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
筆者認為「中國式」所代表的模糊輪廓，所謂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應 該至少有幾個源遠流長，在中國影響力極大的概念組成：即「民本」、「增強國 力」、「精英統治」。這三個概念都可以統整在「好政府」的概念之下。易言之，
中國式民主，相當於民主必須要在好政府的框架下才能存在，或者是才有存在的 理由。正如同自由主義民主所重視的，是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實行民主。
「中國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泛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政 治、社會的巨大變化，如果有取得一定的成功的話，那麼這個成功的原因稱為「模 式」（潘維，2010：4）。52筆者關心的議題是—「中國模式政治改革底下的民 主議題」，可以稱之為「中國式民主」。但是講到「中國式」的民主，這個修飾 民主的形容詞，大家就感到陌生，甚至懼怕、反感，畢竟縱觀中國古代歷史的確 有民本、民享的思想，甚至有民有的思想，但是民治卻是聞所未聞。無怪乎有人 認為中國式民主，是要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正名，也就是威權統治，或監 護式的政權，為了延續其統治所作的美化。正如德沃金所說的一樣：「讚頌與詛 咒它的人，對他們所讚頌和詛咒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常常眾說紛紜」。如果想要 了解所謂的中國式民主，並對其加以分析與批判，勢必要去梳理以下的問題：
第一點，民主價值究竟是普世的還是特殊的？第二點，中國式民主是什麼？
第三點，要透過何種具體的手段來達到中國式民主？我們試圖從中找出回答此問 題可能的比較基礎：
52 潘維認為如果是失敗的原因當然就稱為「教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60 年的成功，是研究
「中國模式」的前提。若否認中國的「成功」，當然就不可能認同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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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指出，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競爭、透明、參 與和政治責任。「民主政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闡述的，由 此可見民主價值是普世的。但儘管民主政治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民主不能 保證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時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會導致社會的 不滿，而政權也會處於低度合法性。因此對中國或其他開發中國家來說，關鍵問 題並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壞」的民主。
總而言之，民主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是普世 的。但民主又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又是極其 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設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民主政治建 設一整套「基礎國家制度」。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式的民主」。實踐方式可能採 用選拔制度和選舉制度的結合。金耀基的《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認為西方的 民主典範是可以，並應該參考的。但到目前為止，任何對民主政治有真切了解的 社會科學者，都不敢虛妄到相信民主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只有一個形式可行。歷 史的經驗顯示，工業化有不同的道路，民主也會有不同的道路。即中國民主建構 並無絕對模式或規律可循，不論是理論上或經驗上。中國民主發展模式，像中國 經濟發展模式一樣，必然一方面有其普遍性，一方面有其特殊性。所謂中國式民 主即是指民主（源於西方的）在中國文化社會中的生長與運作，必不能外緣於中 國文化社會，必不能不與中國文化社會的因素交互影響，亦因此必不能不出現帶 有中國的性格與風貌，這即是中國民主的特殊性。但其「特殊性」必相應於其「普 遍性」而始有，而「中國式民主」必須具有民主的普遍性格，它必須具有尊重法 治，保障人之尊嚴、自由與權利等因素，如不具備這些民主共同普遍的因素，則
「中國式民主」便毫無意義可言。換言之，中國式民主並非「打折扣的民主」，
它具有民主的普遍性格，但是在生長過程、風格表現、制度設計上絕不會，也不 必與西方的民主相同。但是在具體制度設計上，本書並無著墨太多。貝淡寧的《民 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的人權與民主對話》明確點出，在主要是被西方經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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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的一套政治標準之上，我們有必要認真考慮，東亞人民習慣恪守的諸種意義 與優先順序。所以說，忽略東亞對於人權與民主的看法將是一個錯誤，一則該地 區居住著佔世界人口總數近一半的居民，二則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經濟與政治強 國，足以在國際舞台上對西方霸權構成重大挑戰。尊重與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殊 性」才是推廣民主，有效增加民主與人權清單的方法，而不是怕民主與人權一旦 因地制宜，這個清單就會被削減，強硬與不近人情的「普世性」原則在歷史上往 往造成反效果，咄咄逼人的口吻與侵門踏戶的動作，並非推銷一個良善價值觀
「好」的手段與方法。那何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呢？中國的政治 改革者，往往並非從個人自由的觀點，來理解民主制度，使個人免於專斷權力的 壓迫，的確是近代西方民主發展的軸線。但確並非中國知識分子擁護民主的主要 理由，他們往往將民主視為一種增強國力的手段。要如何擁有一個基於普選權之 上的定期選舉，卻又體現中國重視知識菁英以及國家長期發展的傳統；一方面實 現民主，另一方面讓具備公共精神的知識菁英來領導人民？作者貝淡寧提出了一 個有趣的解決之策：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包括民主選舉產生的下院，以及在競爭 性考試基礎上遴選之議員組成的上院，稱之為「賢士院」，而真正的政府首腦應 該產生自下議院，換言之，賢士院從屬於民選的下議院。
這三本書討論到「中國式民主」的篇章，都認為民主有其普世的一面，然而 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特殊性，其重要性絲毫不遜於普世性，故兩者可謂相輔 相成。對於何謂民主的普世性格，三本書略有些微差距，但基調十分類似。前兩 本書極為重視還沒民主化之前，國家基本能力建構的問題，也強調這絕對不能等 到民主之後再來煩惱，其先後順序對於民主後續發展的品質是極其重要的。最後 一本書著重用民主來富國強兵、增進經濟長期發展、社會秩序的穩定等價值觀，
基本上仍舊是屬於國家基本能力建構的問題。基本上，三書對於先求開發中國家 強而有力的國家能力建構，再追求高品質的民主立場一致。關於如何實踐中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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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方面，第二本書並沒有具體提出方法，其餘兩本都有提出有趣且具創意的 方法。
因此，筆者會挑選這三本書比較的著眼點，在於「西方民主理念與政治秩序」
要如何拿捏的議題，三位作者都同意，如果中國式「民主」在概念上可以和西方 民主來比較，一定要具備某種程度的共性或普遍性，比如競爭、參與、人權、法 治的要素。缺乏這些要素，西方和中國也許就談的不是同一個概念，變成你講的 民主是土豆，我講的民主是花生，有點不小心搞混，或故意濫竽充數的味道。53 如果確定要追尋的是「民主」，那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持續的維持相對穩定，這是 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三位作者也都十分重視「穩定」的概念，也就是在追尋民主 價值的同時，保持穩定是同等的重要，但是三人所指的穩定有細微的不同。鄭永 年認為好的民主和壞的民主，其區別在於「國家基本能力」的構建與否，偏重「政 權的穩定」和好治理，與民主價值的追求連結與順序；金耀基則從規範性的角度 出發，認為「穩定即民主價值」的其中重要部分，如果當初追求民主，就是為了 讓數人頭取代砍人頭，如今追求民主卻視穩定為無物，無非是本末倒置；貝淡寧 則認為「尊重地方性知識，帶來穩定的民主」如此方能擴大民主。民主對於中國 是外來詞彙與觀念，如果不重視和本地固有價值的融合與交流，必不可能帶來穩 定的民主發展。
更細緻地來看《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54本書其中的一個篇章，專門處理 中國民主化的問題，題名為「民主化的中國模式」。內文分三節，分別是「民主 的普世性和特殊性」、「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中國的漸進民主 化」。光是從篇名，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大綱。作者認為如 果光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改革，那麼很多 寶貴的內容就會被忽略。西方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進行民主改革是可以理解的，
53 在台灣土豆跟花生指的是同一個東西，然而中國大陸用土豆是指馬鈴薯，用語不同容易混淆，
如果你指的是蘋果，我說的是橘子，雖然用的是同一個詞彙，無法有比較的基準。
54作者鄭永年是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 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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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目前為止，民主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自我價值最有效的制度。55但是 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面臨的，不僅僅是民主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建 設問題。因為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強大無比的、摧毀非民主舊制度的力量，卻很難
因為到目前為止，民主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自我價值最有效的制度。55但是 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面臨的，不僅僅是民主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建 設問題。因為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強大無比的、摧毀非民主舊制度的力量，卻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