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斛稻粱如阜立，數聲耞拂近年終」，158稻作經營是清代農墾的首要選 擇，且是撫養眾多人口的基礎來源。所生產的稻穀除可充民食，尚是繳納地 租之實物，及販售營利的商品。為順應栽培地之風土及稻穀本身的自然限制
（如早晚稻無法混用等），進而追求稻穀產量的最大化，耕種者選擇使用多樣 品種以因應各種自然風土及人文環境。探析稻種的配置狀況，正可成為觀察 地方農業知識與經營實態的切入途徑。
在尚缺乏農事專門組織的時期，欲瞭解一地品種的來源，多僅能仰賴地 方百科全書的方志。本文以十九世紀北臺各方志的稻種為中心，搭配清代檔 案、日治時期以降的農事調查、報導，稻種圖鑑等，依循當時的分類方式，
探討北臺灣的稻作經營特色，以及稻種書寫記錄分析。方志內的物產記載一 般或多被認為僅是輾轉抄錄，但綜觀此一時期的北臺灣方志與志稿，如《淡 水廳志稿》共記載26種品種，便有12種是前代方志所未記錄，是清代臺灣方
154 〈臺灣北部農事一斑（四）／早晚稻及上下米（下）〉，《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29 日，三版。
155 張智欽，《宜蘭地區地下水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7），頁34-35。
156 劉昭民，《臺灣的氣象與氣候》（臺北：常民文化，1996），頁86-87。
157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00。
158 陳肇興，《陶村詩稿》，頁21。
志新增品種最多者，顯係彙整獨特的地域性農業知識。這些新舊品種當中有 著不少質佳產豐者，並搭配部分早熟、抗自然環境限制的品種，可看出至十 九世紀前期，北臺稻農除引進他地的優良品種，亦透過生產經驗觀察物種變 異，選取適合當地風土且產量豐碩者以資運用。在十九世紀後期幾個小地域 內，持續出現新的地域性品種，若干舊有品種亦分化出高腳與低腳類型，顯 示地域性稻種的變異及農人的多元選擇，成為記錄者關注的項目。
十九世紀的北臺灣方志，總共提供33種新稻種，在總數47種中占有相當 高的比例。不過清代的記錄時有不全，以主力品種格仔種為例，《苗栗縣 志》便無記錄，但約同一時期的《苑裏志》卻有記載，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中 亦可見苗栗地區有所栽種，顯係漏載，可看出書寫的侷限性。159這些記載所 提供的數量增減、品種特色、時節與因地制宜的配置運用等，實足資提供北 臺灣稻作經營的線索。與臺灣其他地區的比較，則可觀此一地域在人文與自 然環境的制約與影響下的品種特色。
在書寫記錄品種時，可根據不同邏輯進行分類，如植物學上的秈米與粳 米、一般米及糯米、民間俗稱的在來米與蓬萊米、收穫期差異的早稻與晚 稻，及耕種環境的水稻和陸稻等。在清代北臺灣方志的紀錄中，多依照稻穀 的物理特性（外觀、黏性、大小等）、收成時節，及栽種田園等進行區別。
故時人書寫多先將之區分成秔米跟秫（糯）米兩大類，這也幾乎是清代臺灣 方志採行的第一直觀分類，後考量種植及收成季節，再分為早稻與晚稻兩大 類；栽植田園因涉及賦稅等級等因，亦列入分類項目。透過上述邏輯，在方 志編輯時，官員文士或透過親身所見，或訪談農商地主，後進行排比分類，
形成秔米／糯米、早稻／晚稻、水稻／旱稻等區隔。在各稻種名之後，加上 各類描述，包括記載訪查所得的稻穀外觀、植株高低、生長特性、收成時 節、產量高低、分布重要地點及同名異稱等。雖記載字數有限，但透過逐層 的區分與記錄，仍然建構稻種的書寫記錄模式，並反映該地區稻耕概況。
15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2。
中國傳統的動植物分類方式與近代科學分類法有所不同，難以現在的分 類知識逕行區分，然透過細緻的判讀，仍可從中解析書寫內容與所蘊含的意 義。眾多的品種被選取運用的理由各有不同，如氣候、田地土質、產量、品 質、口感、市場價格、抗病性等等。在無法直接探索無文字書寫能力的農民 之農業知識的情況下，透過志書的記錄，仍足供釐清部分地方農業知識的側 影，與日治初期所進行的稻米品種調查搭配，可確認品種之延續性。對於清 代臺灣內區域的農墾歷程，及地方因應人文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農業知識，
提供另一種觀察面向。至於與同時期臺灣稻種的主要移植地──中國華南地 區之比較，應更能凸顯此一地區的稻種運用及書寫特色，這是日後研究可延 伸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