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人心態史視域下的宋玉認同與經典化
第二節 從「不遇」到「貴遊」：漢魏六朝文人的生命安頓
二、 六朝貴族社會與「貴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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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過去較少著墨的官僚制度所體現之君臣關係的問題，以釐清「悲士不遇」心靈 模式之所以普遍存在於漢代的歷史背景。其表面上與本文主題無直接關聯，但眾 所周知，「不遇」心態正是漢代「屈原認同」得以成立的核心，要理解其在此後 的變化，以及為何六朝時期出現了有別於「屈原認同」的「宋玉認同」，上文對 於「不遇」心態形成背景的探索自有其必要。循此，我們將從兩漢轉入六朝，正 面析論「宋玉認同」的出現因由。
二、六朝貴族社會與「貴遊」意識
如果說「不遇」心態之形成，與漢代的官僚體系及其所映現的君臣關係息息 相關，那麼後者若隨朝代遞嬗而有所遷革，則按理而言，此一心態亦必不可免地 因之而發生變化。基於此，本節將首先論述在六朝時期特殊的君臣關係狀況下，
這種普遍存在於漢代文人心中的「不遇」意識出現了何種異動。
閻步克曾指出，專制官僚體系發展至東漢之時，已完成將士大夫吸納整合進 此一體系的演生階段，奠定了相當穩固的士大夫官僚政治模式，並一直「維持到 了中華帝國的末期」。144這樣看來，官僚體系既然在古代的中國屹立不倒，則在 此根基上產生的「不遇」心態，理論上也不可能全然消除，這自然是從一個面向 上解釋了有關不遇或出處主題的書寫為何在中國古典文學裡始終保持著一定的 活力。然而，閻步克也同時強調：「這當然也不是說，自此圍繞士大夫政治模式 就沒有發生過動蕩搖擺。」他以粗筆勾勒出這一政治模式從東漢末年至六朝的衍 化線索：
東漢末年的名士運動使知識文化群體進入了又一個高峰期，累世傳經、累 世公卿的名士家族，在中古時期發展為士族階級，並導致了門閥政治的鼎 盛局面。……少數士族門閥世出名士、世居高位，既壟斷了文化，也壟斷 了官職，專制皇權和官僚政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衰微不振之勢。145 儘管閻氏採納了田餘慶的著名論斷，認為「真正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
146但這卻是專就狹義的「士族與皇權的共治」而言，147若是論及士族門閥作為一 個特權階級，「壟斷了文化，也壟斷了官職」的話，則從魏晉之際始到南朝終結，
這種現象雖有著程度上的高低起伏，卻都可說是其時政治和社會的一大特徵，而 使得秦漢時期奠立的「專制皇權和官僚政治」受到了不小的衝擊，甚至是性質上 的改變。因此，我們理應追問的是：這種衝擊或改變的具體情形到底是怎樣？在
144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77。
145 同前註。
146 同前註，頁 478。田餘慶之說，參閱氏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按：此書原版刊於1989 年。
147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自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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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態勢下，「不遇」意識又是否曾被影響？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形成了自身階級的士族，是否及如何動搖了原本由「皇 權──官僚體系」所限定的君臣關係，以至有條件自立於既有的這種君臣關係之 外。此一議題，實際上就是日本東洋史學界爭持多時的「六朝貴族是否具有相對 於皇權和王朝官僚的自律性」問題。是以，要回答上述的疑問，我們有必要援引 日本六朝貴族制論的研究成果。
如眾所知，六朝貴族制論是日本京都學派提出的重要觀點，發源於內藤湖南 的六朝隋唐「中世」說與宋代「近世」說之時代分期理論，而所謂「貴族制」或
「貴族政治」、「貴族社會」、「貴族文化」等相關概念，即是用以界定「中世」尤 其是魏晉南朝一段歷史的關鍵特徵。內藤湖南的名文〈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即 點出了：「這個時代（引者按：指「中世」）的中國貴族，在制度上並不是由天子 賜予領土和人民，而是作為地方上的名門望族，其門閥自然地得到長期延續，由 此而產生的結果。」「當時的政治堪稱為貴族全體獨佔之物。」「君主純粹居於貴 族的代表性地位，這是中世的狀態。」148此外，由其學生整理的課堂講稿〈中國 中古的文化〉也觸及到六朝貴族制的內涵，149林曉光曾據此概括出內藤氏的五點 看法：
1. 東漢豪族是魏晉南北朝貴族社會形成的母胎。
2. 以九品中正法選官是產生門閥社會的關鍵。
3. 貴族階層的決定標準在於自身，而不取決於皇權或國家體制。
4. 中世貴族重視禮儀、門第、譜籍。
5. 貴族門閥作為社會核心，使這一時期各種文化現象都呈現出貴族性特 徵。150
內藤湖南的這些開創性意見啟發了岡崎文夫、宮川尚志、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
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等京都學派門人及其他學者的大量後續研究，但同時也有不 少日、中兩國的史學家反對六朝貴族制的說法。相關研究與爭議已有頗多評述文 章可供參看，151本文無意縷述其學說之發展脈絡，亦未打算全盤採納這些學者的
148 ［日］內藤湖南著，林曉光譯：〈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東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04-105。按：此文日文原題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然據譯者所言：
「日文裡的『的』和中文的『的』卻並不是一回事。這個『的』，其實是『ＸＸ性的』、『ＸＸ式 的』。」故其將題目改譯為〈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本文從之。見〈譯者序〉，頁19。
149 中譯本見［日］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編譯：〈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 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227-312。
150 林曉光：〈比較視域下的回顧與批判──日本六朝貴族制研究平議〉，《文史哲》2017 年第 5 期，頁22。
151 較近期者可參閱前註林曉光之論文，頁 20-42。其他中文（或已翻譯成中文）的評述文章，如
［日］中村圭爾著，夏日新譯：〈六朝貴族制論〉，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 選譯（第二卷‧專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359-391；金應熙：〈國外對六朝世族的 研究述評〉，《金應熙史學論文集（古代史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51-66；［
日］川合安著，楊洪俊譯：〈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9 年第 1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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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作為立論基礎，然而，以士族為一貴族階層，且認為其「決定標準在於自身，
而不取決於皇權或國家體制」的這類後來稱之為「自律性」（或自主性、自立性 等）的見解，卻恰恰牽涉到六朝文人如何看待君臣關係，以及其在這一關係中（或 關係外）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為此，本文將借用六朝貴族制論的有關研究，以 闡明其時士族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於「皇權──官僚體系」的政治場域之外，
而不同於漢代文人身處大一統專制官僚體系下的處境。
所謂六朝貴族的「自律性」，即指其身份和地位不以王朝和皇權之存在為前 提，而是另有來源，因此他們不像一般官吏般完全從屬於皇帝，相反，他們具備 著意識上和權位上的自主性，甚至能與皇權相抗衡。可是糾結之處在於，即使是 六朝高門甲族的子弟，其貴族身份固然毋可置疑，但在政治場域中卻仍是以官僚 的形態存在著，則其時之貴族究竟能否保有超越王朝官僚的「自律性」，便非全 無討論的餘地。正如谷川道雄所言：「要麼當時的統治層是依賴國家權力的存在 而得以形成的官僚；要麼統治層雖然不以國家權力的存在為前提，而其自身就是 統治層，但是僅僅在其存在形態上帶有官僚的形態。」152問題的癥結是，到底貴 族的地位和權力是來源於由皇權所給予的國家官僚身份，抑或是另有所本。唯有 對後者作詳細舉證，並進而說明貴族如何看待自身的官僚身份，「自律性」之概 念才有成立的可能。
谷川道雄和川勝義雄等京都學派第三代學者即曾致力於此。他們試圖將六朝 貴族地位和權力的根源落實到地方上的鄉黨社會（或曰「豪族共同體」），以證立 貴族相對於「皇權──官僚體系」所蘊有的「自律性」，但其說卻遭到主張「貴 族即寄生官僚論」的矢野主稅所批駁。誠如後來中村圭爾對這場論爭的回顧與平 議所言，雙方「最終都沒有找到共同點」；153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此一問題無法 得到合理的解答？若換一角度來看，既然爭議的焦點在於「對貴族之所以為貴族 而言，其官僚身份是不是決定性的」，那麼更直接的進路應是剖析六朝貴族們對 其官僚身份的迎拒態度；也就是說，從心態史的角度出發，才能在根本義上釐析 貴族「自律性」的命題，並同時解決六朝時期君臣關係出現了何種變化這一本節 開首提出的疑問。
讓我們先看一則著名事例。《梁書‧文學傳》記載出身琅邪顏氏的顏見遠，
在齊梁鼎革之際絕食發憤而卒，梁武帝得悉後說了以下這番話：
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154
20-27；［日］谷川道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問題總論〉，收於氏主編，李憑等譯：《魏晉南 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23。
152 ［日］谷川道雄著，馬彪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的歷史性質及其向律令體制的展開〉，《中國中 世社會與共同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15。
153 ［日］中村圭爾著，夏日新譯：〈六朝貴族制論〉，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 著選譯（第二卷‧專論）》，頁377。論爭之概況亦可參閱此文，此處不贅。
154 ［唐］姚思廉等撰：《梁書》，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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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透露了幾重訊息：首先，梁武帝蕭衍為竟陵八友之一，長期出入上流貴遊 圈子，所謂「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云云，必是在深知貴族 士大夫心態和行徑的前提下說的，因此其言下之意是，顏見遠以身殉國乃屬特例，
這番話透露了幾重訊息：首先，梁武帝蕭衍為竟陵八友之一，長期出入上流貴遊 圈子，所謂「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云云，必是在深知貴族 士大夫心態和行徑的前提下說的，因此其言下之意是，顏見遠以身殉國乃屬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