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的交會－伊斯蘭於伏爾加河流域的傳佈
第三節 伏爾加韃靼民族形塑過程中的伊斯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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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橋樑。
第三節 伏爾加韃靼民族形塑過程中的伊斯 蘭因素
民族的形成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歷程，必須有兩者以上的群體間互動才可能運作，在這 個區分我群與他群的過程裡囊括了許多因素，諸如，種族、語言、宗教及文化。其中最顯 著的標記非宗教莫屬，宗教反映了一群人對世界的哲學思考，簡單來說就是一群人在社會 中如何自處與自我定位，而這個思考忠實反映在一個民族的生活形態上，影響了語言、教 育與文化等層面。
民族與宗教似乎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該層關係的源頭從何而起，之間有無必然的關 係，都是值得討論之處。對於這個問題，俄國學者哈賓斯卡婭(Е. О. Хабенская/E. O.
Khabenskaya)利用1999-2001年對薩拉托夫、莫斯科及喀山三地韃靼知識份子進行的訪談資 料，呈現了三地對民族與宗教關係的看法。
訪談資料顯示，在穆斯林認定方面，薩拉托夫對於是否為穆斯林的認定標準在於是否 嚴格遵從伊斯蘭教的道德規範及禮儀，而莫斯科及喀山的標準較為彈性，將伊斯蘭視為祖 先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而非單純的宗教。
在韃靼人是否一定是穆斯林這個問題上，三地都承認伊斯蘭信仰在韃靼民族形成過程 佔有一定地位，薩拉托夫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經過蘇聯統治，今日韃靼民族與宗教已經失 去聯繫，多數的韃靼人屬於無神論，穆斯林的身分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後天養成，然而，
在莫斯科與喀山大部分人，誠如前述將伊斯蘭視為文化傳統，抱持承認韃靼的歷史就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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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伊斯蘭的想法。84
哈賓斯卡婭挑選的三個地點，分別代表首都級的大城市(莫斯科)、一般大城(薩拉托夫) 及共和國首都(喀山)，看法明顯分成兩派，喀山與莫斯科趨近一致，較為自由彈性，薩拉 托夫則對宗教的態度較為嚴謹保守。
喀山作為伏爾加河中游韃靼人聚集中心，自古便是商貿要道，伊斯蘭隨著商人進入伏 爾加河流域，原本就帶有強烈的商業性格，再加上蒙古與帝俄兩次外來政權的衝擊，為了 能獲得一席之地，進而衍伸出較為彈性的神學論述，最顯著的例子就是19世紀下半葉的維 新運動。
新式學校雖然引進西歐學科，但仍未放棄原本的神學教育，僅改革了傳統經院教育教 授阿拉伯文的方法，以適應不同於中東地區的新環境。當伊本‧法德蘭將伊斯蘭正式帶入 俄羅斯的那天開始，伊斯蘭就不再是原本的伊斯蘭，各朝代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磨合中 伊斯蘭看似犧牲許多，但也造就今日所見帶有俄羅斯特色的伊斯蘭，更精確地說應該是帶 有韃靼特色的伊斯蘭。
帶有韃靼特色的伊斯蘭，這詞組有兩個重點──韃靼特色與伊斯蘭。也就是說，伊斯 蘭進入伏爾加河流域之後，失去了伊斯蘭在中東地區的獨尊地位，韃靼民族的生活型態演 奏了基調，伊斯蘭必須配合當地風俗民情有所改變。譬如，伊本‧法德蘭見聞錄中觀察到，
不里阿耳因冬季日落太早無法依照巴格達時間進行日落前的最後一次禮拜，因而將日落前 最後一次禮拜合併到日出前首次禮拜。85
1552 年喀山的陷落，伏爾加河流域進入俄羅斯的統治，大批的突厥民族併入了帝國 的領土之內，伊斯蘭成為僅次於東正教的主要宗教。對於莫斯科公國來說，1552 年的意義
84 Е. О. Хабенская, “Ислам в структуре тата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татар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аратова, Казани и Москвы 1999-2001 гг.),” in Мусульмане изменя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ed. by Ю. М. Кобищан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 2002), 229-238.
85 Султан Шамс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хмеда Ибн-Фадлана на реку Итиль и принятие в Булгарии ислама,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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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領土擴張及第三羅馬基督精神的勝利；對於韃靼民族來說，俄羅斯的統治除了壓迫之 外，更使韃靼人為了改變其在國家中的地位，開始反思並改善自己的文化，從而邁向現代 化。86
克里米亞戰爭之際，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風潮經克里米亞韃靼人傳入了伏爾加流域，
以往帝俄以宗教作為區分境內人群的標準受到了挑戰，韃靼人亟於從被帝俄統治者視為一 體的穆斯林中跳脫出來。這波民族主義思潮以維新主義的方式呈現於韃靼社會中，希望藉 由改革傳統的伊斯蘭思想及教育體制來改變韃靼人的地位，改善傳統經院教育使韃靼民族 在東正教主導的國家下毫無競爭力的情況。
總而言之，伊斯蘭不僅是宗教，更是韃靼社會組成的一部分，任何進入韃靼社會的思 潮都將以伊斯蘭的方式表現出來，亦即，外來思潮透過伊斯蘭的轉換被韃靼社會接受吸收。
壹、伏爾加「韃靼民族」概念的發展
民族對於帝俄和韃靼人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外來的、經由學習模仿而來的概念。19世 紀以前，帝俄境內就只有東正教徒與異邦人的區別。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帝國境內 也掀起了一股認同的風潮，如烏瓦洛夫倡議以三信條－專制統治、東正教與民族性，塑造 俄羅斯民族。韃靼人作為俄羅斯帝國中的少數，在認同的過程中勢必受到統治者的影響與 限制。
86 Edward J. Lazzerinni, “Definition the Orient: A Nineteenth-century Russo-tatar Polemic over Identity and Culture Presentation,” in Muslim Communities Reemerge, ed. By Andeas Kappler, Gerhard Simons and Georg Brunner,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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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的定義
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民族主義風潮吸引了學者的目光，大家都在回答民族主義源於何 處？在回答問題之前，必定先對「民族」下定義。如同厄尼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 在名著《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對民族下了兩個層面的定義：第一層 取材於人類學，認為需兩人以上共享一種文化，才能稱其為民族；第二層定義強調民族是 人為打造的，只有兩人互相承認同屬一民族，那民族才真正存在。87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把民族定義為：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 (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因為民族是想像的，因此其間所有成員不一定互相 認識，但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形象；民族是有限的，因為不論再大的民族都不可能包含所 有人，或許民族會擴大，但終究不到全面包含世界的地步。
由於19世紀後半葉以來民族主義的風潮，蓋爾納認為民族是人造的，是民族主義所發 明的，對此安德森提出了批判，她認為蓋爾納將發明(invention)等同捏造(fabrication)和虛 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ation)與創造(creation)。蓋爾納過於注重民族主義在政治層 面的發展，忽略了它的文化根源，安德森認為不能從意識形態來了解民族主義，而要將它 當成血緣(kinship)與宗教(religion)等概念來處理。88
蓋爾納和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取徑不同，前者從民族在國家發展的形成來分析，
後者則以更包容多元的文化角度來了解民族形成的過程。其實，民族主義在當代社會扮演 了異中求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民族間突顯本民族特色，在本民族內則強調整合。
87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88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1999)，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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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爾加韃靼民族起源的三個理論
討論伏爾加韃靼人「民族」概念的發展之前，必須先釐清幾個關於民族起源的理論，
才能了解民族的形成對於韃靼人的意義。關於伏爾加韃韃人的民族起源，依照時代需求不 同，主要有三說：其一，不里阿耳－韃靼理論(Булгаро-татарская теория/Bulgar-tatar theory)；
其 二 ， 韃 靼 － 蒙 古 理 論 (Теория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Theory of Tatar-mongolian origin)；其三，突厥－韃靼理論(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ая теория/Turk-tatar theory)。
不里阿耳－韃靼理論認為韃靼人源於西元前8世紀出現在伏爾加河流域中游的不里阿 耳人，現代韃靼人的特點以不里阿耳王國的建立為開端，歷經金帳汗國與喀山汗國，逐漸 累積成形，以不里阿耳民族共同體(булгарский этнос/Bulgar ethnos)為基礎的韃靼人認同不 斷強化，認為韃靼人的出現早於蒙古人和俄羅斯人，韃靼人並不屬於俄羅斯的一部分。由 於該理論帶有分離意味，在1920年代初期受到布爾什維克黨的排斥89，直到1940年代中期 經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及1946年4月25-26日的學術會議被蘇聯學者認可為正統的韃靼民族 的起源說，至解體前大量學者投入該理論的研究。90
韃靼－蒙古理論僅流行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認為今日的韃靼民族文化是由西征的 蒙古人與信仰伊斯蘭的欽察人混合而成。否認不里阿耳－韃靼理論中強調不里阿耳作為韃 靼人的源頭，認為不里阿耳的存在現代韃靼人毫無的影響力，因為在金帳汗國出現後，不 里阿耳完全滅亡，被欽察人的語言文化取代。91由於韃靼－蒙古理論肯定金帳汗國在俄國 史上的積極作用，導致該理論在蘇聯時期並不受重視，直到解體後才又再度被研究。
89 Р. К. Уразманова, С. В. Чешко, Татары, 42-43.
90 1950-1990年代致力於布加利亞－韃靼理論的學者如右：А. П. Смирнов, Х.Г. Гимади, Н. Ф. Калинин, Л.З.
Заляй, Г.В. Юсупов, Т. А. Трофимова, А. Х. Халиков, М. З. Закиев, А. Г. Каримуллин, С. Х. Алишев, 在某 程度上支持該理論的有：Ф. Т. Валеев, Н.А. Томилов參見：Р. К. Уразманова, С. В. Чешко, Татары, 43.
91 Р. К. Уразманова, С. В. Чешко, Татар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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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韃靼理論在20世紀得到長足發展，許多當代知名的歷史學家都對該理論有所闡 述。92該理論認為現代的韃靼人是由許多種民族文化交織而成，所有歐亞草原上出現過的 國家或民族都是形成今日韃靼人的重要成分，不單只有不里阿耳的影響。這個理論重視金 帳汗國時期的研究，認為金帳汗國融合了過往及現存文化，促成新政治認同的出現，但金 帳汗國崩潰後，政治認同隨之崩解四散。其後，韃靼民族史上兩次認同的轉變都源自於外 來侵略或外來思潮，第一波的認同轉變在金帳汗國崩潰後，宗教成為韃靼人認同的中心，
亦即韃靼人認為自己屬於伊斯蘭世界的一環，認同作為穆斯林(Мусульмане/Muslim)的身 分，而第二波的認同轉變在19世紀民族主義東傳至俄羅斯，開始認同以民族與政治意涵為 基礎的韃靼人(Татары/Tatars)。93
上述三理論中，突厥－韃靼理論的包含範圍最廣，將所有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變遷 因素都計算在內，也符合韃靼民族的實際發展過程。由此理論可看出韃靼民族發展的三階 段 ： (1)18-19 世 紀 中 伊 斯 蘭 民 族 階 段 (Этап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й” нации/Stage of “muslim”
nation) 、 (2)19 世 紀 中 葉 -1905 年 民 族 文 化 階 段 (Этап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нации/Stage of
“ethnocultural” nation) 與 (3)1905 年 -1920 年 末 的 政 治 民 族 階 段 (Этап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ции/Stage of “political” nation)。94
以上三個階段展示了─段由宗教認同轉向政治民族認同的過程，代表了民族由宗教、
以上三個階段展示了─段由宗教認同轉向政治民族認同的過程，代表了民族由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