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論文的最後，我們將基於本研究前幾章的結果，由個體觀點出發，探究 中國福利轉型的關鍵與可能性。此外也將在此闡釋本研究進行至此的諸多限制，
以及對該領域未來研究發展的展望。但首先，讓我們先由「需求」與「供給」談 起。
6.1 自個人到國家：福利轉型的關鍵
在個體政策偏好模型中，無論是分配模型、保險模型或是資產模型，其身後 都抱持著一重要的理論，即中間選民理論。是故民眾的各種稟賦決定了個人的福 利偏好，這些福利偏好匯聚起來，藉由民主選舉機制，而影響執政者的面貌，最 終影響實際政策的產出。我們先前花了絕大部分的篇幅討論了影響中國民眾福利 需求的因素，以及儒家價值的影響力，然而這些個人因素均無法藉由民主的機制 轉化為政策的結果。時至今日，中國民主化的前景依舊渺茫，然而民主與福利轉 型之間的關聯性，並非僅僅只是反應了中間選民理論的結果。在民主之前，還必 須先有民主化。
最明顯的例子，便在中國所處的東亞。承繼歷史制度論者的觀點，在日本、
韓國與台灣，社會政策的施行均是為了經濟發展的大目標，而社會福利的改革與 擴展，無非來自於合法性危機與民主化後選舉間的政黨競爭兩者 (Aspalter, 2006)。
相較於亞洲另兩個同時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日本、韓國與台灣的執 政者為了在民主選舉中保有執政地位與統治合法性，不得不將威權時代中多侷限 於某些特權團體的福利政策，轉向為更為公平的全括式（inclusive）福利體系，健 康保險與教育體系便是明顯的實例，而不令人意外地，醫療與教育便是中國「三 座大山」的其中兩座。相較之下，香港與新加坡則因無來自競爭政黨的壓力，而 未出現前述的福利轉型。然而，隨著高漲的民意，我們見到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在 2011 年大選中輸掉一個集選區並得到獨立後最低得票率後，開始啟動稅制與福 利改革，而近期香港所出現的雨傘革命運動，背後除中國/香港之間的矛盾外，也 有貧富差距高居不下的壓力。因此，我們難以否認，在東亞文化圈中所發生的福 利改革，或多或少都來自民主化或民主競爭的觸發。
民主化並不一定帶來福利的擴張，然而，民主化後政治菁英必須面對更多來 自選民的需求壓力，而有相應的政策作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相形之下，中國 政府政策對三座大山的碌碌無為，也反映了政治菁英在無民主化壓力，且在當下 分配體系得到豐厚獲利時，並不會有貿然改變當下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誘因。此外，
縱然在威權體制下，政治菁英為避免民主化危機，仍會對高漲的民意做出有限的 讓步，但由於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及對流動可能性的樂觀預期，
我們看到中國民眾對當下的分配體系有很高的認同 (Whyte, 2010)，且從我們的調 查資料中也可看出，多達七成的民眾其實並不認同國家應該擔負民眾生活好壞的 責任，因此，在多數民眾仍認同當下經濟分配體系的同時，我們很難預期中國會 出現多大幅度的福利改革。而形塑中國貧富差異最大的城鄉之間貧富差距，其差 異雖深，但由於「一城之內」與「一鄉之內」的貧富差距仍不算太大，因此，高度 的城鄉不均並未導致民眾對於經濟體系的不滿，同時也減緩了政府的轉型壓力。
在實際層面上，我們看到 2004 年還有「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曾幾何時，在 習近平上位後，反腐以及言論控管的重要性已經遠遠高過先前的「和諧」需求了。
此外，在個人與國家之間還有一個層次值得我們重視，即公民組織。階級－
政治聯合結構（class-political coalition structures）不僅僅影響了革命的發展，也決 定了福利體系的形成路徑，然而在中國，由於共產黨本身的特殊性，除了階級本 身不應繼續存在外，在社會團體的層次上，幾乎所有的工會組織均為執政黨所掌 握，也幾乎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因此我們鮮少見到工會在福利政策上有所表 示。而工會之外的公民團體，特別是與公平有關的維權組織，依舊無法為共產黨 所忍受，習近平上台後甚至更進一步加強了網路言論的控管 (Cook, 2015)，因此在 社會的層次上，我們不僅無法見到公民社會的態度，更遑論有其他政治聯合結構 出現的可能性。
未能民主化、多數民眾對當下體制的認同，以及基層需求未能威脅政治菁英 的合法性，是使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未轉化至國家福利供給的重要環節，但回到 個體層次，由影響中國民眾自身福利需求的因素出發，也使我們認為總體的福利 需求並不一定隨著貧富差距而水漲船高。
6.2 儒家價值與現代價值
從本文得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過去被視為阻礙了東亞地區社會福利發展 的儒家價值，在個體層次上其實對國家福利的需求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在東亞地 區，儒家價值雖被作為統治者緊縮福利支出的藉口，但這種價值灌輸反而促使民 眾對福利國家有更高的想像，也足以說明為何台灣與韓國在民主化後紛紛進行了 福利制度的大幅擴張。但承上所述，在民主未興的中國，該需求要轉化為實際的 政策產出，則還需一段時日。
此外，儒家價值的影響力也非固定不變。本文雖發現儒家價值將影響中國民 眾的福利需求，但過去研究指出，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個人儒家價值卻也將隨 之下降 (Chang et al., 2005)。然而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中國，教育程度的提升也將 提高個人的福利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大背景下，以教育程度的提升 而導致的儒家價值式微對中國民眾社會福利看法的影響，使教育程度提昇導致的 福利需求提昇速度較快，還是儒家價值的式微所導致福利需求的下降較迅速，都 值得我們再進一步觀察。另外，儒家價值作為傳統文化價值的一環，也受到社會 價值現代化的影響。文化有其持續性，但也有變動的空間，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 會的現代化，我們也將見到傳統價值受到衝擊而發生變遷。
傳統價值受現代化影響，而逐漸式微，或受新價值所取代，這便是所謂「文 化變遷理論」（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的內涵 (Ingelhart, 1997)。由於物質條件的 改變，使新世代所關注的事物與過去的世代不同，而形成價值觀的變遷，而從工 業社會到去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中，民眾對物質重視日益下降，轉而著重自我表現 等「後現代價值」。在中國，我們見到見到「文革世代」對於集體生活的懷舊，同 時也見到改革開放後的新世代對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的樂觀態度，這些新價值 都是以儒家價值為主的舊中國無法想像的。從中國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見到，隨 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與商品流動的全球化，中國民眾對於金錢的重視已經超越以往，
甚至冠居全球 (Ipsos, 2010)。但從文化變遷理論中我們也可以預期，隨著更多民眾 的價值觀開始向後物質主義轉移1，我們也將在中國民眾身上見到不若以往的新政 治文化。
1如這些年風行中國的「小清新」概念，即是相當後現代的價值。而環保問題也逐漸成為中國薄 弱的公民社會中重要的討論焦點
圖 6.1: 各國價值觀變遷：1981-2007（轉載自 Ronald Ingelhart 於 2012 年台北演講 時所提供之未發表資料）
雖然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一直有復興儒家價值的呼聲2，且中國的價值變遷 也不若其他國家一般劇烈3，但儒家價值在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勢必已經不如過去 一般定於一尊，而必須面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競爭。儒家價值也許會持續影響中國 社會對於福利國家的想像，但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現代化，我們也必須持續關注其 他因素的影響力。
正如我們文中的分析，在形塑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中，經濟變項仍有很 大的影響，因此，如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出現的去工業化，以及因一胎化政 策而導致的快速少子化及老年化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勢必對當下的分配體系產生 衝擊。另外，隨著經濟成長率的逐年降低，中國這個可能將「未富先老」的社會 中，民眾對當下分配體系的高度認同也將改變，這也是我們值得持續關注中國民 眾福利需求的原因之一，而東亞其他國家的轉型，如日本目前所面臨的高齡化與 通貨緊縮現象，都值得我們作為借鏡。
2如近期的中國夢口號中，也有關懷老者等近似儒家傳統價值的觀念。
3來自 Ronald Ingelhart 於 2012 年台北演講時所提供之未發表資料，其中，中國是於 1981 年至 2007 年之間價值觀變遷程度最低的國家。見圖 6.1
6.3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文目的在於補足目前社會政策研究的兩大不足，一是中國民眾個體層次的 福利需求分析，二為文化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的量化研究。然而我們的研 究也並非完全盡善盡美。在使用的資料上，由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並非針 對民眾福利意向設計，因此在依變數的選擇上，我們僅僅只能以「國家體制偏 好」單一問題來捕捉民眾對社會福利的期待。然而由於東亞地區福利體系有其特 殊性，如台灣、日本與韓國，均呈現了在教育及醫療層面大量投入，但在「去商 品化」層次的政策，如在失業保險或住房補貼等層面，多採取基於個人財力審查
本文目的在於補足目前社會政策研究的兩大不足，一是中國民眾個體層次的 福利需求分析，二為文化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的量化研究。然而我們的研 究也並非完全盡善盡美。在使用的資料上，由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並非針 對民眾福利意向設計，因此在依變數的選擇上，我們僅僅只能以「國家體制偏 好」單一問題來捕捉民眾對社會福利的期待。然而由於東亞地區福利體系有其特 殊性，如台灣、日本與韓國，均呈現了在教育及醫療層面大量投入，但在「去商 品化」層次的政策，如在失業保險或住房補貼等層面，多採取基於個人財力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