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結果與討論
5.1 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根據前一章統計分析的結果，我們也確實發現，在經濟因素上，一如分配模 型的推論，可利用的收入與對家庭經濟的展望的確對福利需求有明顯的影響。這 顯示了無論東西方，經濟仍舊是影響人們對社會福利看法的主要因素，本文僅是 再次確認該理論的效果與在中國的適用性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而在改革 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往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靠攏，在經濟稟賦決 定。然而，在經濟因素之外，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則顯現出了與西方諸 國不同的模式，也是值得我們多加著墨之處。
首先是教育。在教育程度的影響上，過去的研究認為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的 高度相關，使教育程度的高低較近似於經濟能力的代理因素（proxy），且教育程 度的提升也將提升個人在社會流動上的機遇，使其對個人財富的展望有更高的預 期，因此教育程度較高者對福利的需求也就愈低。然而，我們對中國的研究卻顯 現出相反的結果，高中畢業以上者，對於福利需求的比例也越高。關於教育程度 的影響，我們自美國的調查資料中發現，教育程度對福利需求的影響還受到個人 意識型態的左右，教育程度的提升將加強意識型態的效果，使右者越右，左者越 左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而在曾是共產國家，尊馬克思為思想正宗的中國，
我們雖無法在資料中以個人偏好的黨派區別其左右傾向，但也許可以想像，個人
的「左派意識」也與教育程度有正相關1，因此個人在教育體系中停留的時間越 長，受左派思想的灌輸也越多，而教育程度又加強了其意識型態的效果，而造成 中國高教育水平者的高福利需求。
在性別的部份我們也發現，中國的女性與男性相比，對社會福利的需求 較低。在美國，女性其實是比較偏向左翼，也較為支持社會福利的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此外，在傳統的觀點上，我們似乎也傾向將女性想像為更富同 情心，更關懷家庭以及弱勢的一方，故我們時常假定女性應當較為偏好福利供 給。但中國女性福利需求較低的狀態，其實有跡可循，且範例不在別處，而就在 西方世界。事實上，二次大戰之後至 1980 年代之間，「女性保守主義」（women conservatism）其實是較為普遍的觀點，也存在於美國以女性為主的保守派草根團 體 (Nickerson, 2012)。美國的這個現象在 1980-90 年代出現轉向，婦女的投票行為 才逐漸偏向左翼，而若與同時期世界各國做對比，則可以發現隨著國家經濟的發 展，當國家步入後工業化，後現代主義思潮與女性運動逐漸出現後，女性的投 票傾向將較偏向左派，而後共產與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則更偏右一些，可以說是
「性別差異的發展型理論」（Gender gap developmental theory）(Inglehart and Norris, 2000)。而中國，正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我們無法衡量中國民眾的左右 態度，但其女性的低福利需求其實並非特例。此外，我們也得以將女性與接下來 要提的鄉村/城市居民的差異作類比。
在我們的分析結果中，更特殊的地方在城鄉之間的對比。根據分配模型，距 離收入中位數愈遠的個人，將更支持社會開支，而中國經濟不平等的最大來源便 來自城鄉之間 (Sicular et al., 2013; Xie and Zhou, 2014)，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的收 入自 1985 年的兩倍逐步攀升到 2012 年的三倍（見圖 5.1）。因此，依照分配模型
圖 5.1: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1985-2012（轉載自 Inequality in focus 2（2）, 2013）
的調查資料：Martin King Whyte 於 2004 年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也發現有兩類人 對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以調控不平等狀態持負面意見，即「客觀條件不利者」
與「主觀條件有利者」題 (Whyte, 2010)。後者即我們在經濟變項中見到的個人經 濟預期，2而「客觀條件不利者」，在 Whyte 的定義中，則為農村居民與女性。這 也正如我們的發現。
Whyte 對該現象的解釋則可以與我們的觀點相互參照：他認為「政府介入調 節貧富不均」並非完全的齊頭式平等，因而對高社會階層者並無實際威脅，此外，
在政府政策中受益或與政府組織關係較密切連結的群體，會較相信且同意政府改 善貧富差距的措施。相反地，在政策中受害或與政府組織較無關係者，即便自身 更偏好社會公平，但對於政府的政策則持抗拒的態度。以此邏輯，我們是否能找 出鄉村居民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過程中受害的案例？
我們可以以實際案例來更深刻解讀這兩個因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 模式並非如當下以國營企業及以城市經濟為主，反之，經濟成長的來源主要來自 以鄉村為基地的鄉鎮企業（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鄉鎮企業雖名 為公私合資，但多以個人或家戶經營為主，而使鄉村經濟型態由過去效率低下的
2由於我們在模型中使用的收入水平，亦為個人對自身所得是否夠用的評估，因此可以說我們 的經濟變項也全是在評估個人的「主觀條件」。
圖 5.2: 城鄉居民收入成長率的消長：1979-2008（轉載自 Huang, 2010）
農村公社轉化為高效率、高附加價值的私有手工企業。同時，農業合作社組織的 建立，使提供給新創企業的小額貸款成為可能，而使農村地區迅速達到金融自由 化，也提供了鄉鎮企業的資金流動性。該自由化措施非常成功，也是致使中國能 在 1980 年代迅速脫貧的主因 (Huang, 2010)。
然而這些主要施行於農村的自由化政策，在 1990 年代初期遭到反轉。農村的 資金被收緊，以供城市的大規模建設使用，而中央經濟政策也轉以扶植大型國企 為主，農村的私人資本迅速凋落，同時也反映在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比上（見 圖 5.2）。而隨著 90 年代後城市資本的市場化，在城市地產高速飛漲的背景中，城 市與農村居民的財富比也從此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初 期，農村居民是自由化政策的贏家，但 90 年代後政府政策向城市的轉變以及鄉村 金融政策的緊縮，以及備受詬病的「戶口」制度，使農村居民成為改革的輸家，
因此農村居民不認同政府介入經濟生活，甚至對政府的經濟或福利政策缺乏信任，
也就不足為奇了。
除改革開放進程的因素外，從廣受國際關注的廣東烏坎事件開始，農村共有 土地被賤賣的事實被公諸於世，同時也讓我們得以一窺農村居民與村委會之間的
緊張關係。在對烏坎事件的紀錄中可以發現，居民與村委會之間互信的程度並不 高，且村委會對村內事務也並未有太多的過問。此外，中國農村幅員的規模，也 使政府對農村居民的掌握，及社會福利的建設等，較城市的密度低。因此在遭遇 社會事件，或有社會福利的需求時，較仰賴村里或宗族之間的協助。同樣的狀況 也得以延伸到對女性的討論：改革開放雖使中國女性初嘗獨立於男性與家庭之外 的經濟契機 (Rivoli, 2005)，但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男性依舊是這塊經濟大餅中絕 大部分的獲取者 (Fincher, 2014)，男性也掌握了絕大多數的政府機器3，因此，女 響了中國：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中國 雖藉由廉價的工業勞動力，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但農民與工人依舊必須面對市
圖 5.3: 中國人均薪資：2005-2015（資料來源：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製 圖：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力將得到回報」，在社會流動（至少在心理上）依舊可能，「中國夢」口號仍震天 價響的此刻，該現象並非不可理解。但認為成就是天生注定者並未如歐洲民眾表 現出較高的福利需求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我們則認為與身處的政策環境 有較高的關係。由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採行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是故民眾 對於親市場的福利政策也習以為常，對政府介入較無想像，因此也不會有較高的 福利需求 (Alesina and Angeletos, 2005)。然而，隨著中國緩步的福利轉型，以及經 濟發展速度的減緩，未來民眾對於社會流動的看法以及福利需求之間關係的消長 變化，仍舊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另外，年齡的部分並未達到顯著，也並未令我們感到意外5。由於研究依變項 並非指稱與年齡較有關聯的特定福利政策，如年金或育兒補助等。因此，福利需 求便不若前引文獻中年齡對福利開支的理性模型一般，隨年齡上升而下降。事實 上，在歐美，隨著戰後嬰兒潮一代走入年金世代，伴以因經濟危機而水漲船高的 青年失業率，與年齡相關的福利政策由於日益浮現的「世代正義」或「代間貧富 差距」逐漸受到注目。然而在經濟處於成長期的中國，世代間的剝削還未成為現 象，事實上，中國與歐美各國在大的不同在於「先富起來」的群體。在歐美，黃 金時代指的是二次戰後二十年的持續繁榮，而中國則是 1980 年代之後的二十年，
故經濟成長的受益者還未到達退休年齡，因此，世代正義的問題還未影響中國。
5且我們也嘗試將年齡的平方項加入模型，但亦無顯著效果。此外，即使將年齡以「70 後」、「80 後」作成世代二分變項，也未表現出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但基於一胎化政策所導致的快速人口老化以及扶養比的惡化，卻使中國世代正義 或剝削的問題也許晚至，但規模與程度卻將有更大的影響。
然而，以上非經濟因素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因果鏈，仍多未能擺脫理性自利的 解讀。除教育的思想效果外，無論是性別或農村身分，在解讀上都與經濟的負面 效果擺脫不了關係，然而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是否仍有一些承習已久的文化價值，
然而，以上非經濟因素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因果鏈，仍多未能擺脫理性自利的 解讀。除教育的思想效果外，無論是性別或農村身分，在解讀上都與經濟的負面 效果擺脫不了關係，然而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是否仍有一些承習已久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