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顧有關企業政治獻金的文獻，並根據臺灣的政經脈絡，形成相應的研究 假設，藉此檢視臺灣的民營上市櫃公司，在立委選舉中採行何種政治捐獻策略。在 臺灣，政黨與企業間的關係可勾勒為三個階段。首先，戰後初期的國民黨，挾其物 質基礎與壟斷地位，以特許經營權來籠絡國內的大型家族企業，換取國民黨作為外 來政權的治理正當性；其次，在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下，國民黨透過政 治上的優勢地位，取得中華開發的主導權，並成立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結果，國 民黨不但取得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確立了和財團之間的制度化政商關 係；最後，臺灣經歷了政黨輪替，但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權後，並未形成制度化的政 商關係，而中國因素的影響也在此時浮上檯面，促使臺商支持國民黨與親中政策。
在政商關係歷經半世紀的轉變之後，由企業掌控的資源遽增，甚至反過來影響政治 場域的運作。那在當前的臺灣社會中，企業的政治獻金有怎樣的政黨結盟策略？
奠基在既有文獻與臺灣政經脈絡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四項研究假設。首先，企 業的規模越大，同時捐贈獻金給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可能性越高。其次，相較於非家 族企業，家族企業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較高。第三，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越多，
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越高。最後，企業的跨坐董監事越多，捐贈政治獻金的 可能性越低。
本文的經驗分析可以得出下列四項結論。首先，出於政治上的依賴與敏感，大 型企業傾向採行兩邊下注的政治捐獻策略，以便在兩黨所主導的政黨政治中，獲取 最為廣泛的政商管道。其次，中國因素對於臺商的影響得到部分證實，在中國投資 程度較高的企業，在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更可能採行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 策略，也就是說，仰賴中國市場的臺商，不但會支持偏向親中政策的國民黨，同時 也很可能會在民進黨執政下，以兩邊下注的方式來取得政治影響；隨著兩岸之間的
跨海峽政商網絡日益複雜，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統戰操作也更為深入且綿密，這使 得政治獻金不再是中國對於臺灣施展政治影響力的唯一管道（吳介民，2017），從 而導致中國因素在2012 年的立委選舉中並未發揮顯著作用。6第三，相較於專業經 理人控制的企業，家族企業較可能以政治獻金來支持國民黨，而在民進黨執政的 2008 年，部分家族企業也採行兩邊下注的策略，藉此帶來更為全面的政治渠道；
可以說，家族企業早年與國民黨之間的政商關係，至今仍深深發揮著組織「烙印」
(imprinting)的效果(Stinchcombe 1965: 169)，使得家族企業持續以政治獻金維繫與 國民黨的合作。最後，若企業的跨坐董監事席次較多，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活 躍，則較不會涉入政治獻金，而是透過民營企業之間的網絡來取得資源和資訊。
臺灣企業的政治捐獻模式，展現了階級政治的意涵。反對「所有權與控制權分 離」的命題，階級論者認為，前述的管理人資本主義命題，由於忽視了個別大型企 業所座落的制度脈絡和階級結構，才會樂觀地預期，美國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從家 族主導的私有財產制，過渡到以管理和技術人員為核心的企業控制型態(Zeitlin 1974: 1108)。相反地，讓階級系統或資本主義得以維繫的再生產機制中，「家族」
仍舊是最為關鍵的一環，因為家族是既有財產制關係的制度性存在(Bell 1958)；就 企業控制來看，親屬關係往往才是實質核心，而不是彼此毫無社會關係的個人 (Zeitlin 1974)。循此，衍伸階級論的觀點，李宗榮(2016: 127)認為，大型家族企業 集團有較高政治捐獻傾向的經驗事實，突顯了臺灣「寡佔家族控制與政治權力鞏固 之間的緊密關聯」；本文也呼應這樣的階級政治意涵。更甚者，本文的研究發現，
由於家族企業嘗試鞏固政治權力的主要合作對象是國民黨（而非民進黨），這顯示 臺灣的上層階級中，家族企業與國民黨的權力菁英是其中的要角。
6 有關中國因素的解釋，筆者感謝清大社會所施懿倫同學的啟發。
這個活躍於政商關係的親控集團，有別於 Useem (1984)筆下企業核心圈的特 性，反而在網絡上相對封閉。根據臺灣企業間網絡的研究，擁有政治聯繫的企業，
傾向透過緊密而封閉的強連帶關係（尤其是聯姻），來鞏固其政經特權或優勢地位
（李宗榮 2011: 147）；而在愈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家族企業至今仍較少與其他公 司建立聯繫，相反地，家族主義的觀念仍舊發揮顯著作用，此種網絡封閉傾向甚至 有隨時間增強的趨勢（李宗榮 2009: 141）。相較之下，1990 年代後，民營企業之 間蓬勃發展的董監事跨坐網絡，並未受到國家或政治力量的制約（李宗榮 2011:
135-138），也因此較無經營政商關係的動機；本文發現跨坐董監事對於從事政治捐 獻的負向影響，適切地支持了這樣的命題。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二。本文的第一個主要貢獻是，在以美國經驗為主的企業政 治獻金研究中，將臺灣這個文獻上的「異例」(anomaly)考慮進來，也就是證實臺灣 的特殊政經條件，對於企業政治捐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美國的兩大政黨，民主黨 和共和黨，在意識型態上分別代表著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因此，早期的文獻是在 探究，哪些企業比較接近企業自由主義的立場，願意支持社會福利政策和適度的市 場管制(Kolko 1963; Weinstein 1968)。結果，晚近的研究發現，從企業的政治捐獻 對象來看，商業社群有著轉向保守主義的趨勢(Burris 1987; 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 Su et al. 1995)，但政治捐獻策略仍具實用色彩，也就是支持現任者而非挑戰 者(Burris and Salt 1990)。
有別於美國，主導臺灣政治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經濟議題的意識 型態上，分別是經濟發展導向的生產主義，以及扶助弱勢的社會民主；但是在政黨 輪替之後，為了爭取最多數的選民支持，兩黨實際使用的政策工具漸有趨同現象
（陳盈方等 2013）。另一方面，國民黨自戰後初期便積極經營與企業之間的政商關 係；在地緣政治上，也因為中國因素而導致企業在選舉活動中更偏向國民黨；企業 之間市場網絡的形成也有不同的政經脈絡。種種因素，造就了臺灣與美國的政商關
係之間相異的結構特色。據此，雖然美國的文獻主要以產業類別和與政府簽訂的銷 售契約，來測量企業所面臨的管制環境(Burris 2010)，但本文則以家族企業和在中 國的投資程度，來評估企業與國民黨之間的可能聯繫。結果證實，家族企業和在中 國投資較多的企業，更可能以政治獻金來維繫與國民黨的政商關係。本文呼應先前 針對英國和澳洲的政治獻金研究(Bond 2004; Harrigan 2017)：唯有將國家脈絡的差 異考慮進來，才能適切地解析企業的政治捐獻策略。
本文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深化既有文獻對於臺灣企業政治獻金的探究。李宗 榮(2016)和本文有三項差異。第一，李宗榮(2016)採用的分析單位是「企業集團」， 本文則是個體層級的「公司」。雖然企業集團可能較貼近企業家族的實質控制範圍，
而適合觀察其政治行動（李宗榮 2016: 113），但是在某些變項上（例如外銷比例、
企業年齡），則須仰賴集團核心公司的數據來插補，也就是透過個體層級的數據，
來衡量企業集團的性質；這可能未必是最佳的測量指標。相較下，以上市櫃公司當 作分析樣本的好處，在於財務數據齊全且細緻（例如在中國的投資程度），也提供 了本文檢驗研究假設的適切指標。
第二，李宗榮(2016)處理的問題是企業「有無政治捐獻」，本文則進一步區辨政 治捐獻的「捐贈對象」，也就是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透過回顧國民黨和民進黨在 政商關係中的不同歷史特性，本文發現，家族企業和在中國投資程度較高的企業，
更可能捐政治獻金給國民黨而非民進黨；雖然在民進黨執政的2008 年也部分展現 了兩邊下注的傾向。可以說，藉由將政商關係中的政黨差異考慮進來，本文深化了 既有文獻對於企業與政黨之間合作版圖的理解。
第三，在有關跨坐董監事的研究假設中，本文和李宗榮(2016)有不同的詮釋。
依據Useem (1984)美國核心圈的研究，以及 1960 年代初期臺灣董監事網絡在政治 事務上的活躍參與（李宗榮，2009），李宗榮(2016)預期，有較多跨坐董監事席次的
臺灣企業，將有更強的政治捐獻傾向。然而，在 1990 年代後，臺灣的董監事網絡 相當程度地從國家的制約中解脫，民營企業的數量快速增長，而且民營部門內部董 監事網絡的成長幅度，也遠遠超越公部門內部及公民營之間的網絡（李宗榮 2009:
137）。更甚者，早期受惠於與國民黨的政商關係的企業，也透過親屬網絡這種排他 性的強連帶，來鞏固其優勢地位（李宗榮 2011）；且家族企業在市場網絡上至今仍 較為封閉（李宗榮 2009: 139）。因此，除了少數能夠動員政商關係的家族企業，其 他多數企業，恐怕都在這個特權群體之外（李宗榮 2017）。綜合來看，若以民營上 市櫃公司之間的跨坐董監事席次（即本文採用的操作化指標），來衡量企業在市場 網絡中的開放程度，那活躍於民營企業網絡中的企業，很可能並非能夠動員政商聯 繫的親控集團，因而較無政治捐獻的興趣；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支持這樣的預期。這 顯示了大型企業中，可能有一群是較能動員政商關係的親控集團，而另一群則是相
137）。更甚者，早期受惠於與國民黨的政商關係的企業，也透過親屬網絡這種排他 性的強連帶，來鞏固其優勢地位（李宗榮 2011）；且家族企業在市場網絡上至今仍 較為封閉（李宗榮 2009: 139）。因此，除了少數能夠動員政商關係的家族企業，其 他多數企業，恐怕都在這個特權群體之外（李宗榮 2017）。綜合來看，若以民營上 市櫃公司之間的跨坐董監事席次（即本文採用的操作化指標），來衡量企業在市場 網絡中的開放程度，那活躍於民營企業網絡中的企業，很可能並非能夠動員政商聯 繫的親控集團，因而較無政治捐獻的興趣；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支持這樣的預期。這 顯示了大型企業中，可能有一群是較能動員政商關係的親控集團，而另一群則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