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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發展型國家模式，曾經帶領著以日本為「雁行之首」的其他「亞洲四小龍」，
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將近20 年持續高度經濟發展的東亞經濟奇蹟。這樣 的發展模式，也不斷地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和引發熱切的討論。本研究個案的亞洲 四小龍之一－韓國，曾受到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的重創，卻又在十年以後的光 景，重新展現亮眼的成績，不禁令筆者好奇，想要一窺究竟。筆者所試圖要釐清 的是，一方面基於對全球化時代，對這套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持續性和適用性感到 好奇，另一方面，也想探究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重新恢復的過程中，此套模式是 否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若答案是肯定的，那是什麼理由導致金融危機？若答案 是否定的，為什麼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卻又可以觀察到韓國國家的角色在經濟發 展上再次突顯？全球化對這發展型國家這套理論又有什麼影響？
基於這樣的出發點，筆者嘗試著以單一個案，以金融危機的發生作為前後分 期的方式，分析比較在不同時期的韓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以及不同時期韓國國 家對於經濟的介入與發展的表現方式。所得出的結論是，目前的韓國雖然看起來 仍有國家介入經濟發展的痕跡，但路徑已非舊有的威權發展型國家的模式，而是 朝向比較強調市場競爭、創新的競爭型國家路徑。
所持的理由是，綜合第三章到第五章對韓國整體政治經濟環境轉變的分析，
和後來產業發展的策略來看，有幾項證據支持說明，韓國新的國家發展方向在金 融危機以後的這十幾年來，是比較傾向於邁向競爭型國家，而非重新回到舊有的 發展型國家道路。這一方面來自於全球化、民主化壓力從內部、外部對韓國的挑 戰，也有部分的原因來自於國內政治經濟結構在1997 年金融危機以後的重整，
改變了政商關係的過去生態，還有很大的部份，來自於全球化底下的知識經濟時 代，產業競爭與特色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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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筆者第三章所分析的，就國內政治經濟環境而言，韓國發展型國家 在1987 年以來，一直到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國內政治面臨了國內民 主化的挑戰，政商關係過於緊密的長久發展，不但逐漸偏離所謂的計畫理性，也 造成了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的衰落。國內勞工要求更好的待遇，顯示出經濟發展 伴隨著民主化的要求，和工資上漲對成本競爭優勢的流失，導致須具備有一定國 內外條件配合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在韓國民主化的階段，已經衰落進入尾聲。
第二、如同在第四章所分析的，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以後，雖然金大中政府 採取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然而韓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環境，從過去以來一直 是個威權發展型國家的模式，一時之間，韓國要面臨失業率大增的問題，不太能 像一般認知的柴契爾和雷根的作法般，採取「有限政府」的方式進行改革，反而 必須擴大政府的職能，以擴大國家的社會福利的方式，取得廣泛的社會支持，並 且穩定民主化的成果，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也包含了執政當局對選舉的考 量。這樣「大政府」的路徑，使得發展型國家衰落以後的韓國國家，重新拾回了 國家自主和國家能力，因此產生了一種普遍認知中，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過程，
國家多半會朝向有限政府、小政府改革的矛盾現象。但韓國的政治經濟改革，仍 然是與新自由主義是一致的，不但放棄了國內的保護政策，以補足了過去市場失 靈的缺口。另外，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並未排斥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參與，韓國在 後金融危機中，表現和突顯出國家作為經濟領域主要行為者之一的積極參與全球 化，並且以再管制的方式，規範和避免過去激進自由化所可能導致的市場失靈。
第三、就第五章的韓國產業發展的論述中，韓國產業政策的重點突出在「資 訊通訊科技」相關領域的產業，然而韓國政府對「知識經濟相關領域的科技產業」
的關注，卻早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就已經開始，而且是在「民主政府」下所推動。
金泳三政府在1986 年通過「產業促進法」(Industrial Promotion ACT) (Lim Haeran, 2010: 198)，並推出一系列的「計畫」。顯然地，即便在民主政府的時代，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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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已經意識到在國際出口市場上，隨著國內勞動工資的要求提高，以及面臨 來自亞洲其他新興國家，如中國大陸的成本優勢，必須調整產業結構。雖然這些 計畫，並沒有因為金融危機以後的政治、經濟重整而有所中斷，反而表現出一種 後金融危機的「國家支持」，並與財閥共同參與合作的態勢，但並不能因為國家 在金融危機以後對於資訊產業的支持，而認定韓國就此回到發展型國家的模式。
第四、對於產業政策的支持，韓國國家的介入方法與手段，有別於過去，也 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國內政治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為了全球化 競爭壓力的產業升級，過去發展型國家的模式，在這樣開放性的國際競爭環境 下，與國內民主化以後的政治條件，逐漸受到壓縮。
過去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模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威權指導關係，國家對於經 濟政策的介入，從直接補助、到總體經濟政策的廣泛介入，追求經濟成長，以充 分就業為目標，和為了後發國家後來居上的「結果導向」做法，在面對1997 年 金融危機以後，政治經濟改革，除了經濟目標以外，還有民主化的政治目標，並 且為了保持國家在全球化的「競爭優勢」，國家自己也參與了經濟發展的某些部 分，以吸收成本的方式，間接促進競爭優勢的達成。國家不再如同過去，以直接 的金融援助作為扶植大財閥的手段，反而是透過教育、研究發展等基礎建設的間 接補助，吸收了主要經濟活動的成本，以促進市場競爭的「目標導向」，作為主 要特點。
最後，金融危機後韓國國家能力的再浮現，符合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潮 流，也與競爭型國家的假設一致。全球化時代競爭壓力的加劇，和國家作為主要 經濟行為者之一，長久以來有其主動性和自主性，在面對競爭與挑戰，國家作為 行為者，對經濟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與新自由主義有牴觸之處。競爭型國家模式 作為新自由主義環境中一個經濟發展典範，認為發展型國家是邁向競爭型國家的 一個過渡階段，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介入的角色，從「計畫理性」到「市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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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後金融危機時代，韓國的國家目標，一如過去1960 年代，韓國從輕工 業轉變向重工業發展的做法一般，當製造業在韓國逐漸因為亞洲區域中，中國的 興起而逐漸喪失「比較優勢」的時候，資訊通訊科技產業(ICT industry)卻成為韓 國經濟成長和出口的動力。國家作為經濟領域的主要行為者，以協助和合夥的方 式，幫助國內企業廠商取得產業中的領導地位、競爭優勢、和市場開放性，或許 才是韓國能在發展型國家衰落、金融危機發生以後，能夠朝向競爭型國家邁進的 主要原因。
最後，筆者必須提醒讀者的是，基於研究個案的特殊性，雖然本論文嘗試論 證韓國發展型國家的變遷，並指認其變遷方向，因而提出韓國朝發展型國家邁進 的研究結論。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和民主化時代的民意多變性，筆者也觀察到了，
韓國在2008 年，是由現代集團總裁出身的李明博當選總統，似乎標誌著另一種 韓國發展型態的來臨，由財團背景的私人企業主管當選國家領導人，這樣的政商 關係，可能不是傳統發展型國家所能解釋的。因為本論文的研究設定，無法涵蓋 到後續的發展，本研究希望能夠拋磚引玉，並希望能夠對這個研究領域，提供筆 者微薄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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