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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模式三治療控制感與生活品質間接結果示意圖

個人控制感及治療控制感對於生活品質的效果

在本研究的結果中,個人控制感與治療控制感兩者對於後續(五個月後)乳 癌病人之生活品質的間接效果方向相反,顯示在乳癌的研究中,區分兩種控制感 的效果具有特定意義。個人控制感與本研究假設相同,個人控制感經由因應型態 正向預測生活品質,絕大部分效果經由逃避因應影響生活品質,有一部分的效果 經由問題取向因應影響生活品質。反之,術後一個月治療控制感對於術後六個月 生活品質為負向效果,表示術後一個月時治療控制感越高的乳癌病人,其後續生 活品質越差,此路徑在模式二時為直接效果,術後一個月治療控制感不經由術後 一個月因應型態,而是直接負向影響心理、社會及環境生活品質;在模式三時為 間接效果,絕大部分效果經由術後六個月的逃避因應影響生活品質,少部分效果 經由術後六個月的問題取向因應負向影響生活品質。

依據Rotter 的理論,個人控制感可視為「內控」(internal control)傾向,對 於癌症內控傾向越高的病人,可能越能感覺可以控制自身疾病,認為癌症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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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低(Rowe, Montgomery, Duberstein, & Bovbjerg, 2005),內控控制感越高的病 人面對疾病會有較佳的生活品質及較低的憂鬱分數(Sharif, 2017),在本研究結 果中,個人控制感亦正向影響生活品質。然而,癌症不同於其他情境,較難以完 全使用依賴個體的能力進行控制,因此當個體面對反覆無法獲得控制的情況,堅 持個人控制感的信念可能是適應不良的,故過往研究亦會討論病人藉由治療獲得 的控制感與適應的關係。

Rotter 所指的外控(external control)是個體認為事情基於隨機或者是命運等 無法控制的原因導致,背後反映個體認為無法自身控制外界壓力事件,多與適應 不良較相關。然而,Levenson(1973)認為在外控中可進一步區分出權威他人控 制(power others control),後續 Wallston 與 Wallston(1978)時亦基於 Levenson 的理論發展出多面向健康控制源量表(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MHLC) Scales),治療控制感反映了病人評估醫療機構對於疾病的控制程度,偏 向權威他人控制的概念,當病人面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癌症)時,病人難以 完全依賴自身資源以控制疾病,而會希望經由醫療機構的協助而減少疾病帶來的 影響,並展現向外求助的行為,在此過程中,病人因信任環境中協助疾病控制的 權威者(通常是醫師),而減少疾病的壓力或疾病伴隨的負面感受後,病人會產 生於個人控制感類似的感受,此歷程稱為替代控制(vicarious control)(Taylor et al., 1991),替代控制反映病人評估治療能控制疾病的程度,對於病人而言有一定 的適應性。然而,在許多慢性病的研究中,治療控制感與病人適應情形之間呈現 分歧的結果,如AIDS 的患者研究中,治療控制感與自陳健康呈現負相關(Reed, Taylor, & Kemeny, 1993),風濕性關節炎病人的治療控制感亦與負向情緒相關,

(Affleck, Tennen, Pfeiffer, & Fifield, 1987),但乳癌的研究則呈現治療控制感則 與適應情形正相關(Taylor, Lichtman, & Wood, 1984)。過往研究者曾經提出幾種 可能調節治療控制感與適應情形的可能因子,如:Taylor 認為性別與預後可能是 影響適應方向的因子之一,女性為可能相較於男性更能適應依賴他人,因此對於 女性而言治療控制感益處較明顯,而男性則需要更多個人控制感調適內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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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相較於性別更有可能影響治療控制感與適應情形的關係,自陳預後較不佳的 人,其治療控制感對於適應情形呈現負相關,而自陳預後情況較佳的病人,治療 控制感與適應情形呈現正相關;亦有研究指出,城鄉差距可能是治療控制感的調 節變項,鄉村乳癌患者的治療控制感與憂鬱呈現負相關,城市乳癌患者的治療控 制感與憂鬱呈現正相關(Bettencourt, Talley, Molix, Schlegel, & Westgate, 2008)。

然而,本研究的族群為女性,且多為乳癌第一期或的兩期的病人,其五年存活率 高,不完全符合Taylor 所提出的性別與預後等調節因子之情況。

本研究回到Lazarus 和 Folkman 的壓力模式來思考研究個人控制感與治療控 制感的分歧結果,推想個人控制感與生活品質的適應性可能與壓力情境的脈絡有 關,乳癌病人經歷手術之後,必須面對治療後的自我護理、復發的不確定性、其 他後續治療等壓力事件等,在此術後階段(術後一個月),個人控制感可能反映 病人評估可控制疾病的程度,反映病人控制之效能感,亦影響病人使用的因應型 態。個人控制感越高表示病人評估擁有較多的個人資源,可以對於自己採取行動 感到較佳的效能感,故因此較常採取問題取向因應,進而對生活品質有正向的影 響。此外,乳癌病人的個人控制感亦可能反映病人可能有較高的痛苦耐受度(Heth

& Somer, 2002),或對未來更具信心,協助病人面對乳癌的不確定性而較少使用 逃避因應。在 Folkman(1984)的文章亦指出,對情境較不具有控制感的個體,

較可能將壓力事件評估為威脅而非挑戰,當乳癌患者將情境評估為威脅時,也許 較容易採取逃避因應(Hilton, 1989)。

治療控制感對於生活品質的負向關係,可能反映台灣乳癌病人就醫歷程的特 色。Lazarus 跟 Folkman(1984)提及環境及文化會影響個體的信念、情緒及行 為,而在台灣使用醫療資源的門檻較低,因此病人對於醫療保健的使用頻率極高,

病人面對醫療保健的態度可能與其他文化不同,且台灣病人就診後往往為求迅速 處理病徵,常在確診乳癌後一周內安排手術,病人術前仍未有機會面對內在對於 癌症的恐懼,在本研究中,乳癌患者對於治療抱有極高的效能感,反而預測後續 不佳的生活品質,其可能如下:(1)病人越高評估醫療帶來的效果,背後反映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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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經由認知逃避(cognitive avoidance)的因應策略,迴避面對癌症的恐懼。病 人內心對於癌症感到不安與恐懼,故將轉移注意力至外在醫療體系給予之協助,

展現認知行動上的逃避因應,如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因應策略,此歷 程反映病人較難面對病後的不適感,或是任何可能帶有復發風險的病癥,進而拖 延就醫行為而影響生活品質。(2)病人傾向將評估治療的效果良好,可能是反映病 人除醫療資源外,自覺其餘資源不足的補償機制。乳癌在術後會帶給病人生理、

心理及社會等各層面的衝擊,並影響病人的生活品質。除了醫療體系的協助外,

病人被迫需要使用各層面的資源以面對疾病伴隨的各種壓力。病人可認知、情緒 上的努力以面對病程中的負面感受;面對術後副作用,病人更需要投入精力及行 為以自我護理術;若角色責任受到威脅,病人需要身旁的社會支持提供協助。然 而,當自覺資源不足的情形下,為了不被癌症的重大威脅擊倒,病人需要持續給 予自己信心,而台灣病人的就醫習慣中便常依賴醫療體系給予的信心,因此乳癌 病人將治療效果評的較高,背後可能反映病人缺少其他資源。

上述推論亦可用來支持治療控制感的後續效果,不同於個人控制感,治療控 制感僅能經由後續(術後六個月)的因應型態而影響後續生活品質,此結果可能 反映治療控制感代表病人認知逃避或資源不足的特徵,術後一個月時病人主要面 對術後自我護理的壓力,但進展至術後六個月時,病人逐漸經歷多次化療、標靶 治療或放射線治療等醫療程序,亦需面對角色責任改變、生活型態改變的壓力。

此過程中,治療控制感背後反映的特徵逐漸累積,使病人於術後六個月時之逃避 因應略增,且問題取向因應或情緒取向並無增加的趨勢,因此即便逃避因應的使 用頻率仍遠小於其他兩種因應型態,亦會影響術後六個月的生活品質。

比較個人控制感與治療控制感的間接效果強度顯示,個人控制感對於生活品 質的間接效果雖達顯著,但總效果皆不達統計顯著性,前述個人控制感之參數結 果亦顯示個人控制感無法單獨預測生活品質,綜合而言,個人控制感單獨對於生 活品質的效果並不明顯,個人控制感需加入中介模式來理解,才能顯示個人控制 感對於生活品質的重要性。治療控制感對於生活品質達顯著的間接效果,其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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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達統計顯著性,表示治療控制感在中介模式中能更有效地影響後續生活品質,

模式二時術後一個月的治療控制感不經由術後一個月的逃避因應,便對於術後六 個月的生活品質有直接效果,其結果可能支持治療控制感在上述的推論,治療控 制感代表病人使用認知逃避(cognitive avoidance)的表現,因此術後一個月的治 療控制感本身便具有同一時間逃避因應的效果,可能不必經由因應型態而直接影 響生活品質。

本研究個人控制感與治療控制感分別與因應型態的關係不一致,個人控制 感與因應型態符合過往研究的發現,治療控制感與因應型態之預測方向則與假 設相反。

綜合各中介模式來看,問題取向因應與個人控制感為正相關,與治療控制感 呈現負相關;問題取向因應與生活品質多呈現正相關;在間接效果顯著的路徑中,

問題取向貢獻邊緣顯著的間接效果,但相較於逃避因應,並非主要貢獻效果的中

問題取向貢獻邊緣顯著的間接效果,但相較於逃避因應,並非主要貢獻效果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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