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 和表 2 呈現變項的描述統計，也就是採行不同獻金策略的企業，在組織 特性上的分布狀況；樣本整體狀況的描述統計請見附錄3。2008 年，採行三種捐獻 策略的企業家數大致相當，各有約80 家左右的企業。從企業規模來看，兩黨都捐 的企業，不但其規模的平均值最大，且標準差最小，顯示這群企業在樣本中的分布 相當集中於大型企業。此外，有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在中國的平均投資程度都比 沒捐獻金的企業來得高，尤其是只捐國民黨與兩黨都捐的企業。跨坐董監事的分布
表1 2008 年企業的捐獻策略與組織特性
沒捐兩黨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企業規模 14.34 2.418 15.38 1.800 14.99 1.396 15.44 1.453 在中國投資 7.165 6.304 8.745 6.662 8.444 6.162 8.605 6.631 跨坐董監事 2.974 3.317 3.813 3.537 2.976 3.143 3.488 3.230 控制型態
單家族 49.49% 66.25% 69.05% 82.50%
共治型 10.09% 16.25% 11.90% 10.00%
電子業 58.74% 36.25% 23.81% 16.25%
外銷比例 48.81 39.03 37.11 36.53 49.29 38.46 32.17 37.20 企業年齡 27.38 13.10 36.71 13.68 36.11 12.28 38.30 11.27 位於南部 11.47% 15.00% 23.81% 27.50%
樣本數 1,665 80 84 80
樣本比例 87.22% 4.19% 4.40% 4.19%
與預期稍有不同，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有較多席次的跨坐董監事。最後，家族企業 採行兩黨都捐的比例明顯偏高，只捐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比例約略相同。
2012 年，只捐國民黨的企業家數最多，同時捐贈兩黨的家數次之，而只捐給 民進黨的家數則最少；相較於2008 年時，採行三種策略的企業家數約略相等，這 顯示了政權的遞嬗，將一定程度地影響企業的政治捐獻策略。企業規模與在中國投 資的分布狀況與 2008 年類似，兩黨都捐的企業，相當集中於樣本中的大型企業，
其規模的平均值最大、標準差最小；而只捐國民黨的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最多，也與 本文預期相符。從跨坐董監事來看，只捐民進黨與兩黨都捐的企業，跨坐董監事的
表2 2012 年企業的捐獻策略與組織特性
沒捐兩黨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企業規模 14.12 2.697 14.94 1.554 15.17 1.554 15.54 1.402 在中國投資 7.522 6.361 9.394 5.971 8.717 6.702 8.699 6.564 跨坐董監事 3.179 3.216 3.686 3.132 2.794 2.761 2.696 3.482 控制型態
單家族 52.00% 68.64% 61.76% 82.61%
共治型 9.98% 11.02% 14.71% 13.04%
電子業 53.12% 38.98% 23.53% 13.04%
外銷比例 47.65 40.18 48.61 38.93 43.12 38.70 33.32 39.96 企業年齡 21.31 14.01 27.42 13.15 33.38 13.61 33.35 13.86 位於南部 12.33% 13.56% 29.41% 36.96%
樣本數 1,954 118 34 46
樣本比例 90.8% 5.48% 1.58% 2.14%
席次明顯偏低，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封閉。至於控制型態，無論是單一家族主 導或共治型的企業，採取任一種捐獻策略的比例，都比未參與獻金的比例來得高。
整體而言，這些組織特性的分布，約略與本文預期的方向一致。為了確認這些組織 特性對於企業採行何種捐獻策略的淨影響效果，本文接著以迴歸分析進行估計。
表3 及表 4 呈現多類別邏輯迴歸的估計結果，對照組為「沒捐兩黨」的企業，
迴歸係數是自變項對於企業採用不同捐獻策略的影響效果。在2008 年，首先，企 業規模越大，越可能以兩黨都捐的策略來捐贈政治獻金。其次，在中國的投資程度 越高，會使得企業更可能以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此變項 對於採行只捐民進黨的效果為負向的影響，但並不顯著。第三，跨坐董監事的影響 符合預期，對於三種策略都呈現負向的影響效果，其中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達 到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另外兩類則不顯著。最後，相較於非家族控制的企業，
由家族治理的企業，無論是單一家族或共治型的控制型態，都更可能以只捐國民黨 的策略來捐政治獻金，而屬於單一家族主導的企業同時也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的策 略有正向影響。
表3 2008 年企業政治捐獻策略的多類別邏輯迴歸估計
(0.00387) (0.00357) (0.00394)
企業年齡 0.0223* 0.0193 0.00643
Log likelihood -874.13565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2012 年，大型企業更可能以兩黨都捐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而在中國的投 資程度，有別於2008 年，並未對企業的政治獻金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跨坐董監 事的影響效果與預期相符，對於三種策略的影響皆是負向的效果，而對於只捐民進
黨或兩黨都捐的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最後，相較於專業經理人控制的企業，單
(0.00354) (0.00704) (0.00625)
企業年齡 0.0123 0.0343* 0.0136
Log likelihood -761.83181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整體而言，在2008 年與 2012 年的立委選舉中，企業所採行的政治捐獻策略，
與本文的預期方向約略一致。在這兩個年度中，大型企業皆傾向以兩黨都捐的策略 來參與政治獻金，這顯示了在政治上的依賴與敏感，使得大型企業更可能同時經營 與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政商關係，以便取得在政治場域中的影響力。
其次，2008 年時，中國因素使得企業更可能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這很可 能意味著，仰賴中國市場的臺商，不但會支持偏向親中政策的國民黨，同時也試圖 在民進黨執政下，以兩邊下注的方式來取得政治影響；至於中國因素之所以在2012 年沒有顯著作用，或許是隨著兩岸之間的跨海峽政商網絡日益複雜，制度化與非制 度化的統戰操作也更為深入且綿密，這使得政治獻金不再是中國對於臺灣施展政 治影響力的唯一管道（吳介民，2017）。
類似地，家族企業在 2008 年較可能採行的是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策略，
也就是說，在民進黨保有執政權的年度中，雖然國民黨是長期以來的政商盟友，但 家族企業也部分採行了兩黨都捐的策略，藉此帶來更為全面的政治渠道；而在2012 年，國民黨具有完全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家族企業則傾向採行只捐國民黨的策略，
與本文的預期相一致。
最後，跨坐董監事的席次較多者，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活躍的企業，如同 本文的預期，參與政治獻金的傾向較低，且在兩個年度中，跨坐董監事的負向影響 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
表5 為整併 2008 及 2012 年的樣本後，納入時期的虛擬變項（2012 年＝1），
檢視自變項對於企業採行不同捐獻策略的影響效果。結果發現，首先，無論是只捐 國民黨、只捐民進黨，或是兩黨都捐的企業，相較於沒捐兩黨的企業，都屬於企業 規模較大的一群，而企業規模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策略的影響最大（提高的對數勝算 比相對較高）。其次，在中國的投資程度越高，越可能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但對
於其他兩類策略的影響並不顯著。這與原先的預期稍有不同，顯示仰賴中國市場的
(0.00250) (0.00313) (0.00324)
企業年齡 0.0157** 0.0252** 0.00934
(0.00609) (0.00797) (0.00767)
位於南部 -0.0319 0.587* 0.893***
Log likelihood -1659.1885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政治影響。第三，跨坐董監事的影響效果與預期相符，對於採行三種策略皆是負向 的影響效果，其中對於兩黨都捐的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最後，相較於非家族控 制（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由家族治理（單一家族主導或共治型）的企業，更 可能以只捐國民黨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而屬於單一家族主導的企業同時也對於 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有正向顯著影響。整體來說，合併 2008 及 2012 年的樣本所 得的分析結果，與個別分析的結果，大致相同。
圖1 企業控制型態對於政治捐獻策略的影響
最後，圖1 呈現表 5 的估計預測結果，也就是在控制其他變項的影響下，企業 的控制型態，對於採行三種政治捐獻策略的影響。整體而言，家族企業（單家族或 共治型）採行只捐國民黨策略的機率，或兩黨都捐策略的機率，都明顯高於非家族 企業；相較之下，對於只捐民進黨的企業，無論是家族或非家族的控制型態，似乎 都沒有明顯的影響效果，因而在各個控制型態中的發生機率約略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