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陸經驗之戰後相關作品探討：
第二節、 回憶錄之再現與含意：《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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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陸經驗之戰後相關作品探討：
《波茨坦科長》（1948）、《無花果》與《台灣連翹》（1968-1973）
第一節、《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
第二節、回憶錄之再現與含意：《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第三節、小結 第五章 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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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吳濁流的南京生活（1941-1942）
第一節、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籍作家的大陸行
在討論吳濁流的南京生活之前，首先必須明瞭吳濁流選擇前往大陸的契機與 原因。吳濁流於 1900 年出生，他由祖父帶大，祖父所傳達的是傳統漢式觀念。
而吳濁流的成長歲月中所受的是日式教育（殖民地教育），眼睛所看、生活所用 都是日本式的事物，1920 年吳濁流從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擔任教師的職 業，前後共二十年的時間（1920 年至 1940 年：21 歲至 41 歲）。也就是說，一直 到 1941 年選擇前往大陸前的 42 年中，吳濁流的人格養成與認同等價值觀皆在台 灣已經形成。而抵達大陸後所開啟的是另一種不同於在台灣生活的視角，所見所 觸的不同與成長時期在台灣所生成的認同等價值觀便相互碰撞，所產生的衝擊
（或是交融）對作家本身帶來相當深刻的影響。而部分同樣於戰爭期前往大陸的 台籍作家也有著同樣的經歷。如此我們可以歸結出所謂的「共通性」，並且將這 群台籍作家選擇於戰爭期前往大陸的行為，視為殖民末期的台灣社會中一個值得 注意的現象。
本節筆者將透過大陸經驗中部份台籍人士停留「上海」的共通性，對日本殖 民末期（1937-1945）在大陸生活的台籍人士做初步的觀察。日本殖民末期中前 往大陸生活的台籍作家並不少。觀察後可以發現，除了吳濁流外，如王詩琅（1937 年至 1946 年：上海到廣東）、鍾理和（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江文也（1938 年至 1983 年：北京）等人，也都選擇（或被選擇）在中日戰爭這段時間中，抵 達大陸生活。而張深切（1923 年至 1927 年：上海到廣州；1938 年至 1946 年：
北京）與劉吶鷗（1926 年至 1940 年：南京與上海）兩人則是於二○年代即前往 大陸。雖然兩人並非受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發生等相關因素才選擇前往大陸，但 他們與上述四位作家一樣，皆於日本殖民末期（1937-1945）生活於大陸。筆者 認為在進入大陸經驗的討論前需釐清的問題為「在大陸生活的台籍人士的共通 處」。首先必須觀察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原因，與抵達大陸後所從事的活動（或 職業）。
由於當時台灣人擁有日本國籍，因此，前往日軍佔領下之「淪陷區」，實 際上沒有什麼困難。何況在當時的「淪陷區」，屬於「漢族出身之日本帝 國臣民」這種特異存在的台灣人身分，因為被視為「中日橋樑」的關係，
所以在謀職上相當容易。42
42 黃英哲，〈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收於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 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台北市：文經出版社 1998 年 1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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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是黃英哲敘述張深切北京生活時所提出的觀點，而親身經歷大陸生活的吳 濁流則寫道：
彭氏（按：吳濁流友人）告訴我，要在南京做事，不僅要懂北京話，同時 也需通曉中國事情。一般意見是與其雇用不諳北京語與中文的臺灣人，還 不如雇用日本人較佳。43
上述兩段話雖然對於謀職難易的認知不完全相同，但皆點出了台灣人前往大陸的 經驗中，本身具備的「特殊身份」與「語言」的問題。所謂的「身份」即是台灣 人身為「被殖民者」的特殊性；而「語言問題」意指不諳中文、但熟知日語的「語 言優勢」。「被殖民身份」使台籍作家在抵達大陸後受到不少的衝擊與矛盾（例如 被歧視或被視為間諜），然而被殖民的身份卻也同時為他們帶來被注意（被聘雇）
的機會（因為此「敏感身份」謀得工作職位），產生如此弔詭的狀況。透過台籍 作家抵達大陸後所從事的職業，可以發現其與「被殖民身份」及「語言／日語優 勢」兩大因素之關聯，並顯示台籍作家的工作受到日本殖民末期「戰爭動員」政 策影響的事實。
其中，王詩琅的大陸經驗即清楚呈現了日本政府實施「戰爭動員」政策的狀 況。王詩琅於 1937 年赴上海，在日本陸軍特務部第一班（宣撫班）工作，1938 年赴廣州擔任官方報刊編輯，1945 年報社受時局影響宣告解散後，同年 10 月王 詩琅擔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總隊政治教官，並於 1946 年 回台，兼任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幹事44；1938 年開始以《廣東迅報》編輯一職在廣 東生活的王詩琅，以及 1941 年開始聘雇於「大陸新報社」擔任記者的吳濁流，
兩人所處的地區雖然不同，但是皆以報社為主要職業場所，並存在著不同語言的 差異──《大陸新報》為一日文報紙，而《廣東迅報》則以中日文兩種語言分別 刊行45。而從兩報同樣處於官方報紙的位置這點來看，可以明瞭台灣人前往大陸 後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並未間斷，並可推測此職業的謀得與他們前往大陸的原因以 及被殖民身份皆有所關聯。而當時台灣受到日本經濟蕭條影響所出現的失業潮，
以及實施「南進政策」派遣台人前往大陸的行為，均是驅使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
43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6。
44 以上資料出於：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232；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臺灣風 物》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 年 9 月 30 日），頁 75；〈王詩琅生平 寫作年表〉，收於張恆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
頁 140。
45 關於《廣東迅報》，王詩琅寫道：「筆者是在日人創辦的一間報社工作。這家報社原是由日 本軍方於侵佔廣州時創立，後來移由臺灣總督府的一個分支機構善隣協會經營，規模不大不 小，員工有三、四百人，出有中日文兩種日刊報紙，算是日人的喉舌。」，此段話出於王詩 琅，〈臺灣光復前後旅居廣州的臺胞〉，收於張良澤編，《王詩琅選集第八卷─臺灣人物表論》
（台北市：海峽學術，2003 年 6 月），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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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在歸結他們的大陸經驗與「殖民」的關係之前，筆者將先觀察作家大 陸經驗中所從事的職業與參與的活動。由抵達大陸後的行走路徑來看，首先出現 的是台籍作家擁有上海經驗的共通性。
台籍作家的上海經驗早在二○年代時就已出現。如上述的張深切與劉吶鷗，
兩人分別於 1923 年與 1926 年時就已前往大陸。其中不乏如張深切等台灣人以「學 生」身份參與社會運動的組織。例如二○年代的上海出現的「上海臺灣青年會」。
這個被稱為「抗日學生團體」的組織，於 1923 年 10 月由上海台灣留學生蔡惠如、
彭華英、許乃昌等人於上海成立，並於 1924 年 1 月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參 加五九國恥紀念會等政治性活動，後因經費不足於同年 11 月 6 日解散46。從組 織成立過程中可以得知，二○年代的上海已有一群台籍知識份子聚集，對於社會 政治問題有所關注。換句話說，當時「上海」是台灣學生醞釀社會運動的核心地 之一，如組織成員中的張深切，即為 1923 年前往上海留學，寄居「台灣青年會 館」47，參與「上海臺灣青年會」，並於 1924 年 5 月於上海創辦「台灣自治協會」
48。以上資料足以顯示二○年代起「上海」地區對台灣知識份子的重要性。
同樣於殖民時期前往上海參與社會活動的台籍人士中還有楊肇嘉。楊肇嘉在 其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有志者十數人，於一九三六年春，到祖國去考察。我們這一考察組織，
是以臺灣新民報社為骨幹，包括社長林獻堂先生、經理羅萬俥夫婦、董監 事林資彬……，定名為「華南考察團」，以林獻堂先生和我任正副團長。
我們計畫考察的地方有：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州、上海等處。重 點當然置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49
楊肇嘉的紀錄呈現了三○年代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經驗，其中領導者林獻堂 同時也是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觀看二○年代起上海所出現的 台灣人組織，不難明瞭楊肇嘉等人選擇前往上海的原因，是與兩地（上海、台灣）
同樣具備的社會運動氛圍有關。李文卿在其博士論文《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 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中，曾以〈日章旗下的中國文壇（北京‧上海）〉
一章節敘述戰爭末期日本統治下於北京與上海。對於 1937 年之後的北京與上
46 相關資料可參考楊碧川編，《臺灣歷史辭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7 年 8 月初版一刷），
頁 221-222。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 卷）台湾社会運動史》（台北市：南天書局，1939 年 7 月初版），頁 69-73。
47 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 1）里程碑─又名：黑色的 太陽（上）》（台北市：文經出版社 1998 年 1 月），頁 242。
48 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收於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 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附錄頁 10。
49 楊肇嘉，〈回祖國考察〉，收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 年 7 月三版），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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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將其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範疇中討論。文中說道：
日本對北京與上海除了展開政治的操控外，為了鼓吹「八紘一宇」、「東亞 共榮」的國策概念也推動日語教育與文化事業的出版宣導工作，特別對於 留京以及留滬的文化人之收編可說是不遺餘力，欲透過文學者與日本的協 力型塑出日中友好的樣貌。檢視日本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藍圖，除了以 兩個殖民地作為戰爭協力的兩翼之外，東北的滿洲國、華北的華北政務委 員會以及華中的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也都在日本的扶持下支撐此共榮圈 之建構，名義上為獨立政權，實質上接受日本軍部所指派的顧問之主導與
日本對北京與上海除了展開政治的操控外，為了鼓吹「八紘一宇」、「東亞 共榮」的國策概念也推動日語教育與文化事業的出版宣導工作，特別對於 留京以及留滬的文化人之收編可說是不遺餘力，欲透過文學者與日本的協 力型塑出日中友好的樣貌。檢視日本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藍圖，除了以 兩個殖民地作為戰爭協力的兩翼之外，東北的滿洲國、華北的華北政務委 員會以及華中的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也都在日本的扶持下支撐此共榮圈 之建構，名義上為獨立政權，實質上接受日本軍部所指派的顧問之主導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