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台灣左翼勢力的發展─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
第三節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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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
一、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發展
戰後初期中共對於台灣共產勢力的發展關注的時間很早，1945 年 8 月便指派 有台共經驗與中共「長征」經驗的蔡孝乾返台組織。蔡孝乾接受指示後，1945 年 9 月先由延安出發至上海，於年底聯絡華東局，整調幹部協助來台發展，中共 華南局並派陳澤民、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人至上海與蔡孝乾會合，並以這 些人員為台灣省工委會的組織幹部，在上海先有初步的發展組織後再移師回台。
87蔡孝乾擔任書記，陳澤民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洪幼樵為宣傳部長，張志忠為 武裝部長，林英傑為負責連絡之成員。1946 年 4 月，首批幹部才由張志忠帶領 下，由上海至台灣發展。88來台後的台灣省工委會，首要任務即為聯絡日治時期 舊台共的幹部，希望藉由日治時期已打下本土共產勢力基礎的舊台共成員，可成 為助長台灣省工委會在台發展的墊腳石，也因此不必從零開始發展，便很快地在 台灣各地區發展出基地，舊台共幹部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整合過程 中，舊台共勢力或左翼勢力亦有自行活動的情況，此也為台灣省工委會來台初期 遇到的困難之一。與舊台共勢力聯繫並初步的整合之後，蔡孝乾於 1946 年 8 月 重新分配組織的工作，而組織的發展運用台灣一些既有的組織，例如謝雪紅的人 民協會即為組織發展的跳板之一。89另外上海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為對台工作交 通聯絡站的負責人，基隆的「三榮行」為負責交通連絡的機關，並在台北設立「大 安印刷所」以提供文宣的印製與發行所需，台北的「建昌行」與「華盛行」則為
87 國家安全局編印，〈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第 一輯》(台北：國家安全局，1959)，頁 11-19。
88 陳正茂，〈記光復初期中共在台之地下組織〉，頁 14-15。
89 曾永賢 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紀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 先生訪談紀錄》(新店：國史館，2009.12)，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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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地。90以日治時期左翼勢力發展的基礎為根基，很快地在台灣建立組織與 聯外的機構，在中國也已設置專門人員與島內連繫，可見組織的架構基礎已大致 形成，但是在黨員人數的發展上，可能就並不是如此的順利。
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台灣省工委會在黨員人數上僅 70 餘人，各地區由於主 要在於聯絡舊勢力，在新血上的努力與吸收尚待努力，加上台灣對於剛接觸的中 國政權並不熟悉，以及民間打拼經濟忙碌，使初接觸新政權的台灣社會雖已有日 治時期社會運動的基礎，但仍不夠深入。另一方面是蔡孝乾長年在中國，已與台 灣社會產生隔閡，即便在其他幹部的協助下，對於台灣情況的理解仍然不足，組 織成員的吸收上侷限在舊台共勢力與親朋好友、宗族等拓展關係，相較之下青年 與學生是較為成功的部份，農工力量卻相當薄弱。91不過隨著社會經濟狀況每況 愈下，以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差異與摩擦逐漸浮上檯面，加上林林總總因 素，民間的不滿與對新政權的不信任終於至臨界點而爆發二二八事件，然而此一 民間的憤怒，卻也打下民間對反政府的基礎，亦有利於台灣省工委會在事件之後 的發展。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由於此一事件的發展並非台灣省工委會所能掌握，其角 色也處於此事件的參加者，並順著此一潮流進行組織的工作，但如同先前所述，
此時的台灣省工委會雖已有看似完整的組織架構與工作分配，但實質上仍然不足 以發動過於激烈的抗爭以至於改變政權。雖說如此，但台灣省工委會不可能放棄 此一反抗工作的大好時機，但也由於事件發生的太突然，各組織與工作的方向皆 未相當明確，甚至在武裝反抗時的各個聯繫與共識，都未相當的穩固與確定，如 此一來確實的影響組織反抗工作的成效，像是北部的反抗，根據台灣省工委會成 員張金爵女士在《白色封印》一書之訪談紀錄中所描述，當時組織通知要發動武 力抗爭後，各項配套措施皆未有完善的準備，加上天候不佳，預定的與高山部隊
90 國家安全局編印，〈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第 一輯》，頁 17-18。
91 陳正茂，〈記光復初期中共在台支地下組織〉，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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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集結，最後取消計畫。92雖說在中部與南部的反抗或許較北部有更大的成 果，但在國民黨的部隊進駐台灣以及組織的運作不佳下，仍然以失敗坐收。二二 八事件之後，台灣省工委會組織運作一度因黨員的流亡與被捕、遭到殺害等因素 而工作停擺，在香港會議上亦檢討二二八事件時組織工作失敗的因素：1.準備不 足、2.無迅速處理與舊台共之間的關係、3.局勢評估失誤、4.並未以黨的名義明 確提出工作方針。93
在組織的檢討以及當時台灣社會反國民黨的潮流下，加入左翼陣營者越來越 多，以黨員人數的變化來說，二二八事件之前僅 70 餘人，至香港會議時已有 400 人左右，破獲時估計已達 900 人上下，可知組織在規模的擴大上展現了一定的成 果，而組織人數的倍增，亦是基於二二八事件時參與較多的青年與學生族群，同 時各地的工作組織也在此時期越分越細，並向下繼續滲透、吸收基層以為台灣省 工委會在台的力量。94
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之後由謝雪紅等人為首於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 同盟」，在香港會議後，與蔡孝乾領導的台灣省工委會達成共識，共同在台灣進 行地下工作以期待與接應未來解放軍的到來。但由於組織的中心於香港，主要幹 部亦在香港，甚至不少成員已向中國發展，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影響力較小，成為 外圍組織之一。95由於謝雪紅等人至中國發展，台灣的地下工作自然的便以蔡孝 乾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為主要的領導組織，在台灣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員與其 他地下工作的組織成員，逐漸成為台灣省工委會的外圍組織。
台灣省工委會的發展狀況，以調查局對該組織的認定來看，以 1948 年 5、6 月間的香港會議為分界，之前為探索期，之後至破獲前為黃金期，但也因組織發
92 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12)，頁 112。張 金爵女士三次的口述訪談紀錄，有些部分有所出入，例如二二八時期的武裝事件，雖然並未成功，
但其敘述之發展過程是有所不同的，而在時間上，二二八發生時得以迅速聯絡與組織，可能有通 訊設備的幫助，但與山區支援部隊的聯絡卻顯得落後，此也為待考證的部分。見薛化元、余佩真，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物訪談記憶的實與虛─以「省工委會」成員張金爵女士的三次口訪紀錄為 例〉，《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6(台北，2015.8)，頁 23。
93 陳正茂，〈記光復初期中共在台支地下組織〉，頁 24
94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頁 403-404。
95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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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迅速，造成不少錯誤，因此也為「盲動期」。96二二八事件之後，除了省工委 會本身的發展迅速外，國民黨當局似乎也已經察覺共產黨在台灣的活動，但依舊 認為共黨勢力在台灣尚不成氣候，不足以威脅，直到保密局破獲了基隆中學案與
《光明報》後，對於台灣省工委會才有更具體的認知。97
對於台灣省工委會的破獲，根據先行研究指出口述歷史與自傳等民間資料與 官方資料所記載，在破獲的時間點上有所差異，同時也因台灣省工委會為一秘密 組織，本身資料即有蒐集上的難度，加上透過官方的破案資料，或遭逮捕者的口 供等，亦有可能出現逼供的情形因此導致資料上的差異。除此之外，由於組織上 的匿名或單線領導等眾多因素，在認知或記憶上，難免會出現分歧，雖然如此但 依舊能試著將組織遭執政當局破獲的情況勾勒出一個大致上的輪廓。98
1949 年 8 月，保密局破獲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然而保密局早已於 1948 年 偵破外圍組織「愛國青年會」，並以此為線索進一步追查，得知共產黨已有所組 織外，並以《光明報》作為宣傳刊物，在各基層組織、校園廣為流傳並藉此吸收 更多的黨員。至 1949 年 7 月，透過紀念七七抗戰十二週年之名義開始大規模宣 傳，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等等，又先前已有四六事件發生，因此政府當局開始進 行搜捕。同年 8 月 23 日，警方循線逮捕與此次宣傳相關人士王明德，早在此之 前，特務機關已據報王明德屢次郵寄《光明報》與他人，以及台大法學院學生林 榮勛等有散發宣傳單、張貼標語等狀況，因此當時已經對這些所謂的「反動分子」
特別嚴密的監控。在偵訊王明德後，依照王明德所供出的資料再進一步追查，最 後追查至基隆中學，並逮捕鍾浩東等人。保密局以此為契機，擴大此案之辦理，
取得台灣省工委會此一秘密組織的線索，此時台灣省工委會就如同骨牌般一一被 偵破、逮捕。同年 10 月 31 日，於高雄逮捕台灣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以及高 雄工委會的破獲，又於 12 月逮捕張志忠。1950 年 1 月於台北逮捕台灣省工委
96 調查局編印，《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5/002，
檔案管理局藏，頁 42-43，1977 年 3 月。
97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頁 406-407。
98 梁正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
98 梁正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