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本錢長期執行於唐前期，儘管開元中以後，外官料錢已由別稅分擔，縮 小了利錢在這方面的用途，但公廨本錢似未因此萎縮，反而有更多餘錢可轉用於 他處，或漸次發展成具有獨立名目的諸色官本錢，像開元十八年以後所見，供宴 設、驛傳、課役、病坊等之官本錢（詳見第二節），可能就源自稅錢補貼後，本 錢的壓力減輕，才衍生出其他功能來。
安史之亂爆發，嚴重破壞唐朝的社會經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
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通鑑》卷 226）。戰爭摧殘了 唐朝財政，也重創公廨本錢制度，《冊府元龜》卷 490〈邦計部．蠲復二〉乾元 二年（759）二月丁亥詔：129
其至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和糴和市，并欠負官物，及諸色官錢欠 利，常平義倉欠負，五色一切放免。
放貸生息法需以安定的環境為前提，否則利既不能回收，放出的本亦因此破除。
乾元二年詔的「諸色官錢欠利」，應該就包括公廨利錢在內，而所欠者，或許不 只是安史亂前所放之官本錢，亦有亂後出貸之新本，如《全唐文》卷45 肅宗〈乾 元元年南郊赦文〉：
其長安萬年兩縣，各借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其州縣官上
128 李燕捷，〈唐代後期內外官輕重辦〉，《社會科學戰線》1992：4，頁 164。
129《冊府元龜》卷87〈帝王部．赦宥六〉此詔為三月。
什物，並以公廨及官人料錢，依時價和雇造買，不得分配典正。
別借錢充和雇本，顯示此官本原不在公廨本錢內，是亂後新置之本。至於「以公 廨及官人料錢」造買官署什物，不得令典正提供，則除了要求官人共體時艱，奉 獻料錢外，也以公廨錢物充作造買費用。唐政府於至德二年（757）下令：「內外 官並不給料錢」，次年改為：「外官給半料與職田，京官不給料」，130因此乾元元 年赦頒布時，州縣官正處於高度匱乏的狀態，不僅本錢因戰亂而大減，稅錢亦因 國庫空虛而停給或減半，如今赦書又將外官料錢的這兩項財源，移做造買官物之 用，可以說唐前期辛苦建立的內外官俸制，隨著戰爭的破壞，幾乎全面崩潰，而 歷經周折的公廨本錢制，也在這波狂潮的席捲下，支離破碎。
然而，公廨本錢的韌性不可輕忽，因為它即使不充作外官俸料的財源，也依 然需用做官府辦公的行政費用，而且無分京司與州縣，都賴之以維持國家機器的 運作。《唐會要》卷93〈諸司諸色本錢上〉：
寶應元年敕，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 惟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
不僅乾元元年已賜和雇本，寶應元年（762）州縣似乎又為了多重目的，設有諸 種官本錢。雖然不明「諸色本錢」是否為公廨之用而單獨置本，但至少可知州縣 在經費拮据，不能以常態性預算提供財源時，就會想到置本息利法。即使捉錢不 順，難免欠利破本，也終比一次用盡預算所置經費，可多遷延些時日，或多做些 事，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捉錢弊端雖多，而州縣仍紛紛立官本。唐前期的本錢通常 即指公廨本錢，公廨本錢的用途如《通典》所言在「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
但自占最大宗的外官料錢有別稅補貼後，本錢與稅錢供公廨之用的幅度，或轉供 其他專門用途的情況，便自然增大、增多，開元時期已開啟了這個趨勢，安史亂 後不僅延續下來，還似有擴大發展的迹象，像「諸色本錢」之語，大概到安史亂 後才出現，它代表了官本的多樣化，及不以公廨本錢為限。
京司公廨本錢，大致在乾封元年京官俸改由稅錢充給之後，史料中就鮮少提 及。但安史亂後，國庫空虛，常費供給不易，京司於是也注意到置本之妙用，自 大歷年間起，開始一波波京司置本的風潮，《唐會要》卷86〈橋梁〉：
大歷五年五月敕，承前府縣，並差百姓修理橋梁。不逾旬月，即被拆毀，
又更差勒修造，百姓勞頓，常以為弊。…要修理者，左右街使與京兆府計 會其事，申報中書門下，計料處置，其坊市橋，令當界修理。諸橋街，京 兆府以當府利錢充修造。
京兆府縣不同於一般州縣，諸事可能都與京司有關，需要上報。京兆府以當府利 錢充修造，應該就指供作官署雜用的公廨利錢。繼之於大歷六年（771）三月又 下詔：
軍器公廨本錢三千貫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紙筆。宜於數內 收一千貫文，別納店鋪課錢，添公廨收利雜用。（《唐會要》卷 93〈諸司 諸色本錢上〉）
軍器監自武德元年置後，數度罷廢入少府監，至乾元元年或許為節省官帑，停置 監（《唐會要》卷66〈軍器監〉）。大歷六年此番別賜公廨本錢，想來是新置軍器 監後所給予。從其用途上看，所生利並不直接充使以下俸，不過補給食料、紙筆 錢而已，這與唐初京司捉錢，計員多少為月料，頗不相同。公廨本錢3000 貫中，
2000 貫為食料、紙筆之本，餘 1000 貫再加上店鋪課錢，共同收利以為公廨雜用。
130《唐會要》卷91〈內外官料錢上〉，頁 1655。
由是可知軍器監置本之目的有二，一為官員俸錢之補給，一為官署行政費用與其 他雜支。
軍器公廨本錢應該不是京司置本之特例，反而可能是依循各司早已置本之慣 例而來。因為乾封元年以後，京官俸料即使另有財源支給，但在京諸司仍需公廨 之用，或許原有的公廨本錢因此被留下，並循例直到唐後期。公廨本錢設置之原 意，顧名思義，本該為公廨之用，大概因為唐初財政困窘，官俸無著，才將腦筋 動到公廨本錢上，挪用利錢以充俸。而一旦官俸找到其他財源，公廨本錢遂回歸 到原始用途。京司與州縣之公廨本錢，似都尋此脈絡而演變。前述軍器監公廨本 錢的設置，提示了這樣一個方向，建中二年（781）兩省擬置待制官三十員，並 置本收利給其用，更印證了唐後期各司普遍有公廨本錢的事實，《唐會要》卷26
〈待制官〉：
建中二年五月二日敕，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度支 據品秩，量給俸錢，並置本收利供廚料，所須幹力什器廳宇等，并計料處 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
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廚料、什器、建造庭 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為本，方獲百 萬之利。」
京官俸錢列入國家預算項目，由掌財政的度支給，不分公廨利錢。公廨利錢的用 途，除了供官署所需的什器、廳宇修造外，其他的廚料、幹力等，則充作官吏的 加給，一如軍器公廨本錢「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紙筆」。待制官擬置之本不知其名 目，但由軍器監新置即給公廨本錢，且二者置本之用途頗為近似，都為官吏加給 與公廨雜用，因此可斷定此處之本指公廨本錢。依沈既濟的推估，準其他諸司的 本數，待制官約需公廨本錢二千萬，即20000 貫，而大歷六年軍器監所置公廨本 錢只3000 貫，差距頗為懸殊，這除了因為官司大小閑劇有別外，大歷六年或許 國庫不足，軍器監本數還要靠「別納店鋪課錢」補充才成，故其實有本數當不只 所賜的3000 貫。
公廨錢普遍存於內外各司，新置官署要給本錢生利，以給公廨雜用；相對地，
裁併官署則會收回公廨錢，以免浪費公帑，《新唐書》卷139〈李泌傳〉：
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
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
李泌一方面因外官俸太重，人不樂為京官，乃請隨官閑劇，普增京俸；另方面則 以官員冗濫，備顧問者多，意在裁汰。拾遺、補闕既已不再除用，所餘二人占一 廨署，耗掉一廨署之公款，未免太浪費。唐後期雖有專供官僚膳食的食利本錢，
但如前所述，公廨錢也一直貼充食料或廚料之費，李泌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
並收其公廨錢，正有節省開支的用意。
無論京司或州縣，官署都應有錢、物充公廨之用，「公廨田」與「公廨錢」
就是兩個主要來源。二者都承自隋代，前者「借民佃植」，收租以給公用，131是 典型的預算外收入；後者則財源可能有多種，除了由本錢出貸，用其息利外，屬 於年度預算項目者，唐前期有開元十年起每年徵收的別稅；唐後期自貞元七年
（791）起，敕「御史台每月別給贓錢二百貫文，充公廨雜費用」（《唐會要》卷 60〈御史台〉）。公廨錢未必都來自置本生利，有些直接由政府撥款使用。但前者 易欠利而耗其本，後者則減損更快速。為了補貼日漸不足的公廨錢，中央政府偶
131 公廨田的來源與經營方式，可參考：堀敏一，《均田制研究》（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頁206-211。
然有別賜，另外也會想其他辦法，如貞元元年九月敕：
自今應徵息利本錢，除生捉逃亡，轉徵鄰近者放免，餘並准舊徵收。其 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糶貨，充填本數。（《冊府元龜》卷 506〈邦計部•俸祿二〉）
這是以闕官職田地子，貨賣後充填所欠本數。類似情形還有大歷十二年敕：「京 諸司闕官職田苗子，自今以後，宜並充脩當司廨宇用」（同前書卷），二者都來自 闕官職田，後者且用於修造官署，推測前者所填本數應包括公廨本錢在內。
自從唐政府發現本錢制度可以借由往復不已的生息，支應財政開銷，減輕賦 稅負擔後，便經常運用此法，當成政府財力所不及時，零星雜支項目的財源。戰 爭與動亂雖然不利於放貸生息，但一次置本，自行取利之誘因，仍讓唐政府大為 動心，遂於安史亂後不久，即在京司與州縣陸續展開各種置本生利法，甚至連偏 遠邊州也不例外，吐魯番文書〈唐大曆□年王德實立限送錢帖〉：132
自從唐政府發現本錢制度可以借由往復不已的生息，支應財政開銷，減輕賦 稅負擔後，便經常運用此法，當成政府財力所不及時，零星雜支項目的財源。戰 爭與動亂雖然不利於放貸生息，但一次置本，自行取利之誘因，仍讓唐政府大為 動心，遂於安史亂後不久，即在京司與州縣陸續展開各種置本生利法，甚至連偏 遠邊州也不例外，吐魯番文書〈唐大曆□年王德實立限送錢帖〉：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