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微棲地結構、人為活動頻率與麻雀驚飛距離

第五章討論

第二節公園微棲地結構、人為活動頻率與麻雀驚飛距離

一、麻雀之避棲場所

灌木因子與榮星、林森康樂及二二八公園麻雀驚飛距離皆為負相關，顯示灌 木因子確實能提供麻雀等小型鳥類作為避棲場所 (Fernández-Juricic et al., 2001;

Campbell, 2006)。但除此之外，人造結構因子在這三個公園中也顯示其具有類似避棲場所的功能，在調查過程中亦觀察到，由於各公園內灌木叢所占面積比例過低，

麻雀因而經常選擇躲避至人造建築物上。灌木因子與人造結構因子對於麻雀驚飛距離的影響，皆顯示出對於麻雀而言，植被或人造建築物可能並不是阻礙其偵測掠食者的因子 (Roth and Lima, 2003; Valcarcel and Fernández-Juricic, 2009)，反而是躲避掠食者的避棲場所。另一方面，灌木與人造結構物雖皆可做為麻雀避棲場所，

但麻雀於繁殖季時仍偏好灌木作為避棲處，顯示人造建築物對於在繁殖期較為敏感之麻雀或其他野生動物而言，隱藏性不足，僅能提供高度上的躲避。對於麻雀而言，雖會逐漸習慣都市中所存在的人為干擾，但於繁殖季時卻仍會受到人為干擾強度影響。而各公園內能被小型鳥類利用作為避棲場所的灌木叢比例卻相當低，

在都市公園景觀與人造建築物設計時也許應增加野生動物隱蔽性結構與增加灌木叢比例等景觀多樣性，並配合野生動物不同的習性與在生活史中不同階段的需求，

來設計規劃公園景觀。除此之外，由於遷徙中的候鳥主要依靠視覺來定位，強烈的燈光會干擾牠們自身的導航定位系統 (Jones and Francis, 2003)，有研究建議，公園中的照明設計應從生態的角度出發，在鳥類經常活動的地點，應減少路燈的設置或降低路燈的照明亮度 (康丹東與范俊芳，2010)。

二、麻雀對於人為干擾之習慣化

榮星、林森康樂及二二八公園麻雀驚飛距離與步道距離呈現正相關，顯示麻雀確實有習慣公園內人為活動的情況存在，習慣遊客於步道行走的麻雀或是習慣於干擾附近出現的麻雀，會出現在距離干擾較近之處，且驚飛距離較短 (Burger and Gochfeld, 1991; Ikuta and Blumstein, 2003)。若麻雀對於公園內人為活動有習慣化的情況，驚飛距離與人為活動距離應呈正相關，但可能由於二二八公園之固定餵食地點與團體活動地點過近，而能提供躲避場所之人造建築物卻較遠，使得麻雀驚飛距離與人為活動距離呈現負相關。

人為活動強度、草皮覆蓋比與習慣取食自然食物來源或人為食物來源的差異，

可能是使得四個公園麻雀驚飛距離之顯著相關因子及影響因子不同的原因。榮星、

林森康樂與二二八公園之人為餵食頻率皆比大安森林公園人為餵食頻率高，但大安森林公園擁有最高的草皮覆蓋比，使得在人為餵食頻率較低的大安森林公園中，

麻雀在取食人為食物時，並非處於平時取食自然食物的習慣狀態，進而使得人為餵食與否反而對麻雀驚飛距離有影響，且此影響不同於過去對於驚飛距離的研究 (Campbell, 2007; 2008) 與本研究在榮星或二二八公園所觀察到的情形，人為餵食反而使得大安森林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增加。這可能表示榮星、林森康樂與二二八公園之麻雀皆已習慣被人為餵食，但大安森林公園之麻雀卻尚未習慣被人為餵食，因此雖會取食人為食物來源，卻極易被驚飛。

另一個使得四個公園麻雀驚飛距離有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公園建成年代與麻雀族群進入公園後繁衍的世代數。公園建成年代越早，麻雀族群進入公園後繁衍的世代數越多，會越習慣公園內的人為干擾，進而降低對於掠食者的敏感度，驚飛距離會較短 (Møller, 2008)。在本研究中，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闢建年代最早，

其次依序為榮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與林森康樂公園，而大安森林公園與林森康樂公園之闢建年代接近，此排序與本研究麻雀驚飛距離由短至長的公園排序類似。

然而，不論麻雀是因為人為餵食或者公園建成年代的影響，出現驚飛距離有習慣化的情況，對掠食者警覺性的降低將會提高其生存風險，進而危害到族群永續 (葛照年與鄭惟仁，2011)。

麻雀雖逐漸習慣公園內高度的人為活動與頻繁的人為餵食，但公園內的人為干擾仍會造成麻雀覓食自然食物的來源減少、移動次數增加與能量消耗增加，顯示對於人為干擾更為敏感的其他物種，影響程度必然更甚；另一方面，本研究於二二八公園觀察到麻雀有疑似乞食之行為，此行為會引起人類餵食鳥類的興趣，

而麻雀過度取食人為食物會使得麻雀食物逐漸單一化，且可能會造成肥胖、營養 不均、性別比例失衡 (Robb et al., 2008) 或是族群數量過多的問題，而產生種間或

種內食物競爭 (Campbell, 2007; 2008)、疾病傳染與公共衛生 (林憲德，2007) 等環境生態的問題，對於人類與鳥類兩者均產生負面影響 (Campbell, 2007; 2008)。雖然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已於 2005 年起，陸續在北市四百多座公園設置禁止餵食禽鳥告示牌⁹，但本研究仍觀察到許多人為餵食情況發生，顯示人為餵食仍屬於台北市市民在都市公園中休閒遊憩活動的一環。人為干擾所造成的諸多負面影響，

仍是生態保育及環境管理者尚待解決的問題。

三、繁殖季與麻雀之驚飛距離

非繁殖季麻雀的驚飛距離皆比繁殖季麻雀的驚飛距離短，顯示麻雀雖然對於公園內的人為干擾有習慣化的情況存在，但仍會受到繁殖狀態的影響，而對干擾產生不同的反應行為。在本研究中，繁殖季僅對二二八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有顯著的影響，且此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不同，大草原麻雀在非繁殖季時，對於干 擾的忍受度較低使得驚飛距離較長 (Fernández-Juricic et al., 2009)，而白頭海鵰 (bald eagle, Haliaeetus leucocephalus) 於繁殖季時驚飛距離會比非繁殖季時短 (Steidl and Anthony, 1996)。造成此差異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物種特性與棲地環境皆不同所造成 (Ikuta and Blumstein, 2003)；二是因為麻雀在繁殖季時確實對於干擾較為敏感，可能因此對於實驗者有較為敏感的反應，在此情況下，當實驗者 重複出現時會使得麻雀驚飛距離較長 (Levey et al., 2009)。而繁殖季對於其他三個 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未有顯著影響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非繁殖季時，二二八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因習慣化而過短，但繁殖季時對人為活動反應仍較敏感的麻雀，

會顯著增加其驚飛距離，以確保繁殖期間的安全性，但其他三個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尚未有因習慣化而過短的現象，因而不會在繁殖季時顯著地出現驚飛距離較長的情況。

9此告示牌之效力等同於「台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中，指出民眾若在公園內進行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管理機關可處行為人一千兩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四、麻雀驚飛距離之比較

整理過去對於麻雀驚飛距離研究之數據 (表 5-1)，可發現在中國大陸之麻雀在住宅建築區內的驚飛距離最低，農田內的麻雀驚飛距離最長，而公園綠地的麻雀驚飛距離和葛兆年與鄭惟仁 (2011) 在台北市植物園調查的麻雀驚飛距離類似。但本研究調查的麻雀驚飛距離低於在中國大陸公園綠地麻雀的驚飛距離；而在歐洲，

家麻雀之驚飛距離在公園內最短，郊區次之，而鄉村地區麻雀的驚飛距離最長 (表 5-1)。中國大陸住宅建築區內驚飛距離類似之榮星公園與二二八公園兩者；而林森康樂及大安森林公園麻雀驚飛距離則與中國大陸之公園麻雀驚飛距離類似，並且這兩個公園之麻雀在繁殖季時的驚飛距離類似於中國大陸農田麻雀與歐洲大型公園家麻雀之驚飛距離 (表 5-1、表 5-2)。

反觀本研究四個公園周邊之土地利用型態，由於麻雀在冬季之活動範圍約 7600 平方公尺 (潘超與鄭光美，2003)，因此觀察公園周邊 100 公尺內的土地利用型態以使其土地利用型態覆蓋面積超過 7600 平方公尺的活動範圍。榮星公園周邊多為住宅，有一處小學及宗教，鄰省道，而二二八公園鄰捷運站，周邊多為政府機關、商業建築與醫院，這樣的土地利用型態會使得學生、上班族與周邊居民頻繁地通過，可能是使得榮星與二二八公園麻雀驚飛距離出現類似於中國大陸住宅建築區麻雀驚飛距離狀況的原因；另一方面，林森康樂公園周邊多為商業建築、

其次為住宅，鄰省道，而大安森林公園周邊多為中小學、宗教、商業、政府機關與住宅，鄰省道，公園內的人為活動與植被結構型態可能與中國大陸公園內較為類似，進而有驚飛距離類似的情況產生，但大安森林公園旁之捷運站即將完工，

是否會對麻雀驚飛距離與適應行為產生影響，有待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除土地利用型態使得公園內遊客密度不同，進而影響驚飛距離外，實驗的進行方式亦會產生影響。在本研究中所挑選的麻雀皆正在覓食，而葛兆年與鄭惟仁 (2011) 所挑選的麻雀皆並未在覓食，且其調查者身穿大紅色背心，這可能是植物園麻雀驚飛距離比本研究四個公園麻雀之驚飛距離長的原因之一 (表 5-1)。

關研究，本研究建議增加樣本數，而人為活動頻率之因子應選擇更直接的因子來量測，如每量測一次驚飛距離，便記錄其周邊行人數目。

本研究實際發現人造結構物與灌木叢均可提供麻雀作為避棲場所使用，唯前者隱蔽性不如後者，顯示出公園中灌木叢存在之必要性，而人造結構物雖可提供給野生動物的避棲功能但隱蔽性可能不足，有改善的空間；另一方面，公園中麻雀與人為活動分布關係、麻雀群集數量與水體覆蓋比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以及

在文檔中人為干擾對麻雀驚飛距離之影響 (頁 63-82)

第五章 討論

第二節 公園微棲地結構、人為活動頻率與麻雀驚飛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