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結果與討論
5.2 儒家價值的影響
以經濟學理性自利個人為出發點，福利需求理論模型告訴我們：人們對於社 會福利的企求不外乎來自個人衡量自身經濟稟賦的結果。貧者選擇政府介入，富 者情願政府作為守夜人，同時，職業與對未來的期許也影響了個人的觀點。然而，
在直截了當的模型之下，似乎缺乏了一些什麼：若身處無知之幕之後，對未來 毫無所知的個人，即使明白社會將是不平等的社會，但基於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我們仍將選擇保護最弱勢者維持作為人類的尊嚴 (Rawls, 1971)。但這 依舊是考量了個人自身利益的算計結果，然而在諸多理性自利又孤獨的個人之外，
是否有僅僅是由關切他人之利出發，而企求大國家的可能？以他利（altruism）出 發來思考對國家福利的需求，其實並非獨到的創見 (Taylor-Gooby, 1985)，在利益 算計外，個人也可能將福利體系視為是整個社會共有的道德承諾。以性善論出發，
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而展開「仁政」與「王道」的論述，倘若真是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麼這種價值信念又將對福利需求產生多大的影響力？
從上一個段落我們了解，除經濟因素外，仍有許多非經濟因素將影響對社會 福利的需求。而除了性別、年齡與教育等基本變項外，我們更關切的是在中國，
文化的因素是否也在影響福利需求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相較於西方以自利為基 礎的個人主義，中國在儒家傳統上的確對「利他」（altruism）的看法有所不同。其 並非基於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6，而更是「同理心」的展現。作為唯 一一傳統文化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儒家價值是如何與現代國家連結起來？自文 化大革命以來，儒家傳統是否還存續於中國社會，其實一直是受到廣泛討論的課
6即並非因能得到利益而決定利他與否
題。而藉由民意調查與統計技術，我們得以將儒家價值與福利國家需求連繫起來，
並評估儒家文化不同的構面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我們延續了 Shin 對儒家價值的三構面的定義，將儒家價值區分為家父長主 義、社群主義與家庭主義三者。而進入統計分析，我們發現除了總和儒家價值將 正向影響福利需求外，還發現在儒家價值之中，家父長主義與家庭主義對福利需 求有最大的影響。該結果反駁了過去學者對於儒家價值與社會福利無法兼容的觀 點，或者說，至少在基層民眾的個體層次上，儒家價值較高的個人將更贊同社會 福利。我們以下逐一討論各構面的影響及其理論意義。
我們利用兩道題目來捕捉家父長價值，而該價值對福利需求的正向效果證實，
若民眾對國家領導者的信任一如對家長或父母的信任，那麼他們也將認為政府將 擔負起民眾生活好壞的責任。其實也就如同我們對於父母的信任，相信父母不會 置我們於不顧一般，家父長制善政的內涵也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依賴，相信領導 者不會視民如草芥，而該善政的目標便是人人生活水平均受政府保護的社會。有 別於西方以自利為出發點的假說，該觀點並非理性算計的結果，而更近似於原生 的信仰或價值，將自身成長時期對父母的依賴投射於政府領導者。該因素在歐美 文化中似乎很難被想像，在西方，社會福利的興起主要是為應對資本主義興起後 人力的商品化現象，但家父長制善政的概念卻根源自更古老的，以手工交換為主 的時代，似乎與現代的社會福利觀點格格不入。但事實上，東西方對於政府的想 像也許本有不同，西方語境中的”State” 與家庭毫無關聯，但在華語語境中，我們 稱之為「國家」。「國」與「家」密不可分的聯結，便隱含了東亞民眾將家庭情感 投射於國家的觀點，因此，在遭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問題出現的同時，而 國家力量又成長到足以提供社會服務時，一如人於成長過程中遭遇困難時一般，
家父長價值較高者便將求助於國家，而非市場力量。
若家父長價值與福利需求的關聯性較為直接，那麼，家庭主義與福利需求之 間的因果鏈便需要我們加以解讀。在過往的文獻中，儒家價值中的家庭主義是執 政者得以將福利供給侷限於家庭中，而減少福利開支的藉口，然而下降到一般民 眾的個體層次上，結果顯然並非如此。針對該現象，我們可以從兩方向進行討 論。
首先是我們在研究假設中所提及的，隨著社會現代化以及強制一胎化政策而
導致的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現象，伴隨女性勞動力的解放，使家庭的福利供給功能 大受破壞。而對於家庭較重視者，為了彌補家庭既有福利功能的消失，會更期待 政府的福利政策來加以填補。而由於我們並未在模型中控制個人的家庭成員數或 子女數，因此我們的模型顯示了主觀意識中的家庭主義價值將直接影響福利需求，
而不僅僅是調節經濟自利因素的交互作用項 (Mehlkop and Neumann, 2012)。另外，
家庭成員數或子女數也許將決定一人的家庭主義價值高低，但由於使用資料的限 制，我們的模型並未能檢證家庭規模是否影響家庭主義的效果，故僅能說明家庭 主義在個人層次上對福利需求的正向關係。
此外，我們也可將結果看成是家庭主義價值越高者，並未如「家戶式福利國 家」的假設一般，將福利供給視為是自己的責任。根據我們的分析，相反地，家 庭主義較高者將更支持政府介入，因此，政府或執政者在進行政治宣傳時對於家 庭主義的推波助瀾，並無法降低民眾對於政府福利開支的需求。
最後，在儒家價值之中，我們發現「社群主義」價值不僅未能顯著影響福利 需求，在影響的趨勢上甚至呈現負向效果。而其原因，我們認為是選用題目的限 制以及中國民眾對「群體」的認知所造成。在選用題目的部分，我們在模型中用 以捕捉社群主義的是「為群體犧牲」及「求取和諧」兩道題目，而這兩道題目並未 能很好捕捉到儒家價值社群主義的「同理心因素」。在「為群體犧牲」的題目中，
我們並未界定所指涉的「群體」為何，雖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核心問卷中，有詢 問個人主要參加社會團體的題組，但可惜的是，我們並未在中國詢問該問題7，且 願為群體犧牲者，也將更有可能為捍衛自身所處群體的利益而犧牲非我群者的利 益，這顯然並非我們所希望捕捉的「憐憫之心」，此外，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的群體 一直是排他性極高的家庭與宗族，是故我們也不能排除對所在群體愈在乎者，會 表現出愈高的排他性。其次，「求取和諧」的問題更多是表達個人「不願衝突，保 留表面和平」的面向，反映的是應對衝突時採取的行動。但和諧並不表示衝突被 消滅，也並非我們所欲捕捉的「利他」效果。
而這種高侷限性的同理心，即顯出了另一個我們仍未提出的儒家價值重要面 向，即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傳統中國形成群體的遠近親疏由個人 血緣為核心，依序外推，並形成一個又一個以自身為主的同心圓。這種社會連結
7由於各國國情不同以及政治敏感的關係，即使為「核心」題組，仍有未能詢問的部份。
的形式與西方（甚至與東洋）傳統的不同，使得傳統儒家主義對於公/私之間的劃 分十分曖昧。此外，在費孝通文中也提及，該差序格局也影響了中國民眾對「國 家」的想像，國家並未成為超越一切以己為中心小團體的存在，這也使得在我們 論及「以全體國民為主體」的社會福利時，儒家價值中的「社群主義」影響方向 將不同於西方學者言中的「社群主義」，在區隔了我群與其他國民的同時，自然也 降低了對於全括式福利供給的需求。
承上所述，儒家價值一如我們在前幾章做出的假設，對中國民眾的的福利需 求展現出正向的影響。然而，當我們解析儒家價值三構面時，我們發現其影響的 效果並非盡如我們的預想。家父長價值反應了東方民眾國與家心理上密不可分的 關係；家庭主義則使福利供給的機制由家庭外溢至政府層次，而社群主義對福利 需求的影響雖為負向，但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同時，我們也未能證實「他利」或 是「惻隱之心」在福利需求上的影響，但卻足以證實在中國，「文化價值」確實是 影響個人福利需求不可被忽視的因素之一。
2012 年以來，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其所提出的「中國夢」與「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中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強調，使得儒家價值對社會的影響力重新受到重 視。因此，展望未來，本文的發現也預示了中國政府對於儒家價值的重新重視，
將可能不若統治者的期待一般再次成為壓抑福利需求的思想武器，而將使民眾更 容易想像福利國家的樣貌。
5.3 小結
我們在本章談論了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諸多原因，包含了經濟與非經濟 因素。然而，「需求」必與「供給」連結，我們看到，西方對於福利需求的研究，
往往基於理性選擇理論與中間選民理論的假設，如貧富不均對社會福利產出的影 響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但中國並非民主國家，所謂「中間選民」的概念，
在中國並不若西方適用。因此，個體層次的福利需求，並無法如西方資本主義民 主一般如此直接的轉譯為福利政策的產出。我們既已理解影響中國福利需求的因
在中國並不若西方適用。因此，個體層次的福利需求，並無法如西方資本主義民 主一般如此直接的轉譯為福利政策的產出。我們既已理解影響中國福利需求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