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與結論

司法實務上我國最高法院已確認我國醫療糾紛，無論刑事或民事責任皆 採取「過失責任主義」，而所謂過失責任制度是指在醫療傷害發生後，對於 有過失的醫療供給者課以損害賠償的責任，其目的除了補償受害病人的損 失，更期望能透過此一責任的規範，使得醫療供給者知所警惕，提高自身的 注意程度，減少醫療傷害的發生。然而，由於醫療制度與醫療技術的日新月 異，專業分工與相互合作的組織醫療已成醫療實務的常態，任何一個醫療處 置常已非個別醫療人員所能單獨施作，又因彼此間分工精細複雜，合作時若 任一環節有所失誤都有可能造成不幸結果，可見組織醫療的複雜化，也是促 使醫療糾紛數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一旦發生醫療糾紛時，不但因案件 性質涉及醫療專業，在事實認定上也常須參考鑑定意見，再加上組織醫療的 本質係由專業分工與異業合作的相互交錯，相關人員的責任判定過程也因此 更加繁雜艱困。

62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5360 號判例。

63 李之聖，前揭註 30，頁 104-142；黃朝貴，前揭註 31，頁 5。

最高法院近期曾以 94 年度台上字第 2676 號刑事判決，將醫療過失的注 意義務加上了「告知說明」的要件，在醫界、法界都曾激起一番討論；然 而，與「告知說明」義務功能相反，「信賴原則」則具有限縮過失犯成立的 效果。「信賴原則」係指參與作業者於執行以公共作業為前提之危險業務或 事務時，分擔作業並相互分配危險，而得信賴個人為避免結果將會採取適當 措施的情形。由於醫療上的專業分工已成為現行醫療實務之常態，而過失犯 原則上並無「共同正犯」之概念，故在論斷其中分工人員的過失責任時，必 須考量到分工人員間的信賴關係⁶⁴，故在現行醫療糾紛刑事責任之適用上，

相信「信賴原則」將為繼「告知說明」後，另一個實務爭執或法庭攻防的重 點。

雖然信賴原則係由「交通事故」濫觴而來⁶⁵，而我國適用該原則在司法 實務上還十分保守而且分歧，相關之學說論述或實務判例已如前述。然而，

在現今醫療領域中，除了因醫學專科化而有不同專科醫師間的「水平分工」

外，亦有因組織分工而以不同醫護人員協力互助的「垂直分工」等情形⁶⁶； 且依據法律經濟分析而言，過失責任制度是否能發揮作用，乃繫於一重要因 素⎯⎯「過失責任的明確性」，然由於適用「信賴原則」之心理學基礎，為

「多重義務」與「分散責任」原理，一旦相互間的責任分配模糊不清，即容 易將注意義務轉嫁他人而造成缺漏及疏失⁶⁷。故對於「信賴原則」適用於醫 療行為時，可能須注意三個重點：首先，該醫療行為的組織性須能將個別權 責明確劃分；其次，該業務分擔者須各具備專業能力；最後，對於事故發生 原因自己並無違反法規的事由，方能加以援用。

再回頭檢視前言時所提到的兩個護理人員打錯針的案例，同樣皆是護士

64 王皇玉，「整形美容、病人同意與醫療過失中之信賴原則──評台北地院九十一年 訴字第七三○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27 期，頁 60-63（2005）。

65 曾淑瑜，前揭註 36，頁 87 以下。

66 曾淑瑜，醫療過失與因果關係（下），頁 567 以下（1998）。

67 許辰舟，前揭註 51，頁 89-93。

因未履行三讀五對的注意義務而發生打錯針的過失，為何處方之醫師卻有不 同的刑事處遇呢？首先，在北×醫院的案例中，護士因未履行三讀五對而拿 錯麻醉藥劑當成疫苗注射，而開立該處方的小兒科醫師並無刑事上監督疏失 之責，判決理由為「注射行為係醫療輔助行為，自得在醫師之指示下為之，

『指示』得由醫師視情況自行斟酌指示方式或醫囑為之。護士黃××為具合 法資格之護士，於執行注射疫苗業務時仍需獨立進行三讀五對流程，並非指 醫師應該要將商品名稱逐字拼音供護士核對，而護士僅需機械性地進行注射 手續而已⁶⁸。」然而，於另一麻醉護士拿錯止血劑當成麻醉劑的打錯針而 言，則該產科醫師則須負監督疏失的過失之責，該判決理由則為「又在麻醉 手術實施前之取藥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醫師在指示有適當訓練及經驗之 合格護士準備麻醉用之藥物時，尚須親自核對藥劑容器之標籤外觀，或口頭 詢問護士，以確認其準備注射之藥劑無誤，避免危險之發生……則醫療行為 中之『信賴關係』，自應限於依法得獨立執行醫療業務人員，如上開醫師執 行醫療業務與藥師從事藥品調劑間，始有適用⁶⁹。」

雖然在醫療實務的觀點上，二案犯罪之過失行為本質，「實質上」都是 護士拿錯藥品打錯針，亦皆肇因於取藥時未確實執行「三讀五對」，兩者亦 皆定性為「醫療輔助行為」，而前案之小兒科醫師無須將商品名稱逐字拼音 供護士核對以避免錯誤，並無監督疏失之責，此係肇因「注射疫苗」此一醫 療輔助行為，合格護士本有其專業知識，且權責亦劃分清楚，亦無顯然不能 信任之情形。然而，對於後案而言，雖然醫療實務上麻醉護士獨立執行半身 麻醉的手術實屬常態，「施打麻醉行為」係屬醫療行為，即便該醫師對於麻 醉方式、藥物、劑量、途徑的選擇皆無錯誤，且該麻醉護士亦經完整麻醉訓 練而具備合法資格，在實質上施打麻醉的醫療行為屬醫師的自己行為，麻醉 護士仍只是醫師之輔助人員，故產科醫師即須親自核對藥劑容器之標籤外觀

68 板橋地方法院 92 年度矚訴字第 1 號判決。

69 台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上訴字第 346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403 號判 決。

或口頭詢問護士，以避免危險之發生，也使該產科醫師無法主張能夠「實質 上」信賴他人也是遵守注意義務的進行醫療行為，進而於判決理由中排除適 用「信賴原則」，認定該醫師須負監督疏失之刑責。

其次，在對照實證研究的結果，對於預防注射與麻醉注射的護士打錯針 時，無論醫師組或法律組亦皆認為兩案評價並不相同，針對預防注射之護士 打錯針僅有不到四分之一（23.2%）的受試者認為該醫師需要負責，然對於 麻醉護士打錯針卻有超過一半（52.0%）的樣本認為該醫師需負責任，可能 理由還是兩者的醫療性質與相對危險性並不相同，預防注射確屬「醫療輔助 行為」，公衛護士施打疫苗係屬合法，醫療行為中之「信賴關係」，仍應限 於依法得獨立執行醫療業務之人。然因麻醉行為係歸類於醫療業務行為，其 醫療業務行為原則上須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者始得為之，雖例外在醫師指示下 之護士亦得為之，惟在醫師指示護士為醫療業務行為之情況，醫師對依其指 示而為醫療業務行為之護士，自當負有指揮監督之責，即便合法麻醉護士獨 自麻醉確實已成為當時醫界常規或慣行，然若係為不良慣例，仍不得據以免 責，此與前述之千葉大學附設醫院採血過失事件，指出並不得以醫療慣行來 免除過失責任之判決意旨，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此，若再參照德國學說及實務上對於「信賴原則」於醫療行為適用的 限制，則有：1.其他參與者有顯然無法勝任其專業工作之情形。2.有特定事證 可以合理懷疑其他參與者並未依醫療常規完成前置作業。3.如醫師對參與者 有直接監督責任時，則在監督責任範圍內亦不得主張信賴原則⁷⁰。然就我國 麻醉護士打錯針一案，顯然對該擁有執照並執行通常業務的資深麻醉護士而 言，並不能認為該產科醫師會認為她會拿錯藥，而會有顯然無法勝任專業或 合理懷疑其將未依醫療常規完成前置作業的顯然事證，似乎僅能主張該醫師 應有「直接」監督責任，方能限制「信賴原則」的適用。然相較兒科護士同 樣拿錯藥劑打錯針一案，要如何區分「直接」或「間接」的監督責任，實為

70 王皇玉，前揭註 9，頁 143。

一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本文則認為參照我國兩個打錯針的案例，日本千葉附 醫判決意旨及本實證研究結果，似可另以「醫療技術的性質與相對危險性」

來輔助判斷「監督責任」的直接與否，以及得否適用「信賴原則」的標準之 一。此外，由於醫界目前仍存在一些實務上的便宜措施，然在刑法的過失判 斷標準與注意義務上，該實務上的醫療慣行是否能視為醫療常規（Standard of Care），而作為臨床醫師抗辯亦有爭議，如麻醉護士一案中即主張合法麻 醉護士獨自麻醉確實已成為當時醫界常規或慣行；然本文亦贊同我國最高法 院於該案中及日本千葉附醫的判決意旨，認為即便該行為已成為當時醫界常 規或慣行，然若係為不良慣例，仍不得據以免責。

此外，在專業分工的類型化上，本實證研究也有一些有趣的結果，整理 歸納如下：在「垂直外部分工」上，醫藥分業由於有法規明文已將權責明確 劃分，醫師適用「信賴原則」最無疑義；而在「垂直內部分工」上，上級醫 師如屬「管理過失」（如錯誤的規章制定）而視為自己責任，並無他人可以 信賴，故無法利用「信賴原則」來免除過失責任。若是「監督過失」時（如 請下級醫師縫合傷口），則在一定條件下，該主治醫師將可以信賴他人（即 下級醫師）來免除過失責任，法理推論與實證結果亦相符合。然而，下級醫 師之責任，卻發現法律組與醫師組有統計學之顯著差異（p＜0.05）。此因目

此外，在專業分工的類型化上，本實證研究也有一些有趣的結果，整理 歸納如下：在「垂直外部分工」上，醫藥分業由於有法規明文已將權責明確 劃分，醫師適用「信賴原則」最無疑義；而在「垂直內部分工」上，上級醫 師如屬「管理過失」（如錯誤的規章制定）而視為自己責任，並無他人可以 信賴，故無法利用「信賴原則」來免除過失責任。若是「監督過失」時（如 請下級醫師縫合傷口），則在一定條件下，該主治醫師將可以信賴他人（即 下級醫師）來免除過失責任，法理推論與實證結果亦相符合。然而，下級醫 師之責任，卻發現法律組與醫師組有統計學之顯著差異（p＜0.05）。此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