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就是政客統治—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民主的定義問題之所以盤根錯節、複雜異常，正如前所述，在於它「本質上 可爭議」、是個「複合體」、51是「詞語之戰」的兵家必爭之地，然而問題並不 僅僅於此。古典民主理論的使用者，雖然也對民主眾說紛紜，但是好歹有幾個概 念是極清楚的，比如：「民治」統治者即被統治者、實現民主相當程度也就是實 現平等、自由、正義。因為這些概念是混合的，便可以導出多數即正義的人民是
「絕對多數」原則，而多數暴政和犧牲少數權利，從這體系來看是正當的、權力 的「名義擁有者」和「實行者」多多少少是重疊的。隨著 2500 年的滄海桑田，
民主變成一個巨大的謊言，民主不是「人民的權力」，它的名義擁有者不是實行 者，而且根本無法作主，我們急需一個新的理論，以弭補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的 巨大斷裂，這種「斷裂」筆者借用「認知不協調」理論來詮釋，不斷出現的異例 已經讓古典民主理論的解釋力消失殆盡，促使一個「典範」轉移的「意識形態」
理論應運而生—熊彼得的修正民主理論。能有效解釋古典民主理論至修正民主理 論的轉型，我們就有把握了解中國式民主想要對修正民主理論所做的事。
本章要處理的議題如下：首先，從古希臘到今日的民主簡史；其次，區分概 念，辨明民主與共和、憲政、極權、自由的異同；第三，熊彼得的修正民主理論 與所進行的典範轉移；最後，可以說明這種典範轉移是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藉 由交易成本的降低，大大擴張了民主的勢力範圍，從而帶來民主詞彙今日的榮景。
51 至少有古希臘的古典民主理論、羅馬共和傳統、代議政治和平等邏輯四大源頭，還包括與時 增加的無數支流，讓此議題更為複雜。每個人都可以從這個複合體中找到可以為己所用的元素，
可是沒有人能說清楚這複合體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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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主簡史。到了 18 世紀，民主仍是飽受輕蔑的字眼。只有最不在乎 和最無可救藥的異議者會堅持他們的政治立場，但也只敢在私下這麼做，因為任 何做出如此選擇的人，等於將自己放逐於政治生活的疆域外。事實上，也流放在 當代智性生活的外邦。但是，在一個世紀內，有件事卻發生決定性的轉變。我們 可以自信地指出第一個清楚的轉變—到了 18 世紀末期，將民主帶回政治生活中 的，是北大西洋兩岸巨大的政治危機。第一個出現在 1760 年代中期，背景是北 美英屬 13 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從未被法國統治過；第二個危機則出現在 20 多年後，是在宗主國本身的法國。這兩個背景有天壤之別的差異。這兩個危機的 起因、節奏和結果各異，卻使民主在歷史上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民主這個名稱 在北美殖民地危機開啟時，並未扮演任何角色，並在定義其結局的政治結構上，
也未曾擔任正面的角色。而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在美國政治領袖的語言中，民 主則明顯又一貫地成為負面模型的熟悉字眼，這主要來自雅典的經驗，所以也是 美國領袖盡全力避免的。只有在回顧過往時，當美國的新憲法開始生效，而新國 家也開始作用，這個觀點卻開始做出全面性的轉變。此時，英國本身代議政府的 熟稔實踐，特別是選舉關鍵角色的議員（和英國議會選區相較，北美包括涵蓋面 更廣的選舉權），使他們將古世界的語言重新命名。一旦如此，美國人開始延伸 其殖民過去，認為自己早就是民主主義者而不自知。這種經典的表現方式並非來 自於美國的作家，反而由一個年輕的法國貴族—托克維爾所提供。在托克維爾的 作品《民主在美國》中，我們第一次看到認同民主為現代政治經驗特色的關鍵，
而對任何想理解這種經驗特色的人，都必須專注並理解民主做出的暗示（Dunn, 2008: 53-55）。筆者認為這種「將古語言重新命名」的行為，已經為民主的能指 和所指的混亂大開其門，隨之而來的必定是民主理念和現實的認知不協調。一個 全新詮釋民主的意識形態理論，勢必也要應運而生。這也再次證明了貝克的洞 見，美國人在被洛克的民主理論說服之前，早就已經被說服了。其實他們只是需 要一個嶄新的意識形態理論來「加強」（reinforcement）這種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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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數的《聯邦黨人文集》，是由漢彌爾頓所執筆，然而賦予此書特殊權 威的部分卻不是由他所撰寫，而是由一個維吉尼亞州種植園主，其靦腆、勤奮又 溫和的 36 歲的大兒子—麥迪遜所書寫的，他也參與了在費城展開的憲法會議
（Dunn, 2008: 57）。今日，即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民主」一詞，但麥迪 遜堅持在美國政府中，完全排除所有人民集體資格的部分，仍使人震驚不已。對 麥迪遜而言，這證明了不像是古典希臘民主城市國家，他所捍衛的新國家並非是 民主的。在他自己的語彙中，正如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一樣，人民的集體資格，
完全排除在社群管理之外，不能視為是直接統治。最後，做出控制的是多數公民 的意志。但直接控制卻是完全不同的部分。不管新美國會被如何的稱呼，絕不能 被叫做是民主（Dunn, 2008: 59-60）。我們知道，麥迪遜並未對現在主導世界、
被稱做「民主」的國家類型做出任何解釋。對他和他當代聽說過這個字眼的美國 同儕而言，「民主」一詞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且明顯地缺乏吸引力。但在他
《聯邦黨人文集》中精彩分析和漢彌爾頓的作品中，曾概要提出此種國家類型，
會變得如此成功的合理原因。更重要的是，這個類型的國家，本身足以在長時間 有效地代表人民。從長遠來看，只有民主可直接結合實用的可能性，以及代表公 民組織，並做出令人信服的要求。讓相對少數公民做為代表，並堅持他們是由大 多數的（如果不是全部）選民所選出，是種平等和不平等的狡詐混合物。這雖無 法保證財富和有聲望者的黨派實際的勝利，但卻開啟了這個能經由公民本身的選 擇，一再地重複地獲得勝利。如此一來，公民在不斷考慮下獲得此勝利，所以他 們最後還是贏得這場戰爭了。而麥迪遜認為民主之所以不可行，主要是因為規模 之故。美國根本無法以民主的方式來管理（Dunn, 2008: 104-105）。然而，對美 國人而言，從今以後，民主填滿了政治的地平線，任何選擇公開拒絕民主的人，
等於是在政治上自尋死路。美國人最後也了解到，民主的戰爭事實上是因其缺席 而致勝的，即使民主的主要本質早已獲勝，但卻是以不同的名義與絕大的努力所 造成的（Dunn, 2008: 64）。筆者相信，僅僅是美國建國先賢對民主的認知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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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不同，也很大程度的突出了民主所指的巨大斷裂。因此說現代民主是美國 的一種發明也並無不妥，它只是借用了古代的語言。
從 1796 年至今，「民主」一詞，提供兩種動力供我們理解，而且是非常不 同的要素。第一，政治組織的命運：各類型的國家開始熱切形容自己是民主制，
以及在所有現存競爭稱號中，相對於忽然得到某種普遍的勝利。第二，乍看之下，
這似乎只單純地發生在言詞方面的，「民主」這名詞，只是普遍流行政治推薦的 基礎，一種捕捉到假設或真實優點的方式，並非只是一套政治組織，對抗另一套 政治組織方式，而是在我們共同生活組織中的所有特色，並以我們希望的方式來 組織（Dunn, 2008: 107）。要想了解民主會面對怎樣的未來，必須先了解它在北 美未來一個世紀的命運，以及在其庇護下，美國經濟傲然興起的理由。但是除了 美國之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類經驗對其他國家政治的影響仍然有 限，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類影響才真正形成。在此之前，民主在世界 各地不穩定地分佈著，並無法成為美國力量的見證，甚至也不算是美國勢力的範 例。民主真可被正名是一件值得提及的事，乃是民主作為一個思想（對政治術語 來說甚為古怪，因其尚未開始政治期望概念的生命，而且長期以來，它甚至是在 政治上即不受歡迎的稱號）本質力量的證據。這雖然聽起來很合理，但讓人疑惑 的是，民主或許是另一種力量的見證，並是更莽撞曖昧的歷史性例子，即最後征 服法國，令人敬畏的法國大革命（Dunn, 2008: 70）。
羅伯斯比爾是卑鄙又有魅力的角色。對我們而言，重要的不是這個人物本 身，也不是他在恐怖革命中的政治陰謀角色，而是由他來打響民主這個字詞以及 概念。他所保證的民主，和共和主義形式的國家同一性質。古代民主只是一系列 相對明確的政治安排、自我指派或永恆君主制（希臘人稱他們為暴君）的名稱罷 了。他顯然心儀「名詞歷史」的這個層面，因此以自身與其政治同黨的名義喚起 這名稱。如此一來，他卻需直接面對政治上的不便，雖然在政治安排上指稱是古 代的世界，但卻和「公安委員會」使人膽怯的慣例截然不同。當他以議會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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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會保證，「民主並非是人民持續聚會，並管理所有公共事務的狀態」，顯然 他強調這名詞歷史的某個重要部分。而這對法國大革命動盪階段的敘述，卻完全 不合理。即使是巴黎人，這些憤怒群眾的「卑微人民」，促使著革命前進，打破 巴士底監獄或杜拉瑞宮（Tuileries Palace），甚至蜂擁進入議會中，卻絕不會持
向大會保證，「民主並非是人民持續聚會，並管理所有公共事務的狀態」，顯然 他強調這名詞歷史的某個重要部分。而這對法國大革命動盪階段的敘述，卻完全 不合理。即使是巴黎人，這些憤怒群眾的「卑微人民」，促使著革命前進，打破 巴士底監獄或杜拉瑞宮（Tuileries Palace），甚至蜂擁進入議會中，卻絕不會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