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總而言之，台灣是個移民的社會，不管是書院或鸞堂，都自中國移入台灣本土，在 台各有其發展的空間與歷史，在清朝國家勢力很弱的時候，位於邊陲地帶的台灣長期倚 賴地方精英的經營，地方精英們也透過書院建立自己的聲望，然而，當劉銘傳開始建省 到日本人進來後，面對改朝換代，這些地方精英面對政治的變動，如何因應，態度又為 何？在海島台灣，因時、地、空因素不同於中國，書院轉為鸞堂的特殊情形，讓台灣的 地方精英相較於中國的知識份子，命運有所不同。故而筆者嘗試更進一步探究歷經清朝 統治到日治時期這段時間，劉家從書院到鸞堂此一演變過程中，如何擁有並維持其地方 威望，而這些地方精英在歷經兩個不同政權的統治過程中，又是如何的應對，使其持續 擁有教化與領導的權力與角色。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清末日治初期，台灣的地方精英常遊走於書院與鸞堂之間，使得地方精英與書院、
鸞堂三者的關係密切。劉恩寬家族在苗栗西湖地區可稱得上是有名望的地方精英，其族 人在清朝、日治時期，先後創建私塾書院與鸞堂，而此書院、鸞堂與筆者所欲探究家族 在地方與俗民生活的關係頗為密切，故而本節欲對地方精英、書院與鸞堂的相關研究進 行文獻回顧。
一、地方精英
有關中國社會領導階層的研究，有人以「鄉紳」、「士紳」及「地方精英」為詞來進 行研究，「鄉紳」通常強調其地方性的支配勢力，「士紳」則強調其所受教育與所得功
6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趙學元譯，（台北：桂冠，1992）
7《洗甲心波》全書分為十卷，共 1629 頁，編纂年代自天運庚子年（1900 年）閏八月初九日辰刻始，至辛 丑年（1901 年）八月初四亥刻止。參見修省堂編纂，陳運棟整理，《洗甲心波》（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 局，2005）。
名，而「地方精英」則涵括前二者，強調文化關係上的支配性。8本文因應研究對象的 特殊性，將以「地方精英」一詞界定之。
。
地方精英在中國社會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究竟什麼人稱得上是社會上的地 方精英？這些地方精英究竟有何特殊之處？為釐清地方精英的特質，首先針對地方精英 進行定義。陳世榮將地方精英分為地方士紳、官方在地方上的鄉治代理人及地方頭人 等。地方士紳是指具有功名身分的精英份子，包括有生員以上具科舉學銜的紳衿及以捐 納或軍功方式取得學銜出身者；而官方在地方上的鄉治代理人則是指地方行政體系中的 廳縣制度以下，不支薪也不直接隸屬各級官署行政體系管轄，但擁有少數特權的鄉治人 員；地方頭人則是地方社會裡各民間團體、組織、關係中，在民間被推戴成領導者，或 對地方社會具有影響力卻較不具官方色彩的地方精英。9蕭公權認為，像士紳這類的地 方精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主要核心人物與地方具有影響力的人物。除了士紳外，還應包 含鄉社中的一些讀書人。他站在官方的立場來研究政府控制力與地方精英的互動，注意 到國家權力不斷企圖透過鄉約、學校、宗教的管道，完成意識型態的控制。10瞿同祖則 認為士紳精英是一群「地位」群體，在社會上享有相同的社會榮譽，與俗民的差別在於
「地位」。所謂的地位可視為一種「法定頭銜」，如生員、貢生、舉人、進士等。商人與 地主在此定義下並不屬於地方精英。因為地方官往往需要地方精英的協助，許多施政或 決策也要仰賴地方的精英參與地方公共設施的建造、教育的推廣、保甲制度的推動及民 團的訓練，無形中，地方精英的重要地位在某些地區往往超乎地方縣官之上。所以，地 方精英所在的社會地位仍需視其區域而定。在文人薈萃的地方，就算是舉人，其影響力 可能未及鄉下地方的秀才生員。11另外，蕭公權與瞿同祖皆注意到中央政府如何由上而 下的「控制」地方社會，注意到國家若要影響、控制地方社會，實有賴於地方精英的支 持，故而將地方精英，定位在輔助國家政權控制地方社會的角色
張仲禮的看法也與瞿同祖相同，均認為地位、特權是地方精英與平民的區分。但不 同於瞿同祖的是，張仲禮另外將士紳精英的地位分級，他不僅以教育程度、出身方式與 道德標準來定義士紳，明確地將士紳劃分為透過正途而得的「上層士紳」，如貢生、舉
8連瑞枝，〈從鄉紳到地方精英（From Gentry to Local Elite）〉，《史匯》第 3 期（桃園：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1999），頁 283-297。
9 陳世榮，〈清代北台桃園的地方菁英及「公共空間」〉《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台北：政 治大學歷史學報，2001），頁 203-341。
10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1960。）
11Ch,u,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69-195。
人、進士和官員，以及透過異途而得的「下層士紳」，如監生、例貢生及部份官員。除 此之外，張仲禮也注意到士紳精英的社會流動，及其與國家政權的互動關係等議題。12 據《劉氏族譜》的記載，劉家亦有恩貢生、拔貢生、附貢生及例貢生13，若以張仲禮的 說法，這些「上層士紳」、「下層士紳」等地方精英皆出現在劉氏家族，其地位及特權 的關係、與官方的互動的情形，頗值得一探。然而，何炳棣卻不認同張仲禮的說法，他 認為清代中國上層只可包括在職、候選或已退休之官吏，和具有任官資格的進士、舉人 和貢生諸人，而不應包括無任官資格的生員和監生，並將這些官吏和具有任官資格的士 紳精英稱為「統治階級」。不過，雖然何炳棣強調任官資格的重要性，但也不否認生員 的地位，只是，他們是屬於庶民中的特權階級，由於社會地位並不高，所以，生員與監 生不可列於士紳階層的地方精英。14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以地方影響力的擴及來定義地方精英。Cole即認為一個獲得所 有社會成員一致認同的標準，基本上是一種錯誤的預設。他把地方精英視為一個客觀外 在的實體，並且認為要被認定為領導人物，並不是研究者自行認定即可，而是要由地方 人民認定才算。所謂的地方精英必須是他們其中的一份子，且需考慮實際運作的狀況才 能決定。15涂一卿也指出，地方領導型人物並不一定要是士紳位階的地方精英，鄉社可 依其自我的運作需要形塑領導人物，其可能是地主、富商，不管身分為何，他們獲得鄉 社居民的認可，在鄉社中就擁有可以運作的影響勢力。16吳文星除了注意教育程度、道 德標準、社會地位等指標之外，更以「影響力」來作為判斷地方精英的標準，這不僅擴 大了精英分子的範疇，也更注意到性質上的多樣性。吳文星所稱的社會領導階層，指的 就是那些在清代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另外 還包括日治時期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等各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的地 方精英。17
12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頁 1-29。
13劉錫屯、劉養業、劉嗣業、劉聯科等為例貢生，劉永長、劉永義、劉龍文等附貢生，劉繼業（字廷珍）
為光緒6年庚辰科恩貢生，劉進業（字廷耀）為光緒11年乙酉科拔貢生。參見劉贊鵬，《劉氏族譜》（新竹：
大進，1997）
14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1962）
15James H. Cole, Shaohsing: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6)
16涂一卿 ，〈清代台灣社會變遷與地方領導精英－霧峰林家與板橋林家之比較〉（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 100。
17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當然，並非只有透過科舉制度晉昇的人或是對地方擁有影響力的人，才可稱之為地 方精英，透過捐納，亦可成為地方精英。R.M.Marsh就認為所謂傳統中國的精英份子，
應包括具科舉功名的士紳、大地主與富商，他認為這三種人物在中國社會的運作中，具 有極重要的影響力。18這意味著除了透過考試晉昇的士紳外，只要財力許可，即可成為 精英份子。與其相同的是，蔡淵洯也認為，透過非正式管道亦能成為士紳型領導人物，
他在研究中指出台灣地方精英的流動模式是由平民成為豪強型領導人物，再以非正式管 道成為士紳型領導人物。一開始，由於社會俗化的影響，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性質呈現 邊疆色彩，以沒有科舉功名的豪強領導分子為主，像是領導土地開墾活動的墾首、隘首、
大結首和富商等。後來，社會趨於正常化、經濟的繁榮、官方和社會領導階層的提倡，
皆利於文教社會的發展，社會領導階層由經濟型轉而成為經濟型、政治型和文教型三類 並重的多元領導。社會上文教日益發達，使得科舉考試出身的地方精英增多。另外，經 濟繁榮，透過捐納和軍功以取得精英地位的形式也日漸盛行，更有助於地方精英成員的 增加。19此外，王立毅也認為地方精英除了退職、離職而鄉居之官員及具有科舉功名未 出仕之讀書人外，亦有透過捐納途徑獲取功名者。20因此，憑藉著財富，透過管道捐納 為官者，亦有機會成為地方精英。劉家來台祖由大陸來台發展，雖非墾首，但經過後代 子孫的努力，亦使財力漸漸累積，在成為地方精英的過程中，也有屬於捐納為官的這一 種，反映出臺灣地方富商與地方精英之間界線曖昧的一部份歷史。
皆利於文教社會的發展，社會領導階層由經濟型轉而成為經濟型、政治型和文教型三類 並重的多元領導。社會上文教日益發達，使得科舉考試出身的地方精英增多。另外，經 濟繁榮，透過捐納和軍功以取得精英地位的形式也日漸盛行，更有助於地方精英成員的 增加。19此外，王立毅也認為地方精英除了退職、離職而鄉居之官員及具有科舉功名未 出仕之讀書人外，亦有透過捐納途徑獲取功名者。20因此，憑藉著財富，透過管道捐納 為官者，亦有機會成為地方精英。劉家來台祖由大陸來台發展，雖非墾首，但經過後代 子孫的努力，亦使財力漸漸累積，在成為地方精英的過程中，也有屬於捐納為官的這一 種，反映出臺灣地方富商與地方精英之間界線曖昧的一部份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