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舊酒？社會／健康問題的再建構---比較生育與毒癮愛滋議題的論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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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新瓶舊酒？社會／健康問題的再建構︰比較生育與毒癮愛

滋議題的論述模式(第 2 年)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編號： NSC 96-2412-H-004-010-SS2 執行期間： 97 年 08 月 01 日至 99 年 02 月 28 日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計畫主持人：徐美苓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吳姿嫺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施馨堯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賴若函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熊培伶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論文處理方式：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 年 09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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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舊酒？社會/健康問題的再建構 --

比較生育與毒癮愛滋議題的論述模式

Reconstructing Social/Health Problems: Comparing

Discourses of Fertility and IDU/AIDS Issues in Taiwan

計畫編號：NSC 96-2412-H-004-010-SS2-

執行期限：96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2 月 28 日

主持人：徐美苓（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兼任研究助理：熊培伶（政大新研所博士生）

、吳姿嫺、賴若函、

施馨堯（以上為政大新研所碩士生）

目錄

中文摘要………ii

英文摘要（Abstract）……….………iii

第一章

研究概述與計畫成果………1

第二章

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3

第三章

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22

參考文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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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 2004 年起被重新建構其問題面向的「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害」政策為例，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切入，以van Gorp 框架包裹分析的取徑，分別探索低生育率以及毒癮愛滋相關的新聞論述框架以及影響框架形塑的機制。本研究所分析的兩大議題，欲比較處並非在其內容，而主要是在論述呈現機制的異同點。我們以2004-2007 年四年間的新聞文本作為觀察對象，至《中國時報》、《聯合報》、及《蘋果日報》的新聞資料庫進行相關資料搜尋。根據 2,147 則少子化現象相關的有效新聞文本蒐集與分析結果，我們發現新聞論述多半將少子化框架成導致教育、經濟、家庭關係、性別、甚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問題；以帶來契機思維的框架，或是以較不帶價值判斷的角度聚焦在現象改變面的描述，不論是在報導量或是論證可信度的鋪陳上，都不及負面社會問題框架論述來得有力道，也出現商業行銷置入新聞。至於根據針對742 則毒癮愛滋議題相關的文本觀察，新聞框架多著重在對毒癮者的再現方式，所出現的毒癮者描述大致可分為以下類別：(1)可被醫治的病人；(2)受害者；(3)無藥可救的失敗者；(4)加害者⁄失序者；以及(5)以上的混合出現類型。雖然減害計畫的實施，使得毒癮者被新聞框架為可被醫治病人的數量躍升，成為所有類別的第二高，但整體而言，毒癮者仍舊是以負面框架再現為大宗，其中又以加害者⁄失序者的框架類別為最多。根據上述框架分析結果，我們進一步分別探究少子化以及毒癮愛滋議題作為社會問題在建構過程的新聞論述特色，並就當今新聞傳播實務如何再現公共政策進行反思，也希冀從具在地性的思維與關懷的角度，帶入議題相關者權利面向的省思。關鍵字：人口、少子化、社會問題毒癮、框架分析、減害計畫、愛滋病、新聞框架、新聞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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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bstract）

By taking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and using Van Gorp’s framing package approach,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fra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news discourses. It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wo reconstructed social problems occurring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Taiwan: one related to policies on promoting childbearing due to declining birth rate; the other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harm reduction program to prevent injecting drug users (IDU) from contracting HIV virus.

Relevant news stories from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Apple Daily, dated from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2007, were collected for the analyses via the newspaper web databases. The news search generated 2,147 articles for the former issue, and 742 for the latter. The analysis of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ssue indicated that news stories framed as negative social problems in terms of education, economy, family relationship, gender, or ethnicity were the most predominant type. Although stories related to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were sometimes framed as merely descriptive of the phenomenon, or as suggestive of new opportunity, discourses of the two frames were subject to trivialization. It was due to the choice of news sources and news page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roduct placement as well as the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on the other.

Furthermore, results of the IDU news analysis showed that injecting drug users were framed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1) curable patients; (2) victims; (3) incurable losers; (4) victimizers/deviants; and (5) mixed type. An increased number of news stories were found in which injecting drug users were framed as curable patients, but frames with negative nature were still the majority in the news discourse, whereas injecting drug users as victimizers/deviants were the predomina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tudy discussed and evaluated news patterns, features, and performances of reconstructing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n Taiwan as an emerging 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issue. The study also went further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health and rights from indigenous and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s.

Key words: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framing analysis, harm reduction, HIV/AIDS, injecting drug use, news discourse, news framing, population, social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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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概述與計畫成果

本研究以2004 年起被重新建構其問題面向的「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害」政策為例，分別探索與比較再建構之社會/健康議題在新聞論述中所呈現之框架以及影響框架形塑的機制為何？「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害」這兩項政策的提出，並非在新的社會/健康問題上著力，而是立基於將既有社會/健康問題或現象的重新定位，故其面對的不只是民眾與相關者的認知，還得加上過去的政策長期以來在民眾信念上造成的效果。就鼓勵生育議題言，其所需面對的是數十年來已形塑成功的「一個不嫌少，兩個孩子恰恰好」的家庭計畫；對毒癮愛滋減害言，發放清潔針具以及提供替代毒品更是觸及長久以來我國社會對「毒害」與毒癮者的刻板印象。故本研究希望以此二案例為出發點，探索既有的社會/健康問題如何在媒體論述中被重新建構。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分析的兩大議題，欲比較處並非在其內容，而主要是在論述呈現機制的異同點。由於本研究在計畫執行兩年半內，已陸陸續續將結果發表至三個研討會，並進一步改寫成兩篇期刊論文，故第二章起的報告內容主要來自後者兩篇論文。另，本計畫的兼任助理吳姿嫺，亦在本人的指導下，以台灣人口論述為主題，完成其碩士論文；另兩名非本計畫助理的研究生賴奕帆與劉秀亞，也以毒癮再現議題為例，在本人的指導下完成相關碩士論文。基本上，本研究雖修正了部分原提案中進行項目，基本上達到計畫目標，已發表以及未來將持續發表的研究成果，預期將持續其學理與實務參考價值。為維持報告脈絡順暢，有關本計畫成果自評部分即說明於此，上述提及已發表的研究成果列於下：（一）期刊論文 1. 徐美苓、熊培伶、賴若函、吳姿嫺、施馨堯（已被接受）。〈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SSCI 期刊） 2.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嫺、施馨堯、賴若函（2010)。《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新聞學研究》，103: 45-84。（TSSCI 期刊）（二）研討會論文

1. Hsu, Mei-Ling, Hsiung, P., Lai, J., Wu, T., & Shih, S. (2009, September). News

representation of HIV/AIDS and drugs in Taiwan: How harm reduction program changed the IDU profi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Kumamoto, Japan. 2.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嫺、施馨堯、賴若函（2009 年 7 月)。《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新竹：玄奘大學。 3. 徐美苓、熊培伶、賴若函、吳姿嫺、施馨堯（2009 年 1 月），〈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2009 年文化研究會議」，台北：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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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論文 1. 賴奕帆（2008）。《「毒．戒」-- 名人毒癮的新聞再現》。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2. 吳姿嫺（2009）。《台灣人口政策論述分析 – 以聯合報與中國時報社論為例（1959-2008 年）》。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3. 劉秀亞（2009）。《新聞論述中的青少年用藥—以 K 他命為例》。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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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

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

壹、研究緣起

本研究問題意識的興起，與研究者多年進行的健康傳播研究有密切的關聯。研究者在過去參與健康傳播議題的宣導介入與評估時，除了深感相關論述在地化的議題值得深思外，也意識到國內健康相關政策在推行時，習慣先假設已有一問題存在並有共識，而此共識的「形成」則是透過數據的提供、問題嚴重性的鋪陳、未來國家社會或經濟發展迫切需求等，予以呈現於公共論述中，故特定的新政策則被視為可解決已被界定為問題的特定現象良方。以2004 年的愛滋病衛生教育與宣導評價為例，當年的宣導主題旨在提升女性對愛滋議題的認知，並設法增加女性在從事愛滋防治時的自信，以及去除進行各種防治措施時的阻礙，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4 年世界愛滋日宣導主軸，即為呼籲女性主動要求其伴侶使用保險套，特別是針對被視為良家婦女的已婚女性而言。統計數據顯示，台灣的女性愛滋感染者中，已婚女性即佔了 72.2%（行政院衛生署，2003）。由此，喚起女性使用保險套的認知與行動實為刻不容緩。然而研究者同時也意識到，一個社會⁄健康問題的定義與解決方案的提供，除了須正視問題所座落的文化與政治情境外，亦不能無視於同時間內其他社會⁄ 健康問題的影響。以上述呼籲女性使用保險套以預防愛滋病的宣導政策時間點為例，便遭逢到在公共論述中可能會互相矛盾、甚至競逐議題設定框架的其他重要議題，其一便是政府因國內生育率過低而積極推動的「鼓勵生育」政策與宣導（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鼓勵生育同樣是由衛生署宣導，也同樣是針對已婚婦女，但其呼籲已婚女性生育的訴求，勢必挑戰到說服已婚女性使用保險套以防治感染愛滋的措施。引發研究者進一步好奇的，倒非女性與愛滋防治的議題將如何從這此競逐議題脫穎而出，也非質疑女性與防治愛滋的宣導錯誤，而是回到此競逐議題的本質 — 鼓勵生育政策不單是社會問題或議題的建構，也是既定社會問題或議題的再建構。宣導鼓勵生育政策的當下，首先面對的便是對宣導訴求的模糊性與矛盾性的認知，究竟已婚女性是否該使用保險套？如何解決既須懷孕又須顧及愛滋防治的需求？此外，推動鼓勵生育政策至少也還須面對過去家庭計畫長期在民眾信念上成功形塑「一個不嫌少，兩個孩子恰恰好」的效果；過去多育被視為是阻礙家庭與國家發展的思維，在鼓勵生育政策下則反過來被賦予正向的價值觀。換言之，近年來在台灣推動的鼓勵生育政策並非在新的社會⁄健康問題上著力，而是立基於將既有問題或現象的重新定位。故本研究則希望以此案例為出發點，探索既有的社會⁄健康問題如何被重新建構。具體言之，過去在社會學界與傳播領域中，多談到社會問題如何透過被不同利益團體或社會因素所建構，包括媒體在內。然而一如前述，當某特定議題過去多年來已透過專家體系（包括行政官僚在內），在社會或大眾媒體中塑造了某一幾已成形的固定思維，一旦新的數據出現，導致於該議題被決定必須以另一面貌呈現，特別是以與過去形塑相反的樣貌呈現時，此議題在大眾論述中的建構過程是否有不同的再現方式？在眾多利害相關者（stakeholders）競逐發言權，以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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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議題互爭媒體焦點的情境下，媒體作為議題再建構的重要場域，又凸顯了哪些面向？隱藏或忽略了哪些層面？透過與鼓勵生育議題相關的媒體再現分析，本研究期冀能耙梳出所謂再建構議題或問題模式的雛形。

貳、相關文獻與理論架構

一、台灣人口政策：從節育到鼓勵生育 台灣政府自2004 年開始積極宣導的鼓勵生育計畫，基本上欲解決的是台灣人口日益老化的問題。1「人口」作為一社會問題的核心，也與政府政策所依據的理論或政治勢力有關。台灣在光復初期，有鑑於人口快速成長，便將人口問題焦點集中在人口的總量多寡上。楊靜利（2005）指出，台灣當時深信「人口密度過高有害生活品質」之論述，乃受兩項重要因素影響：一為T. R. Malthus《人口原理》（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以及Adam Smith與David Ricardo 等人所主張，食物供給線性成長無法滿足人口數量指數成長需求的看法；另一則為政府為降低家庭計畫推行之阻力而強力「教化」人口成長之害。故在1964 年開始推動的家庭計畫中，不論是學校教育、人際傳播或大眾傳播管道，都被充分運用以宣導人口成長之害。家庭計畫公衛護士深入鄉村部落，提供便利的避孕措施的傳播宣導方式，依舊留予人深刻的印象（Sun & Soong, 1979），而包括傳播領域在內的學界，亦於1970 年代大力投入家庭計畫傳播宣導的研究中。台灣家庭計畫的推展向來被視為是公共衛生宣導成功的一大案例（Rogers, 1975）；國際人口行動委員會（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甚至分別於 1987、1992 與 1997 年評定台灣為全世界95 個開發中國家的第一名（楊靜利，2005）。然而近20 年來，台灣的生育率逐年下降，總生育率從 20 年前的 2.5 個，降到2003 年的 1.2 個，而到 2008 年，則變為 1.1 個，僅略高於港、澳地區（1. 0 個），卻遠低於美國（2.1 個）與法國（2.0 個），也不及鄰近的新加坡（1.4 個）、日本（1.3 個）與南韓（1.3 個）。2_{政府為減少人口老化所帶給社會的壓力，人口} 政策由家庭計畫轉為「鼓勵生育」。內政部遂於2004 年 8 月 31 日召開部内人口政策委員會會議，討論如何達成此目標；衛生署亦編列了8,400 萬元的教育宣導預算，提出「鼓勵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呼籲「給孩子一個伴」、「30 歲前生第一胎、35 歲前再生第 2 胎」等新觀念，希望至 2007 年時，台灣婦女希望生育子女數少於2 人的比例能由目前的 20%降至 15%（行政院新聞局，2005）。3於是 1_雖然早自_{1980 年代末期即出現是否鼓勵生育的爭論，但在 21 世紀初取得共識之前，鼓勵生育} 措施並未有效推動，此乃本文以2004 年的鼓勵生育計畫作為討論的起點之故。一如當時的國民健康局長所言，2003 年行政院指示三大單位進行鼓勵生育相關計畫推動，其中內政部負責修訂人口政策方案，經建會設計經濟上的誘因與補助，而國健局則是負責衛生教育宣導（見前國民健康局局長林秀娟訪談；引自賴建都，2006：附錄 121）。 2_{參見美國人口資料局網頁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Datasheets/2008/2008wpds.aspx。} 3_{儘管如此，台灣已婚女性的理想子女數仍呈現逐年下降的穩定趨勢，從}_{1983 年的 3.1 人，降至} 2003 年的 2.5 人，迄今理想子女數仍在下降中。參見行政院主計處網頁：《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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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類宣導物製作、商業廣告託播、舉辦論壇、記者會或其他活動等以傳達生育與家庭價值，則成了鼓勵生育衛生教育宣導的主要傳播管道（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上述無論是依據Malthus 等人主張而實行的家庭計畫，或是為了防止人口老化而展開的鼓勵生育政策，基本上都反映了人口學上有關人口成長對經濟發展影響不同詮釋。除了悲觀的有害論、樂觀的有利論，李少民、陳寬政及涂肇慶（1990）則提出第三種觀點，認為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間並不存在有一般性，即人口對經濟的影響須視經濟制度與時間空間的差異而定，例如1980 年代中國大陸人口成長率的降低雖有助於改善人民生活，但真正經濟發展的動力應是同時期的走向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的經濟改革。在生產力提高與少子化或人口老化間的關係部分，日本經濟學者松谷明彥（2006⁄李弘元譯）以急速高齡化的日本社會為例，指出即令出生率大幅提昇，從當今的人口結構來看，仍無法避免人口減少，特別是勞動人口的大幅減少，故與其設法提升出生率或是增加外國勞動力，不若正視人口減少與高齡化及其連帶、無可避免之經濟規模必須縮小以永續經營的事實。換言之，松谷明彥認為人口減少與高齡化所帶來的經濟問題並非不能解決，甚至可帶來新的契機。 Yuval-Davis（1997）則是從性別與支配的觀點，提出除了上述前兩種悲觀有害論與樂觀有利論的第三種人口觀點 —「優生學」論述，以說明國家的人口政策如何影響女性的生育自主權。優生學論述乃以提高人口素質為名，鼓勵特定女性族群多生，強迫或勸導其他女性社群少生。此論述反映在美國性別政治的討論中，則是人口政策是否隱藏了種族與階級歧視，以提倡女性擁有個人選擇不生育的權力（通常源自於白人女性觀點），忽視了少數族裔爭取生育的自由（Silliman, Fried, Ross, & Gutierrez, 2007）。而在台灣情境的討論，過去 1950-1960 年代政治菁英女性積極倡導高知識婦女多生，卻消極勸導教育程度低之女性節育的做法，亦可說是反映了具優生觀點的差別生育立場，忽略了不同社會位置女性的生命經驗（日青，1991；張毓芬，1998；轉引自吳姿嫺，2009）。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鼓勵生育以防人口老化的議題，近年來我們在新聞媒體中皆陸陸續續看到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介紹的報導，也包括各利害相關團體與學界的觀點。前述不同人口學論述的主張，是否也在新聞論述中呈現多元樣貌以及動態競逐的討論？這些都將成為本研究觀察的焦點。 二、社會問題的建構與再建構 傳統對社會問題的定義，認為每個社會問題都包含著客觀與主觀兩個面向（葉啟政，1984），故往往藉由比較真實世界的客觀指標與相關者所宣稱的部分，以界定社會問題的存在與其嚴重性（例如Spector & Kitsuse, 1973），然而此論點

報告》，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8886&ctNode=3303，與《國情統計通報婦女婚育概況》，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5316177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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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認識論上遭到抨擊（Woolgar & Pawluch, 1985）。本研究對社會問題的定義採取接近象徵互動論的看法，即許多社會問題乃經由社會建構而成，因為人是經由人際互動而建構出意義的。也就是說，社會問題是否客觀存在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在於人們主觀的認定。換言之，社會問題的確立是須經歷由不同社會主體參與、介入、相互作用、共同建構的複雜過程，社會問題是這一建構過程的最終產物。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來看，社會問題的建構活動在立意上和取向上是一種修辭或措辭、做出宣稱（claim-making）的過程（Ibarra & Kitsuse, 1993; Mauss, 1975），亦即社會問題不是「有問題的」客觀事實或狀態，而是這些事實或狀態被宣稱成為社會問題的活動和過程。經由此，社會問題於是被建構成形。在此活動和過程中，所有與問題的相關者，包括運動團體成員、媒體等，都參與了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或再定義（Hilgartner & Bosk, 1988），他們也會彼此競逐對相關議題意義的解釋權或解釋框架，特別是當對真實的感知彼此對立時（Elder & Cobb, 1984）。以本研究關切的低出生率現象為例，究竟生育率的下降是好是壞，並無客觀的標準答案。當人口被視為國力的象徵、民族的延續、以及兵力的來源，倡導人口成長便成了國家政策的上綱（李棟明，1993, 1995）；然而一旦政治因素介入（見郭文華，1998），或是當「人口密度過高有害生活品質」論述被政府採納，人口成長又成了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節制生育的呼籲與政策因而產生。台灣自2004 年開始推積極廣的鼓勵生育政策，一如前述，導因於近年來的生育率下降，但在內政部與衛生署聯手祭出各項補助生育利多的同時，事實上大眾論述中亦同時出現重量級人物依據專業知識所提出的對立意見。台灣的人口密度已相當高，2006 年底為 629 人⁄平方公里，在全球人口千萬以上的國家中，更僅次於孟加拉，排名第二（唐佩君，2007）；至 2008 年 12 月底，台灣人口密度則高達 637 人⁄平方公里（行政院主計處，2008）。例如前中研院院長李遠哲便以台灣2,300 萬人口數已太多，質疑主流論述鼓勵生育政策的合宜性。李遠哲以及其他的生態科學家皆指出，台灣在高人口密度以及有限的土地資源前提下，倡導人口成長並不利於永續發展，此政策也僅是站在國家本位，缺乏世界一家高度的思維（陳智華、李名揚，2006 年 7 月 4 日；袁世忠，2006 年 7 月 4 日）。從環境與全球暖化問題的角度切入，亦有專業人士指出過多的人口是導致台灣眾多環境問題的根源，因此鼓勵或威脅人們生育，用補充更多的人口來解決問題無異是短視近利、毫無遠見的作法（廖桂賢，2007 年 12 月 11 日）。由此，我們好奇：在擁有不同切入點以及對鼓勵生育政策不同看法的公共論述中，台灣的低生育率議題如何被宣稱成為社會問題？宣稱與再建構的活動和過程是在何種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是如何被促成的？而參與定義或再定義的相關者，其施展權力與或競逐對議題意義的解釋權或解釋框架之間的關係又為何？這些都是本研究欲觀察的重點。 三、社會問題建構與新聞框架 本研究特別著重社會問題在媒體中的建構過程。基於媒體的特性，社會問題在媒體中被形構的過程與結果，亦將與社會學者所討論的社會問題定義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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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例如特定議題的問題面向與是否受到媒體吹捧（hype）有關。所謂媒體吹捧，有擴大、放大、渲染、扭曲等意涵（Vasterman, 2005）。進一步言之，媒體吹捧屬媒體框架化（framing）的一環。本研究也將具體考察與低生育率相關新聞的框架化過程，包含觀察新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低生育率作為一種問題（或非問題）、提出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評估與處理方式的建議（Entman, 1993: 52）。傳播領域慣用的框架概念多受Goffman（1974）從社會建構論的觀點影響，但迄今似仍欠缺一明確的概念化定義（潘忠黨，2006），而有關新聞框架分析的理論架構也相當多。比較各家框架論述，比利時學者van Gorp（2005, 2007）近年來依據Gamson 等人（例如 Gamson & Lasch, 198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的架構所延伸出之「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取徑，較契合本研究欲耙梳之問題意識的理論與分析參照。所謂的框架包裹，指的是兼具邏輯性與組織性裝置的叢集（cluster），基本上包括以下三大須辨識的部分（Van Gorp, 2007: 62-65）：（一）明顯的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包括字詞選擇、隱喻、範本（exemplars）、描述、和論據（arguments）等。透過不同的框架裝置，框架在媒介文本中被表明，所有可想到的框架裝置都直指相同的核心概念，並在中心主題，也就是框架的引領下被結合，提供框架包裹一個連貫的結構。（二）明顯或潛藏的推理裝置（reasoning devices）：意謂明確和隱晦的陳述、處理理由（justification）和因果關係，有助於定義和了解框架的特質，因其和 Entman（1993）提出的問題定義、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提供道德評估、提供處理方式的四種框架功能有關。這裡所謂的「潛藏」，乃指即使論述中未明確指出推理裝置為何，卻仍能預測可在後續的閱聽人詮釋中，透過共享文化的連結而引發出來。（三）隱晦的文化現象：文化可被社會的集體記憶所共享，van Gorp 所謂的框架，意涵可作為中心主題（central theme）的文化現象，像是原型（archetype）、神話人物、價值觀、或是敘事等。透過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的連結，具中心主旨的文化現象因而可被彰顯出來。具體言之，van Gorp（2007: 72）的框架分析包含歸納與演繹兩階段：在歸納的階段，首要之務便是要重新建構框架包裹，逐步地找出前述這些明顯可見或者隱沒在文本中的元素，除了找出框架包裹的這些組成元素外，van Gorp 建議可將每個框架包裹呈現在框架矩陣（matrix）中，矩陣內的行代表框架，列描述出框架裝置和推理裝置，然後策略性地選擇一些媒介文本開始分析，以決定哪些組成元素和命題能成為框架裝置或推理裝置來使用，並進一步確認這些裝置在跨文本之間是否具有邏輯性的連結；在這些原則下持續比對文本和各個裝置後，最具代表性的裝置將逐漸被確認並整合成為框架包裹。當框架包裹藉由上述步驟被確定後，接下來則進入到演繹的階段，研究者須測定之前所得的框架化裝置與推理裝置能在完整的分析資料中反映到何種程度，演繹的步驟通常採用量化的內容分析法，得到大量資料的系統性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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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本研究的框架分析將汲取 van Gorp 質量分析兼具的精神，透過從新聞文本中紮根、歸納的過程，建構出可回應本研究問題意識的框架包裹；接著，當產生與確認框架類目後，我們即以內容分析的編碼，找出每一新聞文本所能對應到的合適框架。

參、研究方法：新聞框架分析

本研究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切入，以框架分析的取徑探討媒體論述中與低生育率議題的相關新聞框架。我們以政府開始倡導鼓勵生育計畫的2004 年初作為觀察起點，以2007 年底本研究開始進行時作為觀察日期終點，至擁有完整線上新聞資料庫的三大主流平面媒體《中國時報》、《聯合報》與《蘋果日報》，進行相關新聞樣本搜尋。所謂的新聞樣本，指的是透過記者報導所呈現的文本，故出現在論壇或讀者投書版面的文章，則不在我們的觀察範圍。用以搜尋的關鍵字經多次修正後，最後是以下九個為主：「少子化」、「生育率」、「高齡化」、「外籍配偶+生育」、「鼓勵生育」、「人口+出生率」、「育嬰津貼」、「育嬰假」、以及「生育補助」。根據初步針對四年間共2,272則（包括《聯合報》934則、《中國時報》1,132 則、以及《蘋果日報》208則）的相關新聞文本蒐集，我們接著藉由前述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一探新聞框架的跨文本建構與上述框架或推理裝置組成元素命題之間的連結。經由反覆在新聞文本中檢視、推敲，本研究發現以「少子化」現象的正負價向評斷作為類別的區分，4最能凸顯各框架間的對比差異與適合回應我們欲探索的問題意識。因此，我們即以此將觀察的新聞論述劃分為以下三種框架：（一）時勢所趨框架：屬中性、純粹描述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帶來的改變或趨勢或各類因應而生的商機。（二）社會問題框架：意涵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帶來了須改善的負面社會問題。（三）轉機或契機框架：指少子化（或低生育率）（應）帶來正面轉機，引發我們思考新的，較精緻的生活方式與提升生活品質，或有新的社會制度。這些框架區分所意涵的中心主旨，可說是較接近於前述van Gorp所言具有價向特色的文化或意識型態敘事，亦即反映如何看待少子化現象的一種思維。本研 4_{「少子化」一詞源自於日語，早期媒體普遍沿用作為生育率下降的代稱，但政府甫於 2008 年} 核定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則將「少子化」一詞正式改為「少子女化」。由於本研究的資料蒐集始於2004 年，彼時仍未出現「少子女化」的稱謂，故研究關鍵字與題目仍採用「少子化」一詞，然而且文中論述指稱少子化現象時，亦同時意指「少子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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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先透過歸納法，建構出可回應問題意識的框架包裹。這部分我們隨機抽出總新聞則數約十分之一的樣本，進行前測檢定，由三位編碼員進行登錄，以確認框架編碼的適用性，三位編碼員的平均信度為 .74（計算公式請參見王石番，1989: 311-313）。為求之後正式編碼，即在演繹過程中能有更高的共識，在前測後，框架類別的判定標準經由多次討論後方定案。接著在演繹的階段，本研究以內容分析的方式，找出每一新聞文本所能對應到的合適框架。分析結果顯示，在少子化新聞框架的分布型態上，經扣除不適用於此三個框架分析的125則新聞後，一共有2,147則。其中歸類為負面「社會問題」框架者為最大宗，占總新聞則數的60.4%（1,297則）；屬純粹中性描述的「時勢所趨」框架數量居次，占新聞總數的23.2%（498則）；而屬正面的「轉機或契機」框架的新聞僅占所有新聞的16.4%（352則）。雖然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分析質量兼具，但本研究為了更能聚焦於新聞文本論述的深入剖析，有關量化內容分析的結果便以上述新聞框架的分布頻率為主，其他則側重於框架包裹如何再建構的過程，故依序就上述三個框架類別進行文本觀察。分析策略先從第一個層次的框架裝置起始，試圖從各種語言機制與論述，找出其所反映的推理裝置（第二個層次），並一窺主導範本的意識型態（第三層次）為何。框架包裹的分析必要時亦將以範本，即一再重複、有跡可尋的敘事方式作為分析的主軸。我們將從新聞中找出典型的新聞範例、公式寫法、相似的人事時地物，藉以剖析新聞論述裡的字詞隱喻，且試圖看出在字詞、隱喻分析後，有哪些語言反映出推理裝置，並回歸到一樣的核心價值。Van Gorp 的框架包裹的三層次分析乃具連貫性。值得注意的是，隱藏社會與文化現象的分析乃在找出主導論述鋪陳的意識型態或價值觀，並非將前二層次的分析結果予以通則化為第三層次的分析依據。

肆、分析結果：少子化新聞框架包裹的再建構

本研究除針對建構少子化現象框架的各類別包裹元素進行剖析，也將這些組成元素彙整出一少子化新聞的框架矩陣，以列出框架包裹中文本組成元素與推理裝置之間的邏輯關係。一如表一所示，矩陣內的行代表各少子化新聞框架類別，列則描述出推理裝置和框架裝置，包括各框架的現象界定、現象來源（即問題形成的因果關係）、意指的須負責者、政策施行建議或解決方案、意涵的價值觀或道德評估、文本中的語彙選擇、以及隱喻或語彙聯想的使用等。以下我們則即依據此矩陣，就各框架類別策略性地選擇新聞文本進行框架包裹再建構的三個層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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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少子化現象的新聞框架矩陣 框架名稱 推理裝置 時勢所趨框架 社會問題框架 轉／契機框架 千夫所指範本： z 少子化現象是眾多問題的遠因或近因現象界定 z 少子化現象帶來教育與商機上的資源重新分配（此消彼長） z 低生育率下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改變少子化現象刻不容緩出生率下降帶來對教育實務的重新思維與作為千夫所指範本： z 未具體指出現象來源（問題形成的因果關係）社會脈動的自然結果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傳統女性生育責任式微 z 外配子女過多未具體指出千夫所指範本： z 並不特別強調須負責任者並不特別強調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訂立政策者/國家 z 不婚、晚婚或遲育女性 z 大陸籍貫或越南、印尼、菲律賓外籍配偶 z 訂立政策者/國家 z 弱勢教育體系（小校）千夫所指範本： z 未具體指出（政策施行）建議或解決方案並不特別強調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以各種政策、補助鼓勵生育率的提升 z 以不同角度看待少子化帶來的契機 z 弱勢教育體系（小校）的用心價值觀的主要成分/ 道德評估 z 順應潮流 z 對個人與家人高品質生活的強調 z 對消費文化，特別是千夫所指範本： z 人力=經濟力=國家生產力 z 老年人口是社會的負擔 z 危機就是轉機 z 事在人為 z 小校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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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性消費的重視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前提 z 傳統對母職的強調 z 優生學的人口觀框架裝置千夫所指範本： z 逐年下降的生育率數據的鋪陳 z 權威或專家消息來源的引述 z 反差數據的對比論據 z 統計數據或語言 z 權威或專家消息來源的引述 z 出現在「消費」、「生活」、「綜合產業」或「房地產」版面 z 以少子化現象作為引子提出行銷訴求 _{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不言自明的少子化現象負面價值陳述 z 權威消息來源的引述 z 強調母職 vs.排除父親角色的敘述 z 反差數據的對比 z 對特例或轉折的描述 z 教育人士以第一人稱作為消息來源 z 透過二元對立詞組的對比 z 透過數據遞減的鋪陳 z 學校吸引學生並爭取進家長認同的策略描述千夫所指範本： z 具負面意涵的詞彙 z 具極端起落或強烈動作的語言語彙選擇 z 具正面價向的詞彙 z 呼籲性的語言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z 強調人口品質與正統的語言 z 具反諷意味的詞彙 z 具正面價向的詞彙… z 正…、卻…、不過… 等連接詞的使用千夫所指範本： z 戰爭或競賽隱喻 z 具負面意涵的成語 z 童話故事主角 z 因應時代變遷而新創的辭彙語彙聯想、隱喻 --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 視學生為明星的比喻（例如星光大道）一、時勢所趨框架「低出生率帶來何種社會樣貌和生活環境改變？」是「時勢所趨」框架的重要問題意識。新聞主題在於討論人口結構的改變、教育產業的轉型、新型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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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和傳統習俗的變遷。論述中對「少子化」現象基本上並不呈現具正負價向的判斷，僅從資源重分配的角度出發，描述當孩子生得越來越少，教育產業或消費行為在市場機制下不得不產生的改變。此類框架新聞在本研究分析樣本中則佔了近四分之一。在框架裝置部分，時勢所趨新聞論述的最大的特色是用統計語言或數據，描述社會上因少子化後資源重新分配帶來的轉變。消息來源多是教育單位、官員或學者專家，以顯示援引的數字來自專業人士認可，並常用反差大的數字來凸顯供給之間的落差，尤以教育產業轉變的新聞最多，如「…集體報名有 3 萬 5993 人，… 考生人數較去年少1200 多人」（中國時報，2006.5.25：高市澎新聞）、「每科平均16 分就有大學可念大考昨放榜錄取率 89%創新高」（聯合報，2005.8.10：要聞）等。在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部分，此數據消長論證所欲展現的是「此消彼長」的發展，也就是在少子化現象的同時，有相對的另一塊版圖正在成長，例如寵物飼養風氣日益興盛，連帶使得獸醫行業成長快速，躍升為十大崛起行業排名第二（蘋果日報，2005.11.1：生活）。然而此類論述多使用明顯的數字告知讀者關於社會的現況，並不特別強調責任歸屬與解決方案，藉以反映出順應潮流的價值觀，以做為一種道德評估。連結上述這些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的中心意旨，則是對個人與家人高品質生活的強調。除此，少子化現象在時勢所趨框架論述中，有時也會被當作開場白，藉以說服讀者接受因應而來的商機乃社會脈動的自然結果。從其框架裝置視之，此類新聞多出現在「消費」、「生活」、「綜合產業」或「房地產」等版面，內文引述多由店家單方描繪產業的美好願景，缺乏數據或專業人士佐證，明顯與一般純淨新聞強調平衡報導不同。雖然描述新型態商機的新聞背後產製過程可能牽涉置入性行銷，新聞中也多使用以下看似具正面價向的詞彙，如「頗具信心」、「帶動… 崛起」、「業績…成長」、「提供…成為流行趨勢」、「轉熱」、「看準…潛力」等，此新聞論述所界定的現象乃是低生育率下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同樣並未試圖藉由推理裝置的運作，找出針對少子化現象予以咎責的對象或欲提出任何解決方案。其以少子化作為引子，繼而提出某種呼籲與號召，如「少子化時代…，需要更…」、「隨著少子化浪潮…，愈來愈…」，目的則乃在於轉化為之後行銷分眾訴求的有利工具。的確，順著上述新型態商機主題的新聞論述進一步探究所對應的文化現象，「每個孩子都是寶」體現在高價位童裝與腦力開發課程等兒童商機上；「不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念也逐漸被以寵物代子所取代。故與其說此類框架論述映照的是某種既有價值觀，不如說其反映了是社會變遷所帶來的價值觀轉變。這些觀念的轉變，正如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2003⁄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 95-99）所言，人們看待孩子的態度已隨時代變遷，從「勞力投資」成為一種「情緒性的消費」，故當孩子不再是生財的勞力來源，而是帶有風險的機會成本時，人們便會再三思量生育的必要性。再者，上述這種情緒性消費並不侷限於對孩子，也延伸至如何對待自己與寵物，例如針對高齡化社會應運而生的「人口老化長期看護險正熱賣」（蘋果日報，2006.7.17：金融理財），或者對於懷孕生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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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特別重視的「高檔坐月子一天 6000 生得少捨得花紅了坐月子中心苦了婦產科醫生」（聯合報，2007.6.11：焦點），針對兒童設計的各式產品，如「德國幼兒產品展科技童樂會」（蘋果日報，2006.12.2：展覽秀），以及相對增長的寵物飼養商機，如「寵物精品進駐百貨設櫃」（聯合報，2006.11.1：消費）等。整體言之，各種新型態商機伴隨著時代變遷而生，可說涵括老中少三代，成為少子化時代的另一個獨特現象。 二、社會問題框架 「少子化」被框架成一社會問題，其問題意識環繞在「出生率下降，會對社會哪些層面造成負面衝擊？」。此類框架佔本研究所觀察的新聞文本六成以上，可說是最具份量的少子化論述展現方式。其新聞論述多聚焦在出生率下降以及新生兒減少為社會帶來的連帶效應，新聞主題則涵蓋教育、相關產業萎縮蕭條、家長管教即與子女相處方式、國力衝擊、國家政策與候選人政見、以及性別與族群比例等。隸屬社會問題框架的新聞又可進一步依其敘事方式，分成「千夫所指的少子化」以及「少子化作為政策施展前提」兩種範本來進行論述剖析。（一）千夫所指的少子化此類範本論述的推理裝置運作，不會特別去解釋少子化現象發生的情境或原因（現象來源），也不會具體提出建議或解決方案，而是透過以下框架裝置，例如逐年下降的生育率數據，或是具負面意涵的詞彙，經由專業或權威的人士，如各政府單位、企業體主管等消息來源、研究報告結果的引述，或透過記者描述，將少子化視為負向影響的遠因或近因（推理裝置中的現象界定）。然相對於前述「時勢所趨」框架新聞不帶價值判斷的論述，此類範本的數據消長對比多含有「高達」、「攀升」、「激增」、「上升」、「可觀」、「突破」、「減少」、「縮減」等極端起落詞彙，以反差大的數字凸顯供給之間的落差。一如以下標題所示：「1.5 萬人搶 270教師飯碗」（中國時報，2006.3.15：北市新聞），新聞論述以「搶」的動作來描述教師爭奪缺額的現象，鋪陳少子化負面影響的軌跡。以下更是一個典型範例：「人口結構數字說話 2004 台灣每 2.5 人扶養 1 人適齡婦女不生育率 20% 婦女有偶率偏低人口老化、學齡人口遞減未來考驗」（聯合報，2004.8.5：生活）。新聞標題點出少子化帶來「人口老化」與「學齡人口遞減」現象，而標題尾的「未來考驗」，則是對此兩種現象所下的評價。除了使用數據鋪陳的框架裝置，此類範本中的字詞選擇亦多具負面意義，藉以凸顯少子化為動搖國家根本的淵藪。例如在少子化帶來各種產業危機方面，便以「全國危機」、「（生意）一落千丈」、「搶『嬰』大作戰」、「『急遽』惡化」、「（招生情況）一片慘綠」、「（經濟）成長停滯」、「（生活水平）滑落」、「切身之痛」等辭彙，說明台灣近年來嬰幼兒出生率的變化，並藉以襯托嬰幼兒相關產業在競爭激烈環境中難以生存的窘況。隱喻的使用除具負面特性如「雪上加霜」、「（房市）泡沫化」、外，亦多以戰爭或競賽方式，如「吹起『熄燈號』」、「僧多粥少」、「『M』型現象」、「讓市場成為自由競爭之殺戮戰場」等敘述產業的蕭條；以「增產報國」、「保二戰」、「保四戰」、「保姆國家（新加坡）」、「『育種』帳蓬」、「砸錢催『生』」、「做愛救祖國」等，強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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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對國家經濟力動搖的緊迫危機與政府對施展鼓勵生育政策的關切；在描述父母與子女關係變化的現象時，也出現如「直昇機父母」、「小飛俠症候群」等聯想、或借用童話主角的隱喻。進一步觀之，將少子化現象視為不言自明的負面現況肇因，其隱含的價值觀乃視「人」，特別是青壯年，為創造生產力的工具，個人價值以能為國家創造經濟利益而定。強調人口老化現象的負面效果，則意涵老化人口是抑制消費需求、拖垮經濟與國家競爭力的隱憂。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被塑造為產能之戰，人力流失即為國力流失，此氛圍下所形塑的是「增產報國」、以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的價值觀。然而這種「人力=經濟力=國力」價值觀，卻也反映出傳統對生產力的狹隘認定，忽略應以不同標準來衡量不同年齡層的人口勞動力。於是，一些不具有給職的工作，例如做家事、照顧小孩、志工服務、幫助親友等（Hooyman & Kiyak, 2002⁄林歐貴英、郭鐘隆譯，2003），往往不被認定是增加生產效能的來源。無怪乎老年人口比例的提高便在論述中建構成對國家經濟力的負面衝擊。（二）少子化作為政策施展的前提此類範本側重以少子化負面現象做為起點，據以提出建議或解決方案。然而其刻劃少子化負面價值的方式，是不言自明的，試圖藉由連結閱聽眾的社會或文化共識來完成（潛藏的推理裝置）。在框架裝置部分，新聞文本中常出現「台灣少子化的情形愈來愈嚴重」、「少子化問題」、「少子化危機」等詞句，意指改變少子化現象刻不容緩（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卻又未點明少子化究竟帶來何種危機。這類論述發生場景主要有二：一是在立委或議題倡導團體質詢官員，要求改進、加碼生育津貼的場景；二是候選人或是官方單位與代表提出鼓勵生育相關福利的場景。儘管論述所提及的人事時地或有不同，但皆為了鋪陳公共政策發展的合理化理由（推理裝置中的建議或解決方案）。例如：「親民黨籍立委秦慧珠昨天要求內政部，明年三月研擬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應提出明確鼓勵生育、協助不孕症患者生育的政策措施」（蘋果日報，2004. 12. 4：生活）、「內政部為解決少子化危機，未來將發放育兒津貼，鼓勵多多生產報國」（中國時報， 2007.3.28：台東新聞）等。此類範本新聞也會透過民意代表、婦女團體、地方首長、內政部官員等具有權威性的消息來源引述作為其框架裝置，以建構少子化現象為須由上而下整治以降低其負面衝擊的整體社會問題。站在官方的立場，民眾願意繁衍孕育下一代，是官方樂見其成，值得讚許的行為；反之，不孕症患者、婦女生育率低落，則令人憂心，與國家利益相違背，因此須「鼓勵」、「協助」，促進其生育表現。在此所凸顯的價值觀是，個人自我的發展在國家政策的整體方向中相對減弱，生育是為了增產報國，並與愛國情操相扣連，與前述「千夫所指的少子化」範本中以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的價值觀有異曲同工之妙。除外，此類範本論述對少子化做為一負面社會問題的咎責推理裝置運作，較前述「千夫所指的少子化」範本更為明顯與具體。除了意涵整體國家須擔負起政策制訂的責任外，有兩類族群特別被視為是可怪罪的對象，其一為不履行生育責任的台灣本籍女性，另一則是高生育率的外籍配偶。就前者而言，生育率降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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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女性投入職場工作忙碌，加上自我意識高漲，頂客族近幾年已成流行趨勢，全球生育率不斷下滑，令人憂心『母親』這個名詞會在50 年後式微」（蘋果日報，2005.5.8：科技）。在這些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運作的背後，不難想像是反映了傳統的性別觀，生育責任落在女性個人身上，相較之下，男性父職的角色卻隱而不見。在少子化時代背景下，新聞論述對女性母職的強調，除了上述對現代職業女性自我意識的咎責，也會透過對獨惠於女性獎賞制度的正面描述來鋪陳，一如以下：「為避免少子化的趨勢，造成人口斷層，不少科技大廠如…等集團扛起重任，鼓勵生育，端出只有媽媽專屬的優惠措施，希望職場中的女性員工能多多『增產』，報效社會國家」（蘋果日報，2005.5.8：科技）。固然女性勞動參與率的提升，或是企業提供優惠措施，都是社會現象之一環。然而企業為提高生育率，發展出的鼓勵生育措施專屬於「媽媽」，表面看似對母親禮遇與優待，但新聞卻也刻意排除了對父職的論述，且更進一步將生育視為女性「報效社會國家」的責任，使得女性成為少子化現象咎責的雙重目標。換言之，無意生育或忽視適婚適育與養育子女的女性，須同時背負有失母職以及未以國家利益為前提的責難。高生育率的外籍配偶是此類範本中的另一咎責對象。透過與台灣本地人民低生育率現象的比較，新聞論述據此提出有關「新台灣之子」5質量的問題。這裡所隱含的價值觀來自對「異己」與他者的不安，以及對保有台灣純種文化的掙扎和矛盾。新聞論述往往先呈現台灣生育率的下降，表述對於台灣生育率下降的恐慌，接著對比生育率中「正統台灣之子」與「新台灣之子」的數量，刻意突顯後者數量之高，為憂慮拖垮整體人口素質埋下伏筆。以下字詞的使用便可窺見一斑：「每…名新生兒，就有一名是外籍配偶生育」、「在質不在量」、「優生」、「新台灣之子」、「台女不生」、「該生的不生，不該生的拚命生」等。面對出生率數量的此消彼長，新聞論述接著呈現對「質」的關注，以新台灣之子的教育與文化適應等問題，說明其人口數增加雖對台灣的生育率有助益，但在人口品質上，卻可能因血統或母親出生地而影響整體台灣人口素質。有些新聞文本雖未直接點出孰優孰劣，卻也刻意提醒新台灣之子身分上、學習能力與適應力的弱勢。更有新聞以「不諱言」、「蘊藏著隱憂」等負面字詞，將外籍配偶之子高出生率與其教育學習，框架成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且刻意將「增產報國」、「國際化」等放入引號中，反諷外籍配偶之子出生率的提升，為台灣帶來不完全正面的效益，例如：「……『少子化』趨勢下，全台國小新生人數驟降，離島的澎湖不降反升… 該縣教育局不諱言，是外籍媽媽們『增產報國』的結果。但這樣的『國際化』卻蘊藏著隱憂，孩子們的語言學習障礙，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不僅學習速度緩慢，數理也較難聽懂，澎湖的基礎教育面臨大幅修正。…」（中國時報，2007.2.4：社會脈動）綜合觀之，透過對框架成負面社會問題的少子化新聞剖析，我們發現這些文本隱含的思維反映了台灣社會排他主義的情境。面對外配子女，政府關注「質重 5_{「新台灣之子」在此意指東南亞與大陸配偶所生子女的名稱，目前多以「新住民之子」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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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量」，但國家政策卻以「增量」來看待本籍母親所生的「純種」子女人數。其中的斷裂來自新台灣之子對比上顯示能力不足，此須予以「補救」教育方能順利同化於台灣社會中。故其生育率高並不值得慶幸，反須擔憂，在在凸顯以台灣純種為自我中心的心態。 三、轉機或契機框架 「轉機或契機」框架意指少子化議題的新聞報導以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將帶來正面轉機的方式呈現，「少子化現象是否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是其重要問題意識，其對現象界定乃是反映在「危機即是轉機」的價值觀上，其意涵的建議是思維的轉換或轉換後的新作為，亦即孩子若生得少更要珍惜，應試圖以不同的角度看待少子化現象。此類框架新聞是本研究分析樣本中比例最低的類別，僅一成六左右。論述除了少部分著重於上行下效式的政策推廣，強調化解問題後所帶來的優點外，建構此新聞框架的文本敘事手法，通常多由成功發展出特色的偏遠小學作為個案，生動描繪出學校特色，輔以師生或民眾的稱許認同，並以招生人數不減反升的情況，以佐證少子化可為教育機構另闢轉型契機，故以下分析將以此由下而上的個案新聞論述為主。在框架裝置部分，此類論述多藉由具正面意涵的字詞選擇，強調小校教育的契機（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例如：「羨煞市區的學生」（聯合報，2005.10.4：大台北生活圈）、「讓有如『擠沙丁魚』的大型學校很羨慕」（聯合報，2007.3.27：台南市新聞）、「把社區居民的心緊緊拴在一起」、「原本不相往來的社區大小朋友，也因此搏出好感情」（聯合報，2007.10.15：話題）等。此類新聞論述字詞使用的另一特色，則是透過對特例或轉折的描述，例如「反其道而行」、「不但…還…」、「不減反增」、「逆勢成長」、「堪稱奇蹟」，或「正、連、卻、不過」等連接詞的使用，以翻轉我們原先對於瀕臨廢校學府的既定想像，間接賦予新的現象定義（潛藏推理裝置），故「連市區部份學校都減班，美濃鎮東門國小卻逆勢操作，在教學團隊齊心努力下，由原本瀕臨廢校的六班小校，增班至十班」（聯合報，2007.3.27：高縣．文教）中的「逆勢操作」，暗示減班是「正常」現象；「正是小朋友培養音樂素養的最好場合」（中國時報， 2007.11.15：教育）則指涉本來沒想過原來閒置校地可以再利用；「分班老師林京樺卻很有自信地說，整個楊厝社區都是孩子的學習環境，上教科書只要十分鐘，教室外的課才上不完」（聯合報，2007.10.15：話題）中的「分班老師卻很有自信地說」，顯示偏遠小校老師原本應該對學校處境感到憂心；「不過辦學的用心與努力，卻一點也沒有打折」，則暗示少子化下小校的辦學成果本來應該會打折。這些趨勢下的特例由於具奇異性或特殊性，也成為具新聞價值的報導題材。而這些打破原有想像少子化「應該會…卻沒有…」的字詞、論證使用以及現象的界定，進一步點出解決方案在於學校的用心。一如以下新聞文本指出，「無論大小校，只要辦出績效，就可獲得家長認同留住學生」（聯合報， 2007.3.27：高縣．文教），其隱含的價值觀在於「命由天定，事在人為」，說明了少子化固然是危機，少子化與教育品質沒有太大關係，只要肯努力，危機何嘗不是扭轉局勢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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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論述的消息來源多以校長、教務主任、老師等教育人士為主，學生為輔，並以第一人稱來行銷學校特色，或是鼓吹小班教學、閒置教室的優點，藉此突顯小校在教學上的優勢。具體來說，這些個案其實是透過「比較」的手法（框架裝置中的論據）來強調小校的優勢，其中包含了小校／大校、偏遠／市區、綽綽有餘（意味「資源充足」）／擠沙丁魚（意味「資源匱乏」）、特色（不凡）／平凡等二元對立的詞組，形塑出特色小校的正向價值（推理裝置中的道德評價）。也就是說，若無這種「多與少」、「有與無」的比較，即難以顯現偏遠小校的優點，進而扭轉對偏遠小校既有的負面印象。另一類典型的新聞敘事，其框架裝置則以學生或班級人數的遞減數字作為開端，強調少子化帶來的衝擊，由此鋪陳特定小校為何需要大力招生的背景原因，進而描述學校採取何種招生策略來獲取家長認同（推理裝置中的解決方案）。我們觀察到此類新聞多出現於地方版，場景多為學校的新生報到日或開學日，且招生策略花招百出，包括送腳踏車、發宣傳手冊、舉辦入校儀式、角色扮演等。新聞論述強調這些無奇不有的招生活動，旨在突顯學校主事者的用心，一方面試圖使人將這些用心與教學品質的提升進行連結（推理裝置中的現象界定），另一方面則意指天無絕人之路，出現問題時，學校不該坐以待斃，而是應自尋生機，找到出路（推理裝置中的解決方案）。此外，這類新聞論述也聚焦在學校爭取家長認同行為的描述上，例如：「校方特地設計『星光大道』，由校長吳秋鋒親自迎接新生…展現校方最大誠意」（聯合報，2007.8.30：嘉義．教育）；「為留住這些學生，教師群花費一個月的時間…製作成一本 40 頁圖文並茂的宣傳手冊，逢人就送」（聯合報，2007.5.1：彰化縣新聞）。其中「星光大道」的比喻指校方把學生當成「明星」來對待的態度，表現出校方與學生之間地位上的微妙轉變。學生地位的提升，突顯學校為了招生必須精益求精，教育契機遂即由此而生。在這些個案範例之中，我們注意到以偏遠地區小校為大宗的新聞，翻轉了一般認為偏遠小校教學資源貧乏、學生學習刺激不足或程度不好的刻板印象。另外，新聞中的這些特色小校更是挑戰了傳統教育成績至上的文化價值觀，藉由發展特色、才藝，以及學生對於鄉土的認同，對比於升學主義導向的市區學校，以扭轉課業成績是唯一判斷教育成效的標準。綜言之，此類新聞論述的特點在於以一種由下而上的個案敘事方式，既描述少子化帶來的問題，又用個案的成功範例證成問題並不存在，或指出情況可以變得更好。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來自地方上、充滿溢美之詞的新聞內容描述，某種程度提供了讀者對少子化現象的另類思維，其寫作方式雖不若新型態商機框架類的文本予人明顯商業置入新聞之嫌，卻也不免令人質疑是否多來自消息來源，例如這些偏遠學校或其上級教育或政府單位的公關稿，而非記者主動發掘的新聞？

伍、討論與結論

一、結果摘述 本研究試圖探究新的社會問題（在本研究中為少子化）如何在行之有年的既有思維（即節育可提升生活與健康品質）下成形與建構？換言之，在擁有不同切入點以及對鼓勵生育政策不同看法的公共論述中，台灣的低生育率議題如何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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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成為一「人口」問題？基於過去大眾傳媒在家庭計畫的推行上扮演了不可或缺的角色，我們因而關注低生育率的現象如何再現於媒體論述中。根據本研究的框架分析結果發現，新聞論述多半將少子化現象框架成導致教育、經濟、家庭關係、性別、甚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社會問題。少子化的新聞論述也會以較不帶價值判斷的角度聚焦在時勢所趨的現象改變面描述，或是以教育成功的個案，鼓勵因應低生育率現象可有的契機思維或作為，但不論是在報導量或是論證可信度的鋪陳上，都不及負面社會問題框架論述來得有力道。比較這三種少子化框架所構成的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後可發現，雖然統計數據的引用以及權威與專業消息來源的引述，皆為所有論述鋪陳的主要元素，但社會問題框架更是能藉由數據對比、具負面意涵的字詞、隱喻或反諷、明確或暗指須負責的特定對象為何，強化少子化現象是其他眾多問題的肇因，或強調改變少子化現象的刻不容緩。轉機或契機框架的少子化論述再現，原本可為社會問題的再建構過程中增添多元視角，然而此類新聞所佔比例卻是所有分析新聞中最低的，其詮釋權不是多落在偏遠教育機構主管身上，就是由地方新聞版面的記者描述，在新聞論述的權威性上，也遠不及負面社會新聞框架報導中出現在重要版面的中央政府消息來源發言。此外，以時勢所趨、順其自然觀點看待少子化的中性新聞描述，本可提供閱聽眾較為客觀的角度，但隸屬此類框架的新聞雖有來自專業消息來源或統計數據證成的現象鋪陳，卻也有相當篇幅的報導疑似與商業行銷的置入有關。事實上我們在契機框架的新聞論述中亦發現類似情形，從其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上推敲，浮現於契機框架中的正面積極態度，很有可能是來自特殊個案消息來源（例如偏遠學校）的公關策略。由此，以理性思維對少子化現象或因應方式的深度多元觀點討論，反倒在這些疑似行銷或公關策略的報導中被稀釋。簡言之，少子化新聞論述雖呈現了多元的類型，但在質與量的比重上，仍是偏向符合當時政府鼓勵生育政策推行方向問題建構的方式與價值觀。 二、討論與反思 作為針對台灣少子化現象的探索性新聞分析，本研究雖不足以全面描繪公共論述的樣貌，卻也試圖提供思考媒體在提供公共論述場域角色上的優勢與侷限。透過抽絲剝繭的新聞框架包裹組成元素剖析，我們則可進一步深入理解媒體再現少子化相關政策與思維的適切性。本研究的出發點並不在於從應然面提出新聞媒體如何呈現少子化論述的準則，而是期冀從分析相關新聞凸顯與忽略的面向，耙梳出其再建構問題模式的樣貌，並進一步探究其意涵。由此，我們將從少子化新聞作為一社會問題在建構過程的論述特色、問題、以及其對當今新聞傳播實務如何再現公共政策的反思等面向，討論框架分析結果的意涵，以為本研究的代結語。（一）少子化新聞建構的特色將過去引以為豪的成效反過來重新界定成為一問題，問題界定者的框架策略、各方利害相關者的回應與行動，以及媒體作為一公共論壇所再現出的論述樣貌與互動，皆為本研究欲觀察的社會⁄健康問題再建構型態標的之一。過去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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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主的家庭計畫被定位成與健康相關的社會議題，故由衛生署主導，並發動醫療公衛系統支援，也創造了奇蹟。反之，因應少子化的鼓勵生育是否也能成功在大眾論述中以同樣策略推動？亦即鼓勵生育是否依然能界定為一健康或公共衛生問題，由過去同樣推動節育家庭計畫的衛生單位來施展？此乃本研究討論的另一重點。我們發現在2004 年後，政府在鼓勵生育政策宣導上的主導框架原為一與國民健康有關的問題，但是在新聞文本中呈現的論述主題卻多為教育或經濟問題。除了新聞價值考量因素外，若從鼓勵生育政策發展的源由推敲，可理解其所依據的人口政策，早在多年前即開始有陸陸續續的討論與爭議（蔡宏政，2007），故有其延續在公共論述中的脈絡與共享社會文化價值的參照，亦有其參與以及主導討論的各方利益團體。因此當政府欲由衛生單位進行鼓勵生育政策宣導時，便無法無視於議題在新聞論述中已建構或建構中的樣貌，反映出少子化「問題」是各方利益團體建構而成的論述。故當衛生單位欲以家庭價值以及兩性平權的訴求進行鼓勵生育宣導時，社會上早已浮現的教育、經濟等問題，使得宣導訴求難以主導公共論述的詮釋方向，也包括媒體再現的內容在內，無怪乎鼓勵生育宣導計畫在推動三年後便無疾而終。6 （二）再建構過程的論述斷裂與簡化我們的預期假想是：社會問題建構的論述是連續的過程，會受先前信念與價值觀，以及舊有政策與論述的影響。因此，若欲提出新觀點，特別是改寫既定論述價值觀的主張，必先回應舊論述已設定好的基調。有趣的是，我們在與低生育率或少子化相關的新聞文本中，並未發現如此理性的過程。也就是說，相關新聞中的論述雖具某種程度的動態與競逐性，但似乎是斷裂、零碎不完整的，有迴避、有想當然爾，卻亟欠缺合乎邏輯的對話。換言之，當台灣閱聽眾對生育子女質量的認知，仍定錨於過去行之有年的家庭計畫節育訴求時，一旦鼓勵生育的訴求出現，新聞論述卻未見回應此舊有問題，而是一如在社會問題框架千夫所指範本論述中所呈現，少子化現象多被視為不言自明的負面現況肇因，或是反而在教育、經濟或其他議題上著手，強調少子化造成的影響或引發的改變、契機。社會現象的改變究竟是否與生育率直接相關，抑或源自公共政策前瞻性之不足（例如師資培育政策的修訂）？如此重要提問在媒體論述的討論中隱匿不見，是為我們發現新聞再現台灣人口「問題」論述的一大斷裂。例如本研究注意到文本中呈現生育率下降帶來的教育問題時，負面現象在媒體上的呈現多數藉由各式負向語彙的選擇、隱喻的使用、以及簡單的因果鏈，我們在新聞論述中卻無法看到政府與教育人士如何進行良善的對話，以有 6_{根據本文作者參與國民健康局鼓勵生育宣導計畫規劃的會議，以及賴建都（2006：附錄 153, 173,} 178）針對國民健康局幾位負責人員進行的訪談，在內政部、經建會等相關部會尚未訂定明確的實質鼓勵生育措施時，政府在鼓勵生育政策上的主導框架原為一健康問題，即政府能夠著力處為先讓大眾瞭解生育問題的存在，而這部份的工作則由衛生署主導，鼓勵生育的宣導即以衛生教育宣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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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回應媒體呈現的景象。換言之，當少子化現象一再被框架為負面教育問題的導因，教育體制的需求，包括師資培育政策、大專院校設立的相關法規等，在少子化社會中是否也有相關配套措施衍生，都值得重新檢視，但似乎在新聞論述的場域中卻缺乏公共討論的機會，也不見媒體扮演守望監測的角色，此為新聞再建構社會問題的論述斷裂。除此，新聞論述也鮮少對生育價值觀以及影響生育意願的原因進行討論，故在對少子化現象咎責的部分，傳統對女性生養育功能以及排外的刻板印象往往就脫穎而出成為檢視的標準，並藉以明示或暗喻對本籍女性適齡遲（不）婚遲（不）育，或是外配過度生育的憂心，似乎簡化了問題發生的情境或原因。以前者而言，依據多項研究或調查結果，台灣現代女性生育意願低落的原因，除了與媒體論述中提到的女性自主意識提升、以及晚婚趨勢等有關，亦受經濟能力、家庭分工不均、托育政策與制度的不完善、生育補助有限等因素影響（林梅君，2008；江桂香，2005）。而就後者言，在外籍配偶加入台灣人口結構後，雖然今日政府以「新住民之子」代稱「外籍新娘來源第二代」，試圖建立對外配的客觀不帶偏見的認同，但是本研究透過對生育新聞字詞使用的分析後，發現外配子女在政府單位與媒體的眼中仍多為「問題」，以明顯貶抑而帶歧視的口吻和偏見，在缺乏科學論證下，將人口素質的責任歸咎於外配子女身上，凸顯的是具優生學意涵的人口論述（Yuval-Davis, 1997）。當然，本研究也發現對外配歧視論述的產生，並非主動來自媒體，有時多源自媒體所引述的權威消息來源。由此，我們呼籲除了未來政府在推動人口政策時，須在心態上改變既有台灣本位主義，給予外配和原生台灣人同等的尊重外，媒體如何援引與平衡消息來源論述，賦予外配與其子女稱謂上 的平等，亦為當務之急。 （三）多元論述的匱乏與瑣碎化此外，談到新聞媒體作為公共論壇的角色時，記者在報導上是否能提出少子化的多面向觀察，包括廣度與深度在內，也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我們從框架分析中可以看到生育率下降後，政府應對措施與民間順應潮流的應變方式，從過去健康問題的建構，發展至不同面向的討論。而從解構框架背後的意識型態與價值觀，我們可見各方利益團體藉由對少子化不同詮釋在資源分配上的角力。然比較新聞框架各類別的比例後得知，上述的多元呈現僅流於表象，新聞再現仍聚焦在某一主流框架，而此主流框架亟有可能成為多數人理解少子化現象的唯一想像。質言之，新聞往往只突顯現象的矛盾面，卻無法進一步去討論社會現象的多面向及政策後果，使一般民眾得以評估少子化的現象來源及各種切身的利弊得失。一如本研究在文獻一節中所回顧，人口學論述對於少子化現象與生產力提高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正向或負向關係，事實上有不同的詮釋（李少民、陳寬政、涂肇慶，1990；楊靜利，2005；李弘元譯／松谷明彥，2006），反映出社會建構論的特色。所謂少子化新聞論述偏向主流框架，意指論述多符合當時政府鼓勵生育政策推行方向的問題建構方式與價值，反映的是以「量」考量為優先的價值觀，認為「人」的數量減少，會對社會帶來負面衝擊與影響，即認為人力等同於經濟力，也等同於國家生產力，故人數增加可補強國力，有利經濟發展和消費力。弔詭的是，現今社會多強調知識經濟，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否依然可循過去農業社會傳統生產力認定方式，值得深思。自進入21 世紀以來，全球暖化等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