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資本的《洗甲心波》之內容

第三節 小結

在第五章探究由劉氏家族的書院變成的鸞堂---修省堂，其扶鸞著書的由來與內容為 何，而所修撰的鸞書《洗甲心波》反應了當時什麼樣的俗民生活，希望透過《洗甲心波》

的文本分析，探究當時俗民生活的特質。然而，對俗民而言，屬於神祕的文字，劉家又 該如何發揮其教化功能，鸞書中所隱含的劉家之文化資本，都是在本章要逐一探討的。

第六章、結論

筆者期望透過本研究，能夠深入瞭解地方精英在面對清朝及日治兩個不同的政權 下，如何應對與運作；也希望能剖析劉家與苗栗西湖地方社會的教化及領導角色，進一 步的呈現地方精英與俗民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

第二章、地方精英、書院與鸞堂

清朝、日治時期，官方欲管理台灣，需依靠地方精英的協助，而地方精英又與書 院、鸞堂關係密切，故本章除了介紹清朝台灣書院的發展歷程外，亦欲探究書院與地方 精英的關係；接著探究在日治時期書院沒落之後，繼而興起的鸞堂在此一時期的發展。

其中與劉恩寬家族關係密切的修省堂，是由劉家私塾書院轉變而成的鸞堂，其在大時代 的脈絡下如何發展，與新竹縣芎林鄉的代勸堂關係為何，兩者是屬於哪一個鸞堂系統，

及地方精英、書院與鸞堂三者之間的關係，皆為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台灣書院的發展

「台灣為海上荒島，靡有先王之制也。荷蘭得之，始教土番。」⁷¹台灣受外族統治，

始自荷西時代，雖然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時間不長，當時行政的建制也非常簡單，並 未創設專責的教育行政機構，但荷西駐台的行政官員，即已總理政治、經濟、軍事、及 教化等事務。⁷²台灣府志記載：「能書紅毛字者曰教冊，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 濡墨橫書，自左而右而非直書也。」⁷³當時荷蘭人創造了「新港文字」，讓原住民在書信、

契約等文書上能以羅馬字寫成。⁷⁴荷蘭人進入台灣時，雖然是為了經濟利益，但「新港 文字」的推行，卻使得原住民具備書寫羅馬文字的能力，可說是台灣教育的先驅。

到了明鄭時代，鄭成功攻佔台灣後，全面展開拓墾與教化的工作，當時陳永華對鄭 經上言：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國家之治，豈必廣土眾民？唯在國君之 用人求賢，以相佐理爾。今台灣沃野千里，遠濱海外，人民數十萬，其俗素醇。若 得賢才而理之，則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三十年之後，足與中原抗衡，又何慮其狹 小哉？夫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今幸民食稍足，寓兵待時，自當速行教化，以造

71連雅堂，《台灣通史（上冊）》（台北：國立編驛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5），頁 261。

72黃嘉雄，〈台灣教育行政之演進〉，《台灣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1993），頁 5。

73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61。

74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商務，1978），頁 5。

人才。庶國有賢士，邦以永安寧，而世運日昌矣。」⁷⁵

陳永華為了日後能與清朝相抗衡，希望藉由文教的推廣，能夠覓得賢士，協助治國，

遂而向鄭經進言建聖廟、立學校。鄭經採納陳永華的建議，遂在台南置聖廟，設明倫堂，

成為全台之首學。明鄭自永曆15 年（1661 年）至永曆 37 年（1683 年）被清廷征服止，

雖然在台所推行的教育時間不長，主要又以取士為主，但是學校系統卻算完備，中央設 有學院，為最高的教育機構；下有州學、府學，相當於中等教育機構；各社之間設有社 學的初等教育機構；奠定了漢文化在台傳承的基礎。⁷⁶

清朝治理台灣初期，增設之學校，隨行政區域的擴展及地方主官之意願而定，並不 積極；從康熙25 年(1686 年)到同治 10 年(1871 年)的一百八十多年間，只設府學及縣學 二所儒學，對台屬消極治理。⁷⁷在此期間，民間的教育多半靠書院、私塾或義學自行推 展；到了劉銘傳時候，開始引進新式教育，設有西學堂與電報學堂，⁷⁸但當時電報學堂 訓練之人才，主要為政府機構所用，屬於職業教育，與一般教育性質不同；⁷⁹甲午戰敗 後，清朝在台的教育隨即結束。

清代台灣的教育制度，直接奉行清廷的教育法規，再配合臺灣的客觀環境而制訂。

但因台灣為新闢之土，一切措施未上軌道，由於清初台灣儒學推行不周；在教育方面，

雖有制度的規範，在實際的運作上，卻是左支右絀。書院在台灣盛行的原因，一部份原 因是因為「儒學不振、學宮虛設」，⁸⁰台灣地處邊疆，官府系統在缺乏政治、經濟、社會 的後援，更無法致力於推動學校教育，儒學無法振作，書院就漸次發展起來。⁸¹加上康 熙放寬「不許別創書院」的禁令，乾隆時代的積極鼓勵，地方精英與官紳紛紛創建書院。

82再者，儒學晚設或未設的情形，無法滿足人民向學的需要；鄉學、義學、社學與私塾 等，又以使學生獲得讀書、識字的能力，可應付生活的需要為主；⁸³故介於官學與鄉學 之間的書院，遂成為清代台灣主持地方文教的中心，有助於當時社會文教的發展。

75連雅堂，《台灣通史（上冊）》，頁 262。

76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 8。

77連橫，《台灣通史》（台北：成文，1983）。

78林衡道，《台灣史》（台北：眾文，1979），頁 316。

79周談輝，《中國職業發展史》（台北：三民，1985），頁 5。

80連橫，《台灣通史》，頁 269。

81陳紫屏，〈清代臺灣學海書院研究〉，頁 35。

82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頁 25。

8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

頁 28-48。

康熙22 年（1683 年），台灣始有書院，施琅在台灣府治創立西定坊書院，其後二 十年間，在府治及其近郊，先後成立了鎮北坊、彌陀室、竹溪、鎮北坊等八所書院，但 性質都屬由義學過渡到正式書院的雛形書院。⁸⁴康熙43 年（1704 年），台灣的第一座典 型的書院，乃是台灣府知府衛台揆由東安坊義學改建而成的崇文書院，自此之後，各地 書院遂先後繼起；總計清人領台二百一十三年間，全台大小書院多達五十所以上。然而，

當時雖俱有書院之名，但究其性質，卻不盡相同，林文龍將其分為二大類型，分別是高 等教育的正規書院，即道轄、府轄、廳轄、縣轄等；以及基礎教育的非正規書院，如義 學、社學、試館、特殊教育等。⁸⁵不管是正規或非正規，大量書院的成立，除了對於當 時漢文化在台的推廣，幫助不小之外，對於提昇家族的地位與聲望也頗有助益。

有關清代台灣書院的建置，筆者依創建時間製成表1，發現在康熙及雍正年間，大 部份的書院集中於台南，只有屏山書院及正音書院分布在鳳山、諸羅及彰化等縣，且這 些書院都是由地方官憲所建，或奉文所設。到了乾隆以後，書院的分布範圍迅速的擴增，

除了台南及鳳山外，也向北擴至嘉義、雲林、彰化、新竹、台北等地，甚至到達外島的 澎湖，此時所設之書院，除了白沙、玉峰、南湖等書院是由知府所倡設外，文石及明志 書院也是地方精英及官方所合設，⁸⁶其餘書院是都是當地精英自籌創建；此一方面是清 廷鼓勵的結果，一方面也是由於地方開發完成後，產生不少地方上的社會勢力，由他們 起來領導創建。⁸⁷嘉慶時，書院的設立更已遠到宜蘭的仰山書院；道光、咸豐以後，則 擴至全台北、中、南各地；到了光緒年間，也深入內山的日月潭。此一路線說明了書院 的建置進程，隨著拓墾的方向，跟隨在土地開發的後面行進。台灣土地經明鄭及清康熙 時代在台南的開發，當地已成為物草民豐的樂土，文教設施機構興盛，故清初在台的書 院也就集中在台南地區。雍正以後，南部土地開發逐漸飽和，墾民積極湧向中、北部，

使得中、北部之開發進展神速，尤其是彰化縣，也建置了許多書院，在康熙、雍正年間 開發最速。到了乾隆初期，北部淡水廳已成為墾民開墾的地區，書院的建置路線，成線 狀向北前進；嘉慶以後，進入開墾的飽和期，書院不再成線狀分布，而成為面狀分布。

就其發展情形來看，台灣的書院，早期雖以南部為多，但晚期則以中、北部為盛，此與

84王啟宗，《臺灣的書院》（台北：文建會，1987），頁 24。

85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頁 16-17。

86文石書院乃澎湖通判胡建偉應貢生許應元之請所建，明志書院原是貢生胡焯猷捐設之義學，後由淡水同 知胡邦翰改建為書院。參見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頁25-31

87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38。

政治及經濟中心之北移關係密切。⁸⁸

嘉義縣治

總括而論，清代台灣是個移墾社會，社會上升流動非常活潑，大部份的社會領導人 物皆靠經營商墾起家，然後再設法取得科舉功名，提昇社會聲望及地位；在其取得領導 地位之後，為了保持地位，均特別重視各子弟的教育。⁹⁰因此，書院建造的時間與地點，

也隨著台灣拓墾的時間與方向，有由南至北發展的情形。而書院的建置與地方精英也關 係密切，台灣書院能夠在清康熙時代開始發展，至乾隆以後大量創建，地方精英的提倡 與推廣功不可沒。

清朝甲午戰敗後，科舉制度不再施行，加上日本推行「國語」運動，於各地設立「國 語傳習所」，在其「近代化」及「同化」教育政策下，使得台灣學子有了另一個學習的 場所；再加上1920 年代以後，各項同化措施日益積極且具強制性，能繼續開辦者只有 扮演代用公學校或推廣日語設施的角色，⁹¹因此，台灣書院在此階段即漸漸沒落。

第二節 台灣鸞堂的發展

一、台灣鸞堂的興起與衰弱

鸞堂信仰的主神，鸞堂成員稱為「恩主」，因此有學者稱之為「恩主公崇拜叢」；

鸞堂信仰的主神，鸞堂成員稱為「恩主」，因此有學者稱之為「恩主公崇拜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