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
於蒐集有關十九世紀臺灣的法文文獻，搭配英文文獻著成 Les Européens aux
portes de la Chine 一書出版。
10然而，目前在翻譯界有關十九世紀外國人旅行書 寫譯作的研究尚不多見，僅有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陳雅齡的碩士論文〈喬治馬 偕著 From Far Formosa 編輯及翻譯過程之運作〉，文中就贊助者、意識形態及詩 學觀三個層面討論馬偕作品的三種譯本，與原文作比較，研究結果與翻譯研究文 化學派的論點相符，即任何翻譯、文集、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纂皆是對原文的改 寫，翻譯如同一面鏡子，透過剖析譯文可瞭解其幕後的時代背景、文化取向、文 學系統與權力運作。若將外語臺灣史料譯作研究比喻作建築，陳雅齡的論文可謂「動土」，開啟臺灣史研究與翻譯研究的互動，本研究則進一步「鋪設地基」，將 研究範圍擴大，盼能梳理二十世紀中葉，相隔一個世紀之後，十九世紀來臺西方 人旅行書寫在臺灣的譯介脈絡，進而帶動後續研究，一磚一瓦構築外語臺灣史料 譯作研究。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
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以來，各家理論蓬勃發展，
早期學者多半從語言學、比較文學觀點分析譯文，「意義」（meaning）與「對等」
（equivalence）扮演關鍵角色。1970 年代起，相較於追求語言的功能或形式對等，
著重目的與溝通的功能學派（functional theories）興起，同一時期尚有以色列學 者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跳脫 語言學層面，將翻譯文學置於譯入語文化的社會、文學與歷史系統檢視，圖里
究》第 18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45。此外，費德廉於各大研討會亦相當活躍，曾於 2008 年 1 月故宮博物院舉辦之「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發現高地：十九世 紀歐美在臺灣輿圖學上的地形圖與迴轉畫〉、2008 年 11 月國立臺灣圖書館與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主辦之「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發表 〈“What did he know, and when did he know it?”: Apprai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rles Wm. Le Gendre's Formosan
intelligence〉等文。
10 中譯本《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由其夫婿鄭順德翻譯，1999 年由南天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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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eon Toury）則根據多元系統理論提出「描述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描述式」即是相對於傳統的「規範式」（prescriptive）翻譯研究。
圖里指出，翻譯在譯入語文化的社會與文學系統占有一席之地，而譯本的地位決 定了翻譯策略，11描述翻譯學的目的在於觀察譯者於翻譯過程採取的策略，進而 建立整體翻譯規範與法則。圖里認為描述譯文文本時，應將社會文化系統納入考 量，檢視譯本之於譯入語文化的重要性（significance）與接受程度（acceptability）、 比較來源語至譯入語的轉移（shifts），最後歸納出適用於特定文類（genre）、時 期、作者等的一套描述資料（descriptive profile）。12到了 1990 年代，翻譯研究受 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影響，出現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與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屏棄原文與譯文的對比，轉而重視翻譯 與 文 化 的 互 動 。 比 利 時 學 者 勒 菲 弗 爾 承 襲 多 元 系 統 理 論 以 及 操 縱 學 派
（manipulation school）的思想，提出控制翻譯的三股力量：贊助者（patronage）、
13意識形態（ideology）14以及詩學觀（poetics）。勒菲弗爾指出，翻譯是最容易 辨識的改寫，上述三股力量決定了文本的翻譯策略，翻譯過程中，一旦語言問題 與意識形態或譯語文化的詩學相衝突時，後者往往勝出。15本研究即試圖以圖里 的描述翻譯學以及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切入，整理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 在中文的譯介史，探討兩個翻譯階段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翻譯趨勢、規範（norms）
與譯本呈現，試圖回答「為何而譯」、「譯了些什麼」、「誰來譯」、「如何譯」、「譯 本有何影響」等問題。筆者感興趣的是，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各自為其母國讀者 所形塑的「福爾摩沙」形象，移植到中文世界時，如何生根發芽、成長茁壯？透
11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p. 13.
12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 102.
13 贊助者包括了文學系統內的評論家、教師、譯者，以及文學系統外的統治者、出版者、媒 體、學術機構等。
14 勒菲弗爾所指的「意識形態」並不限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是泛指形塑行為的制度、常規、
信念等，此外，勒菲弗爾亦認為贊助行為的出發點即為意識形態。
15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pp. 9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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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翻譯，「福爾摩沙旅行書寫」所代表的意義在二十世紀中葉與二十世紀末、二 十一世紀初的臺灣，有何不同？因本研究旨在爬梳譯介史，採宏觀角度探討譯介 脈絡、觀察譯本呈現，囿於研究規模，不擬分析譯文優劣，而是著重於贊助者、
文本與準文本（paratext）呈現等層面，其中準文本係法國學者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概念，可分為內文本（peritexts）如標題、副標題、筆名、前言、
獻詞、序、結語、封面、內容簡介或推薦）以及外文本（epitexts）如行銷文宣、
評論、學術研究等。16單德興將文學作品翻譯分為四個層次：文字、文本、文學、
文化，17傳統譯本研究多採由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本文在分析譯本呈現 時，則由上而下（top-down），從內文本出發，將譯本研究從文字轉換提升到文 學、文化層次，探討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的譯介。
本文的研究範圍為十九世紀末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的中譯作品，原文撰寫、
出版時間約當臺灣開港至日治前期，亦即 1860 至 1895 年前後，由費德廉建置的 線上書目資料庫18可知，這個時期來臺活動的西方人留下相當可觀的旅行書寫作 品，基於研究人力與時間限制，筆者僅蒐集專書譯作，散篇的譯文，若非收入主 題相符之中文選集，不列入討論。再者，第一階段譯介與本論文主題相關的贊助 者除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外，尚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等單位，然因年代久 遠，資料搜尋不易，筆者僅著眼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譯本，取其譯介最 有系統，19其餘贊助機構因僅見零星譯本，暫不討論。此外，分析作品不研究，
例如白尚德著《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台灣原住民族
16 peritext 與 epitext 目前尚未有定名，為筆者暫譯。參見 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5;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155.
17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市：書林，2009），頁 138。
18 見 Formosa: 19th Century Images：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texts/texts.htm。
1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另出有李仙得作品《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
原題為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曹永和在該書後記指出，本書譯者似是清末 人，唯不知是何人，因其並非在二十世紀於臺灣譯出，不在本研究範圍內，李仙得此部作品另 由周學普譯成〈廈門與臺灣〉，收在臺灣研究叢刊《臺灣經濟史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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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 1865-1940》等，20雖符合本研究主題，然而為第三人稱觀點的資料統整 與敘述，並非原著，故未在本論文研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