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問
近年來，臺灣的經濟政策出現財團化的趨勢。1990 年，立法院制定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提供企業租稅優惠、協助土地取得與給予融資貸款等優惠政策，藉此促 進產業升級，造就國內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結果，財團在減稅和優惠政策中逐漸 壯大，甚至在政策方向上也展現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2008 年的金融風暴後，在 工商團體和財團的施壓之下，政府不斷順應資本家的要求，調降諸多稅率，並替財 團徵收土地，以協助財團建立廠區（林宗弘等 2011：Ch. 2）。
與經濟政策財團化趨勢相應的是臺灣企業規模的迅速膨脹。研究發現，臺灣的 製造業企業，近年迅速擴張其經營規模，且大型企業的拓展速度更是驚人，從1995 年到 2012 年之間，大型企業的平均營收淨額竟然成長了 436%（林宗弘、胡伯維 2017: 254）。更甚者，企業大型化的趨勢，排擠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首先，中小 企業的外銷產值逐年下滑，大型企業取代中小企業而成為臺灣的外銷主力；其次，
隨著整體產業鏈的外移，創業率下降、歇業率增加，創業所需的資本門檻越來越難 跨越，存活企業的資本額也隨之提高；最後，中小企業的存活年數提高，年輕的企 業越來越少，再次突顯創業不易的現象（林宗弘、胡伯維 2017）。
此外，婚姻聯繫或家族控制，仍然是維繫權力菁英和企業集團的重要機制。一 方面，許多國內的達官顯要，包含政治世家、富有商人和文化菁英等，透過婚姻關 係彼此結成「一家人」，甚至構成一個幾乎吸納所有政商界重要人物的巨大關係網 絡；其中，幾乎歷任總統、各個行政或司法機關的最高首長、前二十大企業集團中 的半數成員，以及諸多文化界的名人等，都可以在其中加以定位（陳柔縉 2011）。 另一方面，從企業的控制型態來看，家族控制是臺灣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論大
型上市公司或中小企業，皆是如此。2007 年，臺灣的前百大企業集團中，有超過 半數是明顯屬於家族性的集團，其總營收高達 11 兆 5,370 億元，佔年度 GNP 的 89.1%（李宗榮 2017: 316）。換言之，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後，臺灣仍然是一 個以家族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結構。在這種講究「關係」的政經環境中，企業與政府 部門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商關係，也讓企業更容易取得其他產業的相關資訊，
掌握政策動向，甚至促成對自己有利的產業規則，替企業集團帶來多角化的效益
（鍾喜梅、葉家豪 2010；但見 Chung 2006）。
從地緣政治來看，隨著中國和臺灣之間逐漸加深的不對稱經濟依賴關係，中國 因素」(China factor)也悄悄滲入臺灣的政商關係，建立跨海峽的政商網絡。兩岸之 間經濟往來的特殊性，在於中國政府試圖吸納合併臺灣，宣稱其主權，而依賴中國 市場的臺商，在中國的政治意圖下，遂帶來逆向的政治效應（跨國企業回頭影響母 國），成為臺灣境內的在地協力者，配合中國「以商圍政」的策略；無論是制度化 的「國共論壇」、「兩岸企業家峰會」以及中國各地的臺商協會，或是非制度化的人 際網絡，例如「連戰訪中團」等，都是臺商與中國之間相當受到關注的互動平臺（吳 介民 2017: 692-693）。
當臺灣面臨著新世紀的經驗課題，諸如政策財團化、企業大型化、家族控制與 中國因素，國內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似乎也有了與之呼應的典範轉移：從奇蹟典範 到衰退典範。首先，1980 年代至 2000 年之間，關於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可說是 一種「奇蹟典範」。此時的核心問題意識是：位居邊陲處境的臺灣，何以能創下長 期的高經濟成長率？在奇蹟典範下，冷戰下的獨特政經條件、儒家式的文化倫理、
高度自主的發展型國家，以及中小企業間社會網絡所發揮的彈性專業化之效等，都 是用來解釋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概念。然而，1990 年代後，隨著新的經驗議題浮 現，學界也有轉向「衰退典範」的趨勢，改為關注臺灣面臨的長期經濟及社會衰退，
譬如薪資停滯、產業外移、國家角色失能等（李宗榮、林宗弘 2017）。
無論是奇蹟典範或衰退典範，政商關係都是理解臺灣經濟發展（或衰退）經驗 的關鍵因素。近年來，相較於日益壯大的企業行動者，國家或公部門在經濟發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已不若戰後初期所佔據的主導地位；政商關係中的權力，逐漸朝向 資本的方向傾斜（王振寰等 2017）。
國家角色或政府部門在經濟事務中的衰退，展現在許多面向。在國家角色上，
原先的發展型國家，有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2000 年後，臺灣經歷更為全面且激 進的新自由主義式政策改革（夏傳位 2015）。在經濟資源上，經過經濟自由化的洗 禮，國民黨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加以公營事業本身的政治功能喪失，促成國民 黨政府將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動機，導致由政府部門直接掌控的資源變少（張晉 芬 2001）。在產業政策上，國家角色不再是經濟行動的引導者，而更像促成合作環 境的平臺搭建者（王振寰 2010）；產業政策的成敗，取決於市場內部的協調（鄭力 軒、王御風 2011）。在金融市場上，經歷金融自由化，公營行庫的市場佔有率迅速 下滑，臺灣的金融體系快速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私人銀行，以及由大型家族財團 所掌控的金控公司（陶儀芬、張珈健 2008）。在市場網絡上，早期公營金融機構佔 據結構洞位置，在數個封閉的家族集團企業之間牽線，促成企業間網絡的形成；這 種制度鑲嵌的效果，在愈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逐漸失效，民營企業之間的董監事跨 坐網絡，數量快速增長（李宗榮 2007，2009）。在企業經營上，早年的政治人脈，
能替企業集團帶來成功開拓新產業的關鍵助益，但在市場開放後，企業集團自身的 資源和市場經驗才是其多角化的基礎(Chung 2006)。
相較於國家角色在經濟事務上的衰退，企業行動者在政治場域中的參與反而 愈形重要。一方面，在前述的企業大型化趨勢下，企業在政商關係中的議價能力，
逐漸水漲船高。另一方面，在2000 年後，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因此，要能夠在選 戰中脫穎而出，各個政黨勢必得積極發展政商關係，拉攏企業和工商團體的支持，
藉此募集選舉及政黨運作的所需資源（黃宗昊 2013）。顯然，影響力日益壯大的企
業行動者，如何參與在政治活動中，早已是理解臺灣政商關係的關鍵議題。
當迅速壯大的企業，逐漸滲透進公共領域之中，影響政策、介入選戰，一般民 眾和學術界，也開始對於政商關係的議題，有更多的關注和擔憂。一方面，社會大 眾對於政商議題的焦慮，可以從國內的調查資料庫中窺見一斑。根據臺灣社會變遷 調查的結果，1993 年，有大約六成的民眾，同意臺灣的公共政策「受到大財團左 右」，而在1998 年，同意的民眾所佔比例卻已超過八成；此外，民眾認為政府偏袒 資方而非勞工的比例，也在上升當中，在1991 年，認為「政府比較支持財團而不 是支持勞工」的民眾，只有大約三成，但是在2005 年，支持此看法的民眾，竟已 超過七成（李宗榮 2016: 102）。
另一方面，學術界也展現了對於政商議題的憂慮。2007 年，因應中華銀行掏 空的重大經濟犯罪事件，《臺灣民主季刊》邀請三位學者，針對政商關係的時事議 題提出針砭。首先，政治學者王輝煌(2007)批判，臺灣政商菁英在晉用人才方面相 當排他，而且有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傾向，具明顯的封建色彩，造就了嚴重的社會 後果。其次，財政學者周德宇(2007)也認為，從臺灣的發展來看，由於整體社會倫 理低落，加上公民監督和制度規範並不完備，使得政商關係容易腐敗，特別是高度 監管的金融產業和通訊產業。最後，社會學者瞿海源(2007)嚴厲質疑，政治高層，
尤其是欠缺監督機制的立法委員，常爭取財團的支持，來協助其贏得選戰，抑或是 拉攏財團來鞏固政權，從而製造出惡質的政商關係；更甚者，某些立委本身就是「政 商兩棲者」，挾其財力和勢力，在立法院中杯葛行政部門的政策訂定過程。
過去臺灣政治社會學的政商關係研究，主要是以宏觀的政治轉型，來解釋政商 關係的消長與變化（王振寰 1993；黃宗昊 2004，2013；張鐵志 2008），或者是從 個案中探討，中央政府為了爭取資本集團的支持，出讓了什麼樣的經濟利益（陳東 升 1995）。然而，究竟是哪些企業在參與政商關係，仍然是較少處理的主題。這種
學術上的空白，很可能是面臨經驗資料取得不易的問題。慶幸的是，隨著政治獻金 資訊的揭露，對於打開「企業的政治行動」(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這個黑盒子，
也露出一絲曙光。臺灣於2004 年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政治獻金法〉，使得該年度參 與選舉的立委候選人，以及日後所有參選公職的擬參選人、政黨或政治團體，若要 合法收受政治獻金，都必須在監察院設立專戶，並開放一般民眾至監察院查詢其收 支明細。
政治獻金在經驗上的意涵為何？政治觀察家指出，金錢對政治來說，就像是母 奶對嬰兒一樣重要，而政治獻金更是讓關於政治權力的研究，有了可追蹤的元素 (Alexander 1976)。就學術分析的角度而言，雖然金錢在政治領域內的轉移，並不總 是透明可見的，但其他政治行動往往也須面臨衡量不易的問題，而且金錢畢竟具有 相對客觀、容易測量的特質，所以政治獻金仍是理解權力流動與影響的重要主題 (Burris 2010)。從實質影響來看，C. Wright Mills (1956: 166)在關於美國權力菁英的 經典研究中，也將富有資產階級家庭的政治獻金捐贈，視為菁英支配的重要機制之
政治獻金在經驗上的意涵為何？政治觀察家指出，金錢對政治來說，就像是母 奶對嬰兒一樣重要，而政治獻金更是讓關於政治權力的研究，有了可追蹤的元素 (Alexander 1976)。就學術分析的角度而言，雖然金錢在政治領域內的轉移，並不總 是透明可見的，但其他政治行動往往也須面臨衡量不易的問題，而且金錢畢竟具有 相對客觀、容易測量的特質，所以政治獻金仍是理解權力流動與影響的重要主題 (Burris 2010)。從實質影響來看，C. Wright Mills (1956: 166)在關於美國權力菁英的 經典研究中，也將富有資產階級家庭的政治獻金捐贈，視為菁英支配的重要機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