，但以毘舍離城的商業背景，信眾供養銀錢最方便，由此印 度部派時代，僧團的經濟生活型態，在客觀情勢上，已經必須隨著時代、隨著地區 的變遷，有所調整了。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晉至唐間，寺院以淨人33從事生產勞動，至唐中葉後，寺院 獲取土地、勞力的方式有很大的變化，賞賜及施捨來源減少，在經濟生產方面，亦 由依附寺院淨人耕作的勞役地租制，轉變成靠以招佃為主由莊客、客戶或佃戶擔當 的契約租佃制，在這生產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原來負擔生產工作的淨人，逐漸由「為 僧作淨」功能轉變為「為僧眾給待」由寺僧負擔生產工作，對於以開墾長江以南淺 丘為主的禪宗叢林僧團而言，可以減少對招佃人口的依賴與租佃支出，同時也可以 與禪修結合為「農禪制度」，成為近世以來叢林寺院主要的生產制度。34隨著時代政 治、經濟、風俗民情，為了適應形勢的轉變和發展，僧團依賴王公貴族的供養，轉 變到百丈懷海(前 749-814 年)訂下的清規和叢林制度透露了中國僧人不得不逐漸放棄
佛家乞食納衣的傳統，自謀生存，寺田的取得和經營就成為他們重要的謀生之道。35
清末民初時期大陸佛教寺院經濟，因政局不穩定與戰爭、饑饉、天災等因素，
民不聊生，一些不畏因果的佃戶，甚至勾結盜匪，殺害往收租的僧眾，欠租或要求 抗租，造成寺院很大的困擾。共產政權成立之初，大陸佛教在土地國有政策下及各 種政治運動之下，僧眾亦遭遇各種迫害或還俗，寺院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32 釋印順：《華雨集》第三冊，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59。
33 佛教依戒律規定，奉行戒規的行為稱「淨」，否則為「不淨」。印度時代於寺院中，寺院一切收 支，由淨人處理(未行剃染而服種種淨業作務者)，出家人不接觸一切的不淨物。
34 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台北：國際文化事業公司，1990 年，頁 28-29。
35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頁 19-23。
相對於大陸佛教的發展，台灣位居中國東南海外一隅，漢人較有規模的移民經營是 在明末，與西方海權國家荷蘭、西班牙殖民台灣的時間相去不遠，1662 年鄭成功驅 逐荷蘭人後，佛教亦隨同傳入台灣。1683 年鄭克塽降清，開啓閩粵移民來到台灣，
然明清時代閩客移民的宗教信仰，在本質上是以民間宗教為主要型態出現，佛教的 傳入往往亦與此種特質結合，部分僧侶甚至擔任民間宗教寺廟的住持。1985 年台灣 割讓給日本，台灣佛教隨社會變遷，許多佛教寺院依附日本各宗派，齋教發展興盛。
光復初期 1945 年的台灣佛教，具有影響力的僧人，有許多隻身從大陸叢林來台 的僧侶也只能受限於台灣當時的時空背景，無法將大陸叢林制度複製到台灣。因受 限於光復初期尚未都市化階段，大部分的寺院係位於郊區或鄉村區，寺院乃以集約 耕作農物為主要生活方式。民國 42 年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施行，使得台灣佛教經濟制 度以務農維生的寺院經濟轉變為多元化經營維生。無論在鄉村或都市，寺院向走為 經懺道場兼營經懺事業為主；亦有寺院舉辦各類法會、共修讓信徒能在固定時間到
寺院捐獻香油錢等，以信徒的布施開源節流做為寺院經濟收入。36
民國 76 年解除戒嚴，亦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工商社會，鄭志明在〈台灣寺院經濟 資源的運用問題〉文中指出，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規模較小的寺院的經濟經營模式 已無法滿足這些教團的生存需求，加上現代化工商經濟資源的充實供應，讓大型寺 院在發展上可以基金會、講堂，積極地帶動各種宣教弘法的事業，大型佛教團體將 寺院經營理念轉型成非營利事業，此時期可說是寺院經濟由原始佛教的供養制度，
演變到工禪生產而發展出適合現代的經濟制度。37
二、廟產興學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佛教東傳與中國社會發生融合，寺院經濟的演變與佛教廟產發展密不可分。黃
佛教東傳與中國社會發生融合，寺院經濟的演變與佛教廟產發展密不可分。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