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除針對建構毒癮者框架的各類別包裹元素進行剖析外，也將這些組成 元素彙整出一毒癮者的框架矩陣，以列出框架包裹中文本組成元素與推理裝置之 間的邏輯關係。一如表2 所示，矩陣內的行代表各毒癮者框架類別，列則描述出 框架裝置和推理裝置，包括毒癮者被標籤的價向、各毒癮者框架背後的問題意 識、問題來源、意指的須負責者、政策施行建議或解決方案、意涵的價值觀或情 意的主要成分、文本中的語彙選擇、隱喻的使用、以及視覺符號等。
表2：毒癮愛滋感染者的新聞框架矩陣
＊不正常性行為
＊搖頭派對
＊感染亂源
＊逾半染性病
＊(轟趴中的)激情(導 致危險性行為)
＊ 腥味瀰漫
本研究即依據此矩陣，策略性地選擇新聞文本進行分析，並比對文本與各個 裝置，最後確認出具代表性的裝置，並整合成為框架包裹。
回歸本研究的目的，即觀察台灣的主流新聞媒體如何再現毒癮愛滋議題成一 社會問題的活動與過程，我們透過觀察毒癮者的被框架化程，一探各利益相關 者，包括新聞中的引述消息來源或被述說的對象，如何參與問題的定義或再定 義。本研究最後的目標，是希冀從具在地性的思維與關懷的角度，藉此新聞論述 框架剖析進一步帶入健康議題相關者權利面向的省思。以下我們將從三個面向來 討論本研究新聞框架分析的意涵，以作為此論文的代結語。
一、亙久不變的污名化
從我們的分析可發現，無論是減害計畫實施前後，新聞論述中所呈現的毒癮 愛滋患者形象仍以負面居多，無論是被建構成加害者或失序者、無藥可救的失敗 者，在在予人恐懼、惋惜、灰心、或鄙夷的面貌，即便是論述中具被害形象的毒 癮者，也予人無知或倒楣的形象。其中新聞論述中的語言機制扮演了不容小覷的 角色，透過字詞、語句與隱喻堆疊出的推理裝置，吸毒與愛滋病的雙重烙印，加 深了毒癮愛滋患者帶來的恐懼與反感。一如加害者⁄失序者框架論述中常見的軍 事隱喻：「如臨大敵」、「反擊」、「未爆彈」等字眼，正反映了Susan Sontag（2000, p.14）所言：「軍事隱喻造成疾病被想像成異類『他者』」的意涵。於是我們看到：
「它不只提供威權統治的理由，而且暗示鎮壓和暴力的必要性。但疾病的軍事隱 喻的效應亦十分驚人，它過渡動員，它過渡描述，它大大有助於病人的被放逐和 污名化」（Sontag, 2000, p.192）。
污名化的建構與當代西方文化認為人的身體受制於心靈有關（Warren &
Brewis, 2004）。人若握有身體的掌控權，即可有意識地注重身體的自我管理。身 體管理可視為個人有能力介入社會事務的要素，身體同時也是建立自我認同的資 源。因此，一個不能管好身體的人，等於是棄守了個人責任，遑論不能克制自己 吸毒、還讓毒品控制身體的人。
論述言說者也在污名或烙印化的建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聞裡的言說者則 常以引述消息來源的面貌呈現。我們注意到愛滋毒癮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多來 自政府單位或檢警單位對於犯罪事實的陳述。Osborne（1995；轉引自蘇蘅，2002）
便指出，商業媒體因為比過去更易接近初級界定體系（primary defining system）
（如警察司法機構），並仰賴提供重要定義，也因此不易跳脫甚至挑戰既有體系 對「犯罪」的界定。Grabe（1999）發現，如果報導要加強犯罪者的有罪形象，
最常用的手法即為歸因至個人，並且由警方說出違反哪些社會成員的共同道德，
及可能會如何改變社會現狀。97%的犯罪新聞並說明犯罪動機（如貪婪、不顧一 切追求物慾），因而強化的犯罪者因自利而出現反社會價值的行為（蘇蘅，2002）。 於是，透過政府官員與檢警調之口，毒癮者是缺乏自制力、無可挽救、加害他人、
害人害己的，言說者在論述裡充滿了種種道德指責。
然而基於新聞採訪慣習中的平衡報導，記者也會將言說權置於事件或議題主 角，在本研究中即為毒癮者身上。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毒癮者的聲音是真的被聽 到了嗎？由本研究中的分析可發現，新聞中毒癮者的自白並不一定來自毒癮者本 身的說詞，因為記者未必能夠親身接觸到毒癮者，故毒癮者的言說權也必須透過 警方轉述，再撰寫成報導。透過如此機制的運作，自悔式的道德自白再現於媒體 論述中，污名化現象不僅難以獲得翻轉，似又加深了其意涵。令人玩味的是，政 府有權力強制勒戒毒癮者，卻無法有效根除上游販毒集團的毒品供給，而只能從 下游個別的毒癮者著手，進行實質效益不大的警告與呼籲，加深毒癮者的無可救 藥與失敗。
記者在報導時若是過於傾向採用某些人物、組織的意見，以此研究為例會造 成衛生單位的決策與形象被過度美化，無法呈現替代療法真實的優缺點與執行成 效，也會促使媒體喪失其身為「第四權」的監督功能。媒體受制於新聞產製過程 中的兩大機制：新聞產製的時間壓力，以及媒體需要遵守公正、平衡和客觀的原 則，因此增加了其對消息來源的依賴，特別是「可靠」消息來源的客觀、權威的 陳述。論到記者新聞取材時的消息來源偏向，無論國內外的文獻都顯示官方是最 大來源。因採訪方便，長久以來媒體成為當權者的意識型態所操弄的工具，需要 花時間去挖掘的社會大眾的說法，反而付之闕如。這使得新聞產製的過程，在結 構上就不得不向主控階級（意識型態）靠攏，造成了媒介內容不斷的複製當權者 的意識形態（翁秀琪，1996: 25），這樣的媒體喪失了其身為「第四權」的監督功 能。我們建議未來記者在取材時，應採用多面向消息來源，如一則有關毒癮者使 用替代療法戒毒的案例，除了既有醫院與中央衛生單位的說法，更應當由當事人 的視角出發，以求議題呈現面向的多元。
二、性與性別的刻板印象
另一種型式的污名化則與性傾向以及性別有關，在此我們通稱為性與性別的 刻板印象。本研究所分析的毒癮者新聞框架類別中，無論是加害者⁄失序者或無 藥可救的失敗者，一旦新聞論述中的主角（即吸毒者）是女性，傳統的性別刻板 印象便透過字詞與隱喻，灌注於吸毒咎責的因果推論中。於是，用身體從事性交 易以換取毒品的女性，乃傳染愛滋病毒的禍首，而非可能的愛滋受害者；生下愛 滋寶寶的母親，同樣也被疏忽了其被害者的身份，反而是背負了傷害下一代健康 的罪名；除此，懷孕吸毒的母親，以及被兒子慫恿吸毒的母親，都不合乎傳統價 值觀裡的慈母，因此論述中的道德撻伐，除了明知故犯的罪責，還加上了教養不 力的罪名。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也透過看似正向論述的鋪陳予以複 製及鞏固。故相對於不負責任的母親，流眼淚的母親則以反差的方式，形塑了對 毒癮者哀痛的極致情感表達。
男同志在過去多年來的愛滋論述中，一直難以翻轉其邊緣他者形象（徐美
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然而過去新聞論述的道德撻伐多聚焦在其性行為 的方式，近年來警方查緝同志轟趴的社會事件，加上衛生單位發言人或是專家學 者以統計數字佐證，此種描述手法強化了吸毒、轟趴、愛滋與同志四者給閱聽眾 的刻板印象連結。於是不論男同志在轟趴中所使用的藥物，是否為靜脈毒癮注射 的海洛因，其傳染愛滋的高危險群形象一直不易洗刷。而此集結了同志、雜交、
毒品與愛滋等多重恐懼要素的性派對，原被認為應只能隱匿於社會角落，卻竟然 發生在周圍的日常生活空間，這種逾越界線的行為，格外挑動主流我者的不安，
對性取向的刻板印象則進一步化為對參加同志轟趴者的污名建構，這一點我們從 新聞圖像不留情面、侵犯隱私、甚至誇大對轟趴想像的示意圖中即可一窺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異性戀男性愛滋毒癮者的聲音沒有被突顯出來，並非新聞刻 意忽略其刻板印象，而是相對於男同性戀者，異性戀男性性舉止的新聞特殊性較 低，依據Young（1973）的媒體共識迷思架構，其離共識軸心距離較遠，新聞價 值較低，該行為被媒體特意強調的機會也較小。鑑於毒癮愛滋減害政策並不在強 調「性」的問題，故新聞中異性戀男性的性舉止被刻意強調的情境則以加害者（如 加害給其妻子）居多。
三、減害計畫的框架化轉機？
上述的污名化與刻板印化在毒癮愛滋新聞論述中的再現，透過與構成新聞價 值要素，諸如奇異性、不尋常性、衝突（Meyer, 1990）等的結合，往往成為社會 或犯罪新聞中的常例。當2005 年 8 月政府開始實施減害計畫時，毒癮者如何被 重新建構，或至少予以多元化的再現，似乎出現契機，也是促使本研究展開的主 要動機。的確，根據本研究初步的統計分析，一如前述，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類 別比例從減害計畫前的不到一成，遽增至減害計畫後的近乎半數，成為該分析時 期最大宗的框架類別；至於其他框架類別的比例則在減害計畫後減少，包括降幅 最多的加害者⁄失序者框架。
上述減害計畫實施前後各框架類別的消長，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可喜與可繼續 期待的現象，但當本研究深入剖析相關新聞後，則發現論述中巧妙且令人玩味的
上述減害計畫實施前後各框架類別的消長，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可喜與可繼續 期待的現象，但當本研究深入剖析相關新聞後，則發現論述中巧妙且令人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