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出現背景

童于珊指出，西方的旅行書寫源於帝國主義擴張，商船到海外尋求殖民地，

在異國的紀錄就成了旅行書寫的開端。⁹十四、十五世紀起，陸陸續續有歐洲商 人、冒險家、旅行家、傳教士到北非、中東、遠東旅行，義大利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更是早在十三世紀就曾經絲路穿越歐洲大陸抵達中國，將其 在東方的所見所聞寫成《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一書。到了十六世紀，歐 洲近代國家（Modern State）興起，為擴張領土並尋求與亞洲通商的新航線，加 以航海知識與造船技術日益進步，各國紛紛向海外拓展，¹⁰十五世紀至十七世 紀， 由 迪亞士（ Bartholmeu Dias ，1451-1500 ）、達伽馬（ Vasco da Gama ， 1469-1524）、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麥哲倫（Fernão de

7 Casey Blanton, Travel 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World, pp. 3-4.

8 Jan Born, “Defining Travel: On the Travel Book,” p. 15; Elizabeth A. Bohls and Ian Duncan, eds., Travel Writing 1700-1830: An Ant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xiii.

9 童于珊：〈青少年旅行小說的地景與認同研究—以《印地安人的麂皮靴》、《一次旅行遇見整 個世界》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20。

10 彼得．李伯庚（Peter Rietbergen）著，趙复三譯：《歐洲文化史（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 院，2004），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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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lhães，1480-1521）等人開啟了從探險、開拓到通商、殖民的地理大發現（Age of Discovery），帶動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興起，葡萄牙、西班牙成為 海上強權，其後荷蘭、法國、英國相繼加入競逐行列，對於世界各大洲的發展影 響深遠。地理大發現以來，商人和傳教士即為歐洲與亞洲往來的媒介，此時期的 旅行書寫多半帶有政治與經濟目的，遊歷心得並非文本重點，而是提供詳實的地 理環境、人類活動與物種紀錄，供既得利益者參考、為帝國服務。¹¹十六世紀起，

在英國出版的旅行書寫掀起一股閱讀風潮，作品出自外交官、商人、探險家、殖 民者、科學家，¹²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更是堪稱「旅行的全盛期」（“the hay day of travel”）。¹³舉例而言，在法國，來自遠方、超乎想像的真實故事受到廣大讀者 喜愛，這些故事或報導大多刊登在《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世界行旅 圖鑑》（Bibliothèque Illustrée Des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Par Terre Et Par）等兼 具娛樂與教育目的的期刊，1889 年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之後，閱讀異域故事的 熱潮更是達到高峰，¹⁴本文所探討的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即是這此一 時期的產物。

臺灣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自地理大發現後就是西方列 強與日本等鄰國覬覦之地。十七世紀時，荷蘭、西班牙分別在臺灣南北建立據點，

1661 年，鄭成功率軍橫渡臺灣海峽，次年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今臺南）

的駐軍，開啟了鄭氏王朝。1683 年，清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攻臺，鄭克塽降清，

清廷於 1684 年將臺灣收入版圖，展開至 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前共 212 年的清治 時期。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開閉關自守的清朝大門，積弱不振的清廷在 1858 年及 1860 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之役再度戰敗，與英、法、美、俄等國簽訂《天

11 童于珊：〈青少年旅行小說的地景與認同研究—以《印地安人的麂皮靴》、《一次旅行遇見整 個世界》為例〉，頁 27。

12 Elizabeth A. Bohls and Ian Duncan, eds., Travel Writing 1700-1830: An Anthology, pp. xv & xvii.

13 Paul Fussell, ed., 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p. 275.

14 石岱（Stéphane Ferrero）著，帥仕婷、石岱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

（1884-1885）》（臺北：玉山社，2003），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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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條約》、《北京條約》，臺灣開放淡水、雞籠、安平、打狗四個港口供外商來臺 貿易，¹⁵其後要求通商的國家尚包括德國、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義 大利、丹麥、日本、澳大利亞、秘魯、巴西等。¹⁶十九世紀的臺灣在開埠之後，

通商口岸洋行林立、聚落興起，外國人可在各口岸合法居住、經商、傳教。劉克 襄指出，從探險誌的發展史來看，1858 年是臺灣外國探險家黃金時代的開始，¹⁷ 臺灣開埠後的一、二十年間，諸多歐洲、美洲、日籍人士前來，來臺身分包含傳 教士、商人、駐臺官員、探險家、博物學家等，其中不乏當今臺灣人耳熟能詳的 人物，他們對於臺灣的初步認知大多來自十七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留下的考察 報告，僅有少數人參考清代文獻，這些西方人士抵達臺灣後，就著前人的資料按 圖索驥，並親身走訪臺灣各地，留下航行錄、旅行與踏查記錄、傳教日誌、隨筆、

書信與日記等第一手記錄，在各自完成任務返國後多由其母國出版上市，將十九 世紀的臺灣呈現在各國讀者眼前，某些則收入學術單位、國家檔案館典藏。值得 注意的是，臺灣開港後，入境臺灣的西方人大多沿襲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思想潮 流，抱持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看待臺灣，希冀從中謀得利益，例如必麒麟、于 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皆有意取得臺灣。¹⁸Pratt 亦指出，十八世紀後半葉 起，「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已成為旅行書寫的一部分，旅行者紀錄旅行地的 動植物種類並採集製成標本，作為協助帝國領土監控、資源掠奪、行政管理的手 段，¹⁹此種書寫慣例在早期來臺旅行者郇和（Robert Swinhoe）、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史蒂瑞、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以及晚期的禮密臣（James W.

Davidson）等人的作品中，皆可看出端倪。此外，十九世紀末的日本正值明治維 新時期，除了全盤西化之外，亦積極向海外擴張領土，因而發生 1874 年藉船難

15 陳鴻圖編著：《臺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20。

16 李筱峰：《快讀臺灣史》（臺北：玉山社，2002），頁 51-52。

17 劉克襄策畫：《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晚報，1988），頁 4。

18 見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5-9；Camille Imbault-Huart 著，黎烈文譯：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2。

19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27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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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攻打臺灣的牡丹社事件，而法國當時亦在東亞尋找殖民地，1884 年中法越 南戰爭之際，甚至出兵封鎖基隆與澎湖，由此種種歷史事件可知，十九世紀末的 外國人旅行書寫多半帶有經濟、政治、軍事考量，各部作品的出版目的一方面為 滿足讀者對東方世界的想像，另一方面則是詳加考察便於日後占領臺灣。

中文世界裡，有關臺灣的旅行書寫可上溯到明、清的宦遊文學。²⁰據莊勝全 整理，清帝國對於臺灣的書寫約可分為三類：清代文人至臺灣遊歷後的書寫、奉 派至臺的官員卸任後所留下的紀錄，以及官方編纂的地方志書。²¹第一類代表作 品有徐懷祖《臺灣隨筆》、郁永河《裨海記遊》；第二類如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藍鼎元《平臺紀略》、朱士玠《小琉球漫誌》等；第三類 則如高拱乾《臺灣府志》、陳夢林《諸羅縣志》、屠繼善《恆春縣志》等。臺灣於 康熙年間納入清朝版圖後，對遊歷文人而言仍是「瘴癘之地」，出外遊歷恰以「對 鏡」過程，²²眾文人以自身價值觀為度檢視臺灣，認為臺灣必須不斷接受中國文 化的薰陶教化。「方志」則是傳統中國大一統政權的帝王為有效治理國家，有意 地收集、整理各地的山川、人民、風俗、物產編纂而成，從歷來治臺官員編寫的 方志可知，即便在臺灣納入清朝版圖超過一世紀以後，對於清國而言仍屬陌生之 域。²³陳捷先指出，清代臺灣地區方志記載詳略、漫無標準、浮誇事功、沿用舊 誤，且詩文比例過高，²⁴筆者認為，此與清朝對臺灣採取的消極治理息息相關。

清朝統治臺灣之初，康熙皇帝嘗言：「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 損」，一方面無意開發，一方面恐臺灣成為「奸宄逋逃之淵藪」，因而「為防臺而 治臺」，頒布「渡臺禁令」，官員亦咸認臺灣民風強悍、浮動好亂、缺乏道德與文 化，一直到牡丹社事件後，清廷的治臺政策才轉趨積極，派沈葆楨擔任欽差大臣，

20 見臺灣大百科全書〈旅行書寫〉條目。

21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 硏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3。

22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頁 43。

23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頁 108。

24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19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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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於其任內廢除渡臺禁令、開山撫番、在臺增設府縣，臺灣社會方得以發展。

鄧津華以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檢視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將清帝國的疆域拓展與 歐洲的帝國主義相比擬，並表示兩者都牽涉了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²⁵鄧 津華指出，清朝遊人對於邊遠地帶的再現，可說是創造帝國文化地理疆界不可或 缺的角色，清帝國對臺灣的旅行書寫為知識建構的重要來源，提供掌握領地、有 效統治的資訊。²⁶依筆者所見，儘管清帝國與歐美各國皆將臺灣視為「他者」（the Other），來臺西方人所留下的旅行書寫，相較於清代的宦遊文學與方志，寫作動 機仍有差別。清帝國施加在臺灣的帝國主義重視權力、階級關係，並追求進一步 將臺灣人民同化為「帝國臣民」；西方人的帝國主義傾向經濟、政治上的剝削利 用，同化政策並不明顯。正因兩者寫作動機不同，西方人的旅行書寫內容強調資 訊記載，偏向第一人稱記述，文體則多半為綜合性的回顧與日誌式寫作，呈現即 將邁入現代化的臺灣樣貌，透過他們的描述，可望發現相異於清朝文獻的觀點與 史實。這些文本相繼出版一個世紀以後，譯入二十世紀的臺灣，譯本出版的目的 以及文本定位，和原作有何異同？十九世紀末的福爾摩沙如何從西方文化移植回 到臺灣？如何從「為帝國服務的書寫」轉化為「統治者的參考書」，再成為「瞭 解自身的史料、強化臺灣意識的讀物」？筆者將在後兩章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