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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後金融危機全球化與發展型國家的轉型
以韓國的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為例
全球化經濟發展、民主化壓力與金融危機的發生，挑戰韓國發展型國家典範 的「漢江奇蹟」。在國內民主化壓力下，韓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前，便開始了民 主轉型。為了達到國內政治的民主化，金泳三總統利用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希望 能以市場力量加速國內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並於1995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 1996 年加入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開啟了韓國與全球化接軌的時代。1997 年的 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介入與金大中、盧武炫等總統的政治經濟改革，讓 韓國事實上已經不得不逐步接受全球化的潮流和壓力，改變過去威權發展型國家 的做法，而朝向「不排除國家參與經濟領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
在第四章的論述中，筆者提出了Philip Cerny 對競爭型國家典範的觀點，按 照Cerny 的觀點，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意識型態的最後結果，就是邁向競爭型國 家的道路，且這整個經濟發展意識型態的脈絡，是強調在全球化架構下，各個行 為者的競爭與參與中實現的。與新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相比較，新 自由主義、競爭型國家都沒有排除「國家在經濟領域、乃至於全球化」的經濟活 動參與。Cerny 並且認為，發展型國家與競爭型國家兩種典範，只是不同經濟發 展階段的前後期表現，從發展型國家過渡到競爭型國家是可能的，雖然有成本，
但成本是最小的。
韓國從民主化以來發展型國家的變遷，到金融危機以後採取新自由主義式的 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改革，乃至於在後金融危機時代邁向競爭型國家的發展道路 上，吾人可以發現，這三種經濟發展的典範，都沒有排除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參與。
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我們在觀察韓國在1997 年金融危機以後，韓國在經濟 發展與全球化接軌的同時，國家角色繼續突出的疑惑。然而，國家角色的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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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化經濟時代的韓國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的再浮現，是否就等同於韓國又回 到了過去的發展型國家模式？這是筆者所嘗試想要釐清的。
對於韓國現在經濟發展模式的定位，究竟還能不能算是發展型國家，學術界 有很多爭論。有研究認為，韓國正朝向「新發展型國家」的方向移動，認為韓國 政府在資訊科技產業的介入與推動，有強烈的計畫性，因此提出電子發展型國家 (e-developmental state)的說法(Cho, 2003)。也有學者採取保留的觀點，認為韓國 在金融危機以後，正面臨國家出口產業主力的重組，和由重工業過渡到資訊通訊 產業的第三波革命階段，因此韓國才會在資訊通訊科技產業上，顯現出國家強力 的重點支持和干預，而顯現出一種「發展型國家再浮現」的特徵，這樣的國家能 力再浮現，不應該與民主化後的韓國整體政治經濟情況混淆，韓國在資訊科技產 業上展現某種與過去發展型國家相似的路徑依賴，應該只是個案，不能據此稱韓 國目前仍然是發展型國家(Jitendra Uttam, 2006)。
對於接受全球化與1997 年金融危機後政治經濟調整後的韓國，究竟還能不 能算是發展型國家，吾人必須回到在第二章理論回顧中對於發展型國家的定義去 檢視韓國發展型國家的變遷方向，以求更好的理解韓國發展型國家模式的變遷路 徑。就國內政治經濟結構而言，依照第二章的理論回顧，發展型國家主要具備有 以下四點特徵：一、具有持續發展的意願、二、高度自主性的核心官僚機構（領 航機構）、三、緊密的政商合作關係、四、對發展的產業有所選擇。Johnson 則 歸類出發展型國家有如下細部的特徵(Johnson, 1998)：
相對消費和分配而言，將經濟成長和和生產置於優先順位，並視為國家根本 的行動目標
招募一群高水準、與產業發展相關，且富有紀律的經濟技術官僚
在經濟建設的主要機構中集合技術官僚，負責產業轉型（如日本的通產省、
韓國韓國經濟企畫院和台灣的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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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政策制訂的效率，制度化的連結技術官僚和商業菁英以利在重大決策 上交換資訊和促進合作
將日復一日的特殊利益團體壓力和對經濟成長需要所做的妥協與政策制訂 網絡隔絕開來
藉由混和制度化和指導產業的網絡和控制，例如金融資本的主要社會資源來 執行發展的產業政策
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外部大環境中，由第二章對發展型國家的討論，可以發 現，發展型國家此一標籤的使用，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主要用於描述工業化程 度上屬於後進的國家為了縮小與已經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而採用總體經濟干 預、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結果導向」和「計畫理性」的經濟發展政策。在本研究 個案中，韓國採取發展型國家策略之所以能夠成功，有很大的原因來自於美國在 冷戰時期對其盟國的支持。因此，外部環境的變化，也是我們用以判斷韓國發展 型國家變遷的重要解釋變項。
除此之外，發展型國家最大的特點，在於「產業政策的戰略選擇」。有觀察 指出，韓國在1997 年金融危機的復甦過程中，在資訊通訊科技產業表現亮眼，
資訊通訊科技也成為韓國經濟復甦的成長引擎(Kim Seon-Jae, 2003)。基於資訊通 訊產業的產業特殊性，韓國政府在此產業中投入甚多心力。然而，每一個國家都 有決定自己的產業政策和選擇產業政策的偏好，資訊通訊科技產業只能說是許多 政策中的一個項目而已。發展型國家對於產業政策的選擇，主要來自於技術官僚 組成的領航機構對於經濟政策的一連串計畫，並交由國家所選定、特許的商人資 本（韓國的例子為財閥）來執行，領航機構對於經濟政策的決定有相當大的權限，
並對執行的過程有較高的強制性與約束力，獲得消息的來源充足，而領航機構在 實際上，也經常扮演行政干預和行政指導的作用。其中的聯繫紐帶，來自於國家 對商人資本最需要的「金融資源」的控制，和因此所形成的政府、財閥與國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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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間的三角關係。政治經濟改革以後的韓國，在資訊通訊科技產業中，是否依然 存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也是吾人據此判斷韓國發展型國家變遷的主要依據。
從第二章中對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操作化，和第四章對於發展型國家核心的
「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再浮現」的討論，本章擬以韓國的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為 例，論證金融危機以後的韓國發展型國家的變遷。筆者之所以選擇以韓國的資訊 通訊科技(ICT)產業作為例子，一方面是因為韓國的資訊通訊科技產業扮演了後 金融危機時代，韓國經濟復甦與成長的主要引擎，1997 年，ICT 產業只佔了韓 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 7.7%，到了 2000 年，則提高到了 15.3%。ICT 產業對國 內生產毛額GDP 的貢獻，從 1999 年的 34%，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46%。從 1995 年到2006 年之間，資訊通訊科技製造業佔總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的百分比，從 16%
增加到了21.1%，整整多了 5.1%，顯示出 ICT 產業在後金融危機對於韓國經濟 發展的重要性 (Kim Dongcheol, 2009: 2)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該產業的研究發 展費用龐大，一般的私人企業集團，往往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經費，韓國在資訊 通訊科技產業的研究與發展費用的投入與關注，符合金融危機以後實際發生的狀 況，適合用作為分析國家在後金融危機產業發展介入的例子。
第一節 全球大環境的轉變與韓國資訊通訊產業的興起
1980 年代開始，韓國有感於資訊產業要是落後，於經濟成長將是一個不利 因素，復以韓國與美國在資訊產品貿易上的衝突。被美國鎖定為市場的韓國，展 開一系列的發展計畫，以避免資訊產業在韓國被外國所壟斷。主要的目標既然在 此，但國內生產對資訊產品的生產能力還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即「動用購買能 力」，買下外國的公司、技術，或是與其共同研究開發，發以生產執照的方式，
協助國內產商在資訊產品的生產與製造。這就是韓國在資訊產業啟動「新追趕」
策略的模式，這樣的模式有別於過去「發展型國家」的傳統路徑。原因而在？過 去的發展型國家模式，主要是保護國內市場，動用許多國家政策工具，或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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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金融援助的方式，指定國內主要財閥從事生產製造，並以反向工程的方式，模 仿和學習外國的核心技術。
韓國自民主化時代以降，對於資訊通訊產業的發展，雖然是由國家所提出，
但主導的方向是以實現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導向為主要考量，並沒有刻意採用 對國內市場採取鎖國的保護政策。以國家的力量，英美商業的規則，藉由國家出 資購買外國公司，引進新的技術和與國內廠商一同研究開發，充分展現出韓國在 資訊通訊科技產業新一輪世界競爭與較勁當中的靈活性與務實性。國內學者秦宗 春認為，對於科技發展的後來進入者(late comer)而言，可以透過跨國企業的投 資，或是來自海外公司在本國科技領域的投資，獲得先進的科技、製造過程，和 管理技能，更可藉著這些企業已有的海外市場，為產品打開通路。而這樣的策略 對於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尤其重要（秦宗春，2010），加上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 的世紀，知識經濟的先進與否對一個國家在後工業化世界經濟分工的角色相當的 重要。然而，資訊科技的發展，必須投入大量的研究發展成本(Research and
但主導的方向是以實現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導向為主要考量，並沒有刻意採用 對國內市場採取鎖國的保護政策。以國家的力量，英美商業的規則，藉由國家出 資購買外國公司，引進新的技術和與國內廠商一同研究開發，充分展現出韓國在 資訊通訊科技產業新一輪世界競爭與較勁當中的靈活性與務實性。國內學者秦宗 春認為，對於科技發展的後來進入者(late comer)而言，可以透過跨國企業的投 資，或是來自海外公司在本國科技領域的投資，獲得先進的科技、製造過程，和 管理技能，更可藉著這些企業已有的海外市場，為產品打開通路。而這樣的策略 對於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尤其重要（秦宗春，2010），加上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 的世紀，知識經濟的先進與否對一個國家在後工業化世界經濟分工的角色相當的 重要。然而，資訊科技的發展，必須投入大量的研究發展成本(Research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