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人心態史視域下的宋玉認同與經典化
第二節 從「不遇」到「貴遊」：漢魏六朝文人的生命安頓
一、 漢代官僚體系與「不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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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代官僚體系與「不遇」心態
經徐復觀〈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和顏崑陽〈漢代文人「悲士 不遇」的心靈模式〉二文之發皇，漢代文人的「士不遇」感與「屈原認同」之關 係，已屬眾所共知，此即為本節的討論基礎。若如顏氏之言，這種「不遇」之悲 雖是「個別的、孤立的經驗」，然就其作為主題而反覆出現在文章創作的現象觀 之，它又顯然「構成普遍性之存在經驗形式」，111而固定為他所謂的漢代文人「心 靈模式」：
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乃是通過屈原這一歷史經驗的形塑作 用，再加上當代文人個別經驗的深切及普同，而與歷史經驗類化而成。112 此種個別但具有普同性的「當代經驗」，藉著屈原這一「歷史經驗」為媒介，摶 構出「悲士不遇」之心靈模式，這是顏崑陽的基本立場。「不遇」既已從個人窮 通遭際之現實經驗層面，上升至「悲士不遇」這一關於群體性的生命處境之倫理 反思，則此所謂心靈模式已非單純表現為怨憤、質疑或控訴等現實反應，而更是 身在此群體中的個人賴以界定自我與群體外之他者有何本質差異的思考起點，其 具體情況正如顏氏之言：「漢朝文人的確是依循這種君子與小人、善良與邪惡平 面性二分的人性觀念，去理解屈原受謗於上官大夫的政治權力鬪爭。其實，這一 人性善惡抗爭的認知模式，基本上也就是他們自己政治經驗的類化。」113進一步 看，懷著「悲士不遇」心態的漢代文人區判我類與他者的這種二元認知模式，其 原理乃是將自身類化投影於「善良」的「君子」一方（以屈原為典型），並藉邪 佞讒諛如何顛倒黑白的描述，彰示「君子」陣營堅芳明潔之節守操持，因而此類 直接或間接以「悲士不遇」為主題的文人書寫，於焉蘊涵著群體性的身份建構與 認同之深厚意味，若用徐復觀的話來說，這正是「兩漢知識分子的人格形態」得 以形成之關鍵。114
此種「悲士不遇」與漢代文人主體認同之關係，尚可借鄭毓瑜〈獨立的忠誠
──直諫論述與知識份子〉一文來說明。她將〈離騷〉以降的上述這類書寫名之 為「直諫論述」，並強調此一譜系中的作品所具有的反身性意義：
產生於知識分子成形的紛亂戰國，屈原「直諫」因此一開始就是在「賢人 失志」的背景上，展現一種抗拒而不妥協、失望而不棄守的態度；「士不 遇」第一次在屈原筆下成為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表徵。……「直諫形式」
111 顏崑陽：〈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 評系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 年），頁 162、165。
112 同前註，頁 199。
113 同前註，頁 180。
114 徐復觀：〈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兩漢思想史》卷一，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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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超越言說策略作用於他人的目的性，說服自己多過於說服君王，啟 發自我多過於改造社會。最後，在楚騷這一系列的直諫效應都變得趨向自 我而內在──重在想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必要特質。115
「悲士不遇」（或曰「直諫形式」）的書寫，如何提供漢代文人某種「知識分子」
必要特質之想像，而他們又是如何藉此以定義自身，並使自身安置或安頓於「不 遇」之士的歷史譜系之中，至此當漸為明瞭。相較於徐復觀和顏崑陽，鄭毓瑜更 進一步的發揮在於，她強調漢代文人原是意識到他們的「不遇」處境與屈原有著 微妙的差異：漢代之政教環境自不同於屈原身處的紛亂戰國，若屈原之「不遇」
是由於主上不明、讒佞當道、時世衰頹，那麼他們所居處的卻是無可置疑的大一 統盛世，漢人之「不遇」竟是「盛世不遇」。如此，僅僅訴諸上段論及的區判我 類與他者、君子與小人之二元性書寫，實在不足以釋除或調解此種「盛世不遇」
的悖謬感，因為在當下如漢武帝朝「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的理想治世，116自 不可與小人肆虐、是非倒錯的戰代楚國同日而語，故其時文人尚須為「不遇」之 事另尋合法性──或者說，是在「不遇」的前提下仍能安身立命的理由和方法。
對此，鄭氏認為，東漢文人漸始意識到「屈原的不遇是一種自主的選擇──他可 以選擇『遇』於勢利功名；但是卻寧願持守道德而『不遇』。這個『不遇』與其 說是迫於無奈，不如說是抗拒，抗拒勢利、抗拒不義」，117這也就是意謂，是否
「遇」於君王原非決定文人得志或失志的唯一標準或最高標準，如果要隨波逐流 才能見遇，那麼「不遇」反而是最能堅持知識分子道德要求的昂揚姿態；就此而 言，為了持守道德而「不遇」，因而才是真正的「得志之遇」。118
從關注「不遇」之普遍境況始，直至提出「得志之遇」作為一種生命安頓之 道，漢代文人正是藉著體察屈原之經驗以思索自身，「屈原認同」在此古今人我 的觀照間於焉成立。然而，這其中尚有一問題與本文關係至為密切，那就是「悲 士不遇」這種具有普同性的觀念為何得以出現？徐復觀前揭文從漢代知識分子
「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一端立說，指出他們在「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之下，
對人君的感受已不同於先秦時王侯與士人能較為對等相待的狀態，漢代的知識分 子失去了政治選擇的自由，而只能服從專制統治的君主。119尚可留意的是，徐復 觀《兩漢思想史》在收入這篇〈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之前，另有
〈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一篇長文，其中有云：「由漢代官制的演變，
以了解一人專制的性格及其對漢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影響，這應當是一條重要的
115 鄭毓瑜：〈獨立的忠誠──直諫論述與知識份子〉，《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 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210-211。
116 引號內文字為司馬遷與壺遂對話時壺遂的質問之語，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見［漢］司 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3299。
117 鄭毓瑜：〈獨立的忠誠──直諫論述與知識份子〉，《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
頁175。
118 同前註，頁 176。
119 徐復觀：〈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兩漢思想史》卷一，頁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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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徑。」120此處所謂「對漢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影響」，若聯繫下一篇對知識分 子壓力感的探討來看，可知徐氏認為此種壓力感的來源也與漢代官僚制度的承變 有關，若用他的說法：「由漢所繼承的秦代官制，首先可以看出在設定之初，即 含有一個特性，乃在於以官制中的大部分來表現並維護皇帝的絕對身份，而非出 自客觀政治治理上的需要。」121官制既是鞏固一人專制政治、「維護皇帝的絕對 身份」之一環，則其時士人「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遂在相當程度上為此種嚴 密制度所銳化：只要士人投身政教場域，就必須進入以皇帝為中心層層設立、上 下階級秩序儼然的官僚體系，春秋戰國時代士人與王侯所能維持或師或友關係的 可能性已不復存在。122瞭解這點後，我們便更能體會後來顏崑陽為何將「悲士不 遇」的心靈模式主要地歸因於大一統專制國家及其官僚體系之上：「在大一統專 制政治格局之下，士之仕宦，無可避免地必須被納入一套以權力位階決定主從關 係的官僚體系中。……漢代文士之從政者，皆必然在此一嚴密的官僚體系中，服 從皇帝的威權，君臣之間不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道義相對關係。」123其說法正是 承續徐復觀的官制論加以發揮，而將之落實為用以解釋漢代文人政教理想價值之 失落心理。
從這一角度出發，不論是藉善惡二元的書寫而將己身類化投影於「君子」一 方，抑或是求仁得仁而訴諸持守節操的「得志之遇」，此兩種在「不遇」境況下 尋求自我認同的思路，無非都體現出漢代文人企圖在已然失落的美好政教生活之 外，另覓一屬於知識分子場域的立命之所，並在此以道德理想之自持作為「不遇」
現實的替代性補償。這種生命安頓之道的求索，在在回應和指向著如上所述的大 一統專制國家之官僚體系：正由於文人在此體系中無從自處亦無所遁逃，故唯有 築構出足以寄寓知識分子精神的道德世界來自我開脫。若是如此，則這所謂大一 統帝國政體下的官僚制度，遂成為漢代文人之所以發展出此種特定的生命安頓之 道的現實性根據。對此，我們有必要在徐復觀和顏崑陽的研究成果之外，進一步 援引史學界的觀點，以闡明此一帝國制度是在何種意義及程度上牽動著漢人的
「不遇」心態。
讓我們先提出將要論證的觀點：漢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相關措施，讓士大夫們 即使飽讀經傳、身居廊廟，面對皇帝時的身份卻仍如同低下之奴僕；其時之士若 欲「以道自任」，則唯有寄望於皇帝的接遇，以期達致「君臣義合」的關係，而 非僅為官僚體系收編之一員。此處的關鍵是「面對皇帝時的身份卻仍如同低下之 奴僕」一語，而這亦是學界在剖析漢人「不遇」心態時較少措意的制度面問題，
但必待釐清此點後，方能更貼合歷史語境地體認時人之所以汲汲於「遇」於君主 的因由；職是，我們遂不應滿足於以「大一統專制國家之官僚體系」的概念浮泛
120 徐復觀：〈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兩漢思想史》卷一，頁 206。
121 同前註，頁 216。
122 與徐復觀意見相近但更為詳細之論述，可參閱于迎春：〈士人在專制政治中所感受的壓力及其 作為出路的處世哲學〉，《秦漢士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80-214。
123 顏崑陽：〈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
123 顏崑陽：〈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