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基於社會性的立場標榜學杜，是為了提振士氣，打造新的治世，然則實際檢證 此一觀念的效度，即可輕易發現它隨宋亡而成為永遠無法實踐的夢想。事實上，有許多 遺民的學杜之作，更是作於宋亡之後。雖然如此，但由晚宋學杜、尊杜、似杜的客觀事 實，卻意外鬆動了以「世變」評述文學史的軌則，質言之，衰世並不必然即會產生頹喪 的詩風，成為宋末詩史的一項奇特景觀。
遺民對此一現象已有自覺，劉將孫〈送彭元鼎采詩序〉云：「近年不獨詩盛，采詩 者亦項背相望，寧非世道之復古，而斯文之興運哉！」240所謂采詩，即如舒岳祥云：「亡 國誰修史，遺民自採詩。」241明清學者亦注意到這個現象，例如明人張寰讀林景熙之詩 集，尊而序之曰：
宋自熙、豐以及元祐，天下不可（疑少「不」字）謂為盛治，……當時忠賢輩 起，相與伸其正議，以傾乎黨比，其治弛而復起，渢渢乎大音斯振，文詞宛然 為一王法。逮于宣和、靖康，國事日非，其文遂不復如往時之盛。南渡偏安，
乾、淳、紹、嘉之間，顧道明於下而經世之文出，然所謂以文為專業者，已兆 繁蕪琢削之病，淪胥于咸淳、德祐極矣，蓋權憸嗣政，而勢與國為存亡，椓天 下之元氣而消靡之。士之懦者失其守，矯厲者決于遁，昌詞廢而私論作，文烏 得而不降哉？……（林景熙詩）雅健清嚴，具合矩度，一洗當時之習尚，殆有 盛際之風，……非徒工於悽惋之作，文固有不以時勢高下者，亦足以發論文者 之端。242
此文稱讚林景熙詩有「盛際之風」，按張寰探討熙寧、元豐、元祐、乾道、淳熙之詩能 夠稱「盛」的語境，取決於創作主體「忠賢」的人格及「經世」的襟抱，可推知林景熙 能洗除「以文為專業」（當指四靈或江湖詩人）的習尚而呈顯「盛際之風」，也是基於忠 賢之人格及經世之心態，因而分割了「文」、「時」的聯繫。錢謙益〈胡致果詩序〉亦曾
240 劉將孫：《養吾齋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送 彭元鼎采詩序〉，頁 8 上-下。
241 舒岳祥：〈還龍舒舊隱〉，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卷 3439，頁 40963。
242 林景熙著，陳增杰校注：《林景熙集校注》，附錄一，張寰〈霽山先生集序〉，頁 386-387。
．230． 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形成與內涵
察覺此一現象：
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
其詩稱盛。皐羽之慟西臺、玉泉之悲竹國、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古 今之詩，莫變於此時，亦莫盛於此時。243
錢謙益承認晚宋遺民「慟西臺」、「悲竹國」等作品屬於「變詩」，依照鄭玄的「風雅正 變」之說，係指衰世之作。但透過這些詩史作品，可以明顯感受遺民忠烈的氣節，故而 詩運「亦莫盛於此時」。黃宗羲（1610-1695）〈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亦云：
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蕩而出，擁勇 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244
錢謙益和黃宗羲皆有如此的看法，可能也是由於其身處明末清初的動盪時代，歷經亡國 之痛，故能體會晚宋此一詩學觀念，也不妨謂之是與晚宋人的「情境聯類」吧！據以上 的討論，則政治史上的晚宋，於宋詩史分期上也就未必是「飄零期」245，而可稱為「盛 宋」，因為從創作主體精神性氣的角度看，晚宋詩歌之「盛」和盛唐詩之「盛」在一定 程度上，實有同類的意義。對後之學詩者而言，詩史上的盛世便不僅出現在遙遠的盛唐 時代，也不僅是治世才有的產物，只要努力學盛唐，則任何一個時代，皆可能成為新的 詩歌盛世。
長久以來，學界對嚴羽詩論予以極多的關注，而嚴羽僅就「文學本位」的立場建構 其詩論，「於古人通諷諭、盡忠孝、因美刺、寓勸懲之本意全不理會」246，故研究者亦
243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18，〈胡 致果詩序〉，頁21 上-下。
244 黃宗羲：〈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引自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冊3，頁 264。
245 陳植鍔將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至元初分為宋詩史的「飄零期」，以永嘉四靈、江湖派、遺 民詩為代表。見氏著：〈宋詩的分期及其標準〉，《文學遺產》，1986 年第 4 期，頁 20-29。一些分 期方式雖不沿用「飄零期」，而代以「晚宋」，但認為宋末詩壇充斥晚唐詩風，欲振乏力，與「飄 零詞」之命意相仿，例如周益忠：〈再談宋詩的分期及其標準〉，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 刊》，創刊號，頁154。
246 許印芳〈滄浪詩話跋〉云：「嚴氏雖知以識為主，猶病識量不足，僻見未化，名為學盛唐、準 李杜，實則偏嗜王孟沖淡空靈一派，故論詩唯在興趣，於古人通諷諭、盡忠孝、因美刺、寓勸懲 之本意全不理會。」（《滄浪詩話校釋》，附輯二〈序跋提要〉引，頁 272）稱之「全不理會」或 稍嫌誇大，因為複查嚴羽詩歌，可見不少感時憂國的作品，但其詩論並未觸及此一方面，係明顯 的事實。林新樵考察嚴羽詩集之後，便得出嚴羽的「詩話便重于藝術的探討，而其詩卻是以反映 現實為主流」的總結，見氏著：〈略論嚴羽《滄浪吟》〉，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編：《嚴羽學術研究
第四章 「詩學盛唐」觀念的建構 ．231．
不免受其牽引，連帶較忽略宋人崇效盛唐，實有其社會性因素存焉。陸游和戴復古、方 回以及上文所論諸人，皆是站在此一角度批評晚唐詩體泯滅士氣，故轉而崇效忠國憂民 的杜詩，並尊之為盛唐詩的最高典範。這不啻是一條勾畫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另類 途徑。而且誠如法國漢學家霍爾茲曼（Donald Holzman）以稍誇張的語氣所說：「古代 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在談論文學時根本不把文學看作是一種與道德、禮儀、政治平行 的獨立存在，不把文學看作是一種應該獨立考慮的東西。」247在古人的價值世界中，社 會性當較「文學本位」之藝術性因素更重要，欲完整探討宋代「詩學盛唐」觀念，不宜 輕放這條線索。
透過這條線索，並能發現「詩學盛唐」指涉範圍的變動。「盛唐」是一個文學史分 期的「時代」，由於此一時代具有某種崇高價值的共同風格或特色，故崇效盛唐詩亦即 是指崇效盛唐時代最為典型的那種詩風。質言之，「盛唐詩」為人所崇敬之處，是其時 代風格，而非個人風格；即使標舉某位單一詩人為盛唐詩的典範，這位詩人亦不能脫離 普遍的時代風尚。從前文的探討，葉適和四靈推崇開元、元和之詩，嚴羽特別強調「盛 唐體」的典範意義，劉克莊譽開元為唐風之盛，皆不出此種觀想。第二章所談的「作家 型」分期型態，命意亦同。但陸游、戴復古或方回及本節所論諸人則不如是，其推崇杜 詩是盛唐的典範，但又特別標榜杜甫「忠國愛民」的面向，而問題便在「忠國愛民」並 非盛唐詩或詩人的普遍風情，而是杜甫個人獨有的特點，因此，與其說他們是「詩學盛 唐」，不如謂之「學杜」，二者有層次之分、廣狹之別。
但問題恐怕並不這麼單純，以論述系統較為完整的方回詩論來說，他確實把「盛唐 詩」與「杜甫詩」作了一個明確的連結，而從本節以上的討論可知，前述諸人極可能和 方回採取相近的態度，故在他們眼中，學盛唐便等於學杜，二者並無絲毫落差，時代風 格與個人特色融洽為一。這又該怎麼解釋？事實上，時代風格與個人特色固然是兩種不 同層次之事，但並不一定有所衝突，在方回等人看來，杜甫既可以是盛唐時代風格的典 範，飽讀群書，情調高雅，自然雄渾248；但在另一方面，從方回等人認知的盛唐詩風共 有的「讀書」進一步去思考，讀書能使其人富有崇高的心靈胸次，而此心靈胸次的具體 內容為何？結合南宋日益危仄的國勢設想，方回等人便認為此一理想心靈胸次的具體內 容，特別偏重在「忠國愛民」的面向，而杜甫最能符合此一要求。可見欣賞盛唐詩的時 代風格以及推崇杜甫個人的忠義情懷，層次雖異，但仍指同一個盛唐詩，只是後者係更 進一步「聚焦」、限縮時代風格所指涉的範圍而已，並非另立一個毫不相涉的門戶；而 且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兩種層次實能並行不悖，相互補充。綜上可知，前述宋人從社會
論文選》（廈門：鷺江出版社，1987 年），頁 355。
247 宋柏年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頁 47 引。
248 雄渾是宋人心目中盛唐詩的整體風格，詳見第五章第四節所論。
．232． 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形成與內涵
性之立場崇杜，仍然屬於「詩學盛唐」的觀念範疇；從他們崇杜之同時又往往批評「晚 唐詩」，而晚唐是與「盛唐詩」相對的概念，亦能佐證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