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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邁向競爭型國家之路－
危機後韓國國家能力的再浮現
究竟韓國在1997 年遭遇金融危機重創後的國家復甦與發展，完全擺脫了過 去發展型國家的舊有道路，轉型蛻變成新古典經濟自由放任？還是仍然保留過去 經濟發展脈絡上的某種路徑依賴？是在原有發展型國家模式上，維持國家在經濟 發展上的廣泛介入？還是已經轉型成某種國家與市場調和的另類經濟發展典 範？此一問題引起許多學者廣泛的討論。有學者認為，韓國已經轉向新自由主義 的道路(Iain Pirie, 2005)，有學者則認為，發展型國家典範正處於一種變遷的階段 (Wong Joseph, 2004)，有的研究則認為，「韓國公司」(Korea Inc.)式的發展型政 權已經消失，但發展型國家仍舊存在(Lee Sook Jong & Han Taejoon, 2010)。也有 研究指出，韓國仍然保有其發展型國家的歷史遺緒，將朝向新自由主義經濟典範 轉型的路上，保有其歷史發展的路徑依賴(Jang, 2000)。有學者認為，韓國已經從 發展型國家轉變為「後發展型國家」或「市場驅動型國家」(Kim, 1999, 2005)、
規範型國家(Lee Yeonho & Park Taeyoun, 2009)。更有學者給了現在的韓國「彈性 發展國家」(flexible developmental state)、「電子發展型國家」(e-developmental state) (Cho, 2003)的說法。另外，筆者也發現，另有研究則採取中間說法，稱韓國正處 於「新自由主義和發展型國家之間」(Lim Hyun Chin& Jang Jin Ho, 2006a)。Linda Weiss 則認為發展型國家的內涵(concept)，應放寬調整，堅稱國家在經濟發展上 有其不可磨滅的角色與地位，將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空間與角色予以排除，似乎 言之過早(Linda Weiss, 2000)。
由在第三章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在1997 金融危機發生的前十年，韓國發展 型國家的模式已經帶領了韓國歷經了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的產業轉型，韓國也在金 融危機爆發之前，積極參與有關經濟領域的國際建制和國際組織。例如韓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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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且在 1996 年加入了素有「富國俱樂部」之 稱的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成為繼日本以來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在的亞 洲第二個會員國。雖然韓國加入這些國際建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出自於當時執 政的金泳三政府，為了拉抬和拯救國內政權，面對經濟發展停滯的合法性危機所 做的政治工作，然而從國內層面來看，亦表示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 中，威權意識型態的部分業已產生鬆動，處於民主化過程的韓國，開始面對發展 型國家模式的失效。
此外，無論是基於加入國際建制以後，隨之而來的國際壓力或國內政治因素 的持續轉變，又或是韓國在朝向民主轉型過程當中，政商關係中，政府與商人巨 賈彼此間的權力天平轉變，國內政治領域中的政府貪汙收賄醜聞皆使得韓國在民 主轉型的過程中，政權在合法性地位、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上大打折扣，同時使 得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已經不具有對產業發展絕對有效的控制能力和指導角色。
政治領導人層面，由金泳三總統所推動「世界化」政策，無論成敗與否，皆標誌 著韓國在「發展型國家」歷史脈絡中，無以為繼的事實。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直 接、間接導致1960~1987 年代發展型國家模式在韓國的衰落。
金融危機過後的韓國，雖然接受IMF 的紓困條件，朝向新自由主義方向的 政治、經濟、公司、金融、勞動與公部門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但從改革的初始階 段看來，財閥的抵抗能力量依然龐大，在改革初始階段，不斷的推延改革的日程，
和挑戰政府改革的耐性(Cherry Judith, 2005: 335)。又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即便 是市場力量，在改革過程中依然無法完美到可以自由運作，市場並不能保證能夠 自動調整適應，在重整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國家介入市場的事實。金大中政府原 本想要放任市場力量自由運作的想法證明是不可行的。為了避免重蹈金泳三政府 時代的覆轍，挾著金大中總統是第一個反對黨政府，沒有過去威權時代的包袱、
和國內社會對政府的支持，以及將金融危機歸咎於財閥的整體政治氣氛，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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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的紓困條件對韓國政治、經濟改革的要求方向與金大中政府的意識型態一 致，使得金大中政府的改革處處有著國家介入的特徵。
這樣的特徵往往令很多研究者和觀察家感到困惑。困惑的原因在於，為什麼 一個民主化的政府，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經濟改革，仍然在許多方面保有過去發展 型國家典範中才有的「國家介入」的色彩，且同樣是國家與政府的介入，為什麼 在過去的威權時代，發展型國家模式會受到民主化的挑戰，而在金融危機過後，
反而是由一個民選政府，以IMF 新自由主義改革為目標，採用幾乎是過去與發 展型國家模式中「高度自主的國家能力和自主的手段來完成」。為什麼國家能力 和國家自主作為發展型國家最主要的核心特徵，會在1987 年民主化宣言和 1993 年金泳三的世界化政策所標誌的發展型國家模式衰落以後，反而在金融危機以後 由民選的金大中政府所推動的政治經濟改革中重新出現？韓國在1997 年以後，
又重新回到了發展型國家了嗎？還是此「國家介入」，非「彼發展型國家」？又 或是1997 年以後的韓國國家介入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其他的態樣？在回 答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回過頭來，考察1997 金融危機過後的韓國國內、外 環境，究竟存在有哪些因素，出了現一種既存在有市場力量這隻「看不見的手」，
與國家力量這隻「看得見的手」同時出現而不互相衝突，看似矛盾但又互補的奇 特現象。
本章的目的，在解釋為何經過金融危機以後，金大中政府能夠重新找回國家 力量，以及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又呈現出發展型國家模式中，強國家能力與國家自 主在改革過程中的介入態勢，並且尋求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發展型國家兩種理論在 全球化變遷中的調和觀點。在第一節中，我們著重在這些看似矛盾與混亂現象中 的理論疏理。在第二節中，筆者則提出在此一改革過程中的韓國國內、外政治因 素能夠配合此項發展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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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力量與全球化的配合—
從結果導向轉向市場機制導向的發展型國家變遷
如同上述眾多學者對於1997 後韓國面臨金融危機政治經濟重整所提出的不 同切入點和觀察，筆者嘗試釐清韓國在金融危機以後發展型國家的變遷，以及分 析朝向何種方向的變遷。這涉及到一些理論和概念的疏理。在第二章的文獻分析 中，提到了金球化的三個主要觀點：懷疑觀點、轉型觀點、和肯定觀點。不同的 觀點對於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論述。但無論這三種觀點在細部 中如何存在差異，對於經濟全球化作為當代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量，皆抱持著相 同的看法，都認為當今的全球化，主要是由經濟因素所驅動。當代經濟全球化主 要又以自由主義為起源，極端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將衝破國 家疆界，使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下，呈現一種「一體化」的匯聚現象(convergence)。
在本文的分析個案－韓國中，有研究認為，韓國在金泳三總統時代，正是採用了 毫無管制的自由化作法，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蔡增家，2005）。筆者認同這 樣的看法，並且認為，全球化並未達成一個「一體化的結局」，且國家在參與全 球化的過程中，仍然有其影響力與貢獻。再者，前已述及，若放任改革由市場力 量自由運作，以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的韓國歷史來看，財閥對於改革的抗拒依然很 大，因此韓國雖然接受IMF 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但實際上卻是採取
「國家主導與介入的作法」，足以證明，「國家主導與介入」，在全球化的時代，
「若是為了達到和維持市場的競爭性」，仍然有其「手段上的適用性」。又金融 危機後的「國家角色的再浮現」，必然有別於「威權發展型國家模式」。國內外 環境與產業選擇的改變，在國內政治利益團體的支持上、和經濟領域的行為者組 成上，展現不同的面貌，對於所欲達到的結果，也不同以往。韓國面對此番發展 型國家的轉型，筆者認為，韓國正朝向「競爭型國家」的模式邁進，雖然基於研 究個案的特殊性，我們不能完全認為，韓國已經是競爭型國家。但筆者認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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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韓國正邁向這樣的轉變過程。何謂「競爭型國家」呢？在解釋競爭型國家之前，
我們必須先對不同自由主義流派中，如何看待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作一個疏理。
一、不同自由主義內涵對於國家角色在市場的看法
在第三章曾經提到，發展型國家模式雖然帶有強烈的重商主義色彩，但仍然 屬於資本主義的一個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既不屬 於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屬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式的計畫經濟，反而比較接近德國 在19 世紀為了追上英國，完成後發國家工業化所採取的國家主導經濟發展模 式。然而，當代的經濟全球化主要是以自由主義為內涵，自由主義本身也包含了 不同的流派和主張。雖然從自由主義以降，發展出「新古典經濟主義」的邊際分 析，構成了個體經濟的發展基礎，和強調市場力量的自動調節機制。新古典經濟 主義，繼承了亞當‧斯密對市場力量的推崇，和國家必須尊重市場力量這隻「看 不見的手」的主張，強調的是希望達到最少的國家干預和市場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國家在經濟的角色上，應該只扮演維持交易和私人產權的角色。
然而，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都是強調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亦存
然而，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都是強調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