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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章

本論文以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之大陸經驗為主軸,透過四○年代之社會 背景與吳濁流大陸經驗之相關作品,分析大陸經驗對吳濁流思想的影響。本論文 依序透過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大陸新報》、戰前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 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以及戰後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共六 個文本,討論吳濁流的大陸生活,並釐清吳濁流戰前至戰後的思想連結,繼而補 足前行研究的不足之處。研究成果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吳濁流戰前作品所呈現的大陸經驗

本論文的第二章與第三章主要集中於梳理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實際的大 陸生活,透過《大陸新報》、《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中大陸經驗的相關篇章印 證吳濁流於大陸生活中所產生的思維。首先透過部份台籍作家的大陸經驗的梳 理,觀看四○年代大東亞共榮圈之背景與吳濁流於南京的記者生活。

第二章中筆者列舉了不少台籍作家的大陸經驗,如二○年代前往大陸的張深 切(1923 年至 1927 年:上海到廣州;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與劉吶鷗(1926 年至 1940 年:南京與上海)。三○年代前往大陸的王詩琅(1937 年至 1946 年:

上海到廣東)、鍾理和(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江文也(1938 年至 1983 年:

北京)等人。其中共通的「上海經驗」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早在二○年代即出現 台籍作家的上海經驗,不少前往上海留學的台籍作家曾成立「上海臺灣青年會」, 在此地匯聚交流,而在三○年代亦有楊肇嘉等人相繼前往上海。正因為上海身為

「租界」的特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匯流之處,使得電影等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有 著「文化」上的吸引力),並逐漸成為「新聞中心」。以上皆是「上海」成為文化 人匯集之地的原因,這也使得部份台籍作家選擇上海作為大陸生活的第一站或最 後一站。

簡言之,無論是上海、台灣,及上述作家前往的東北、北京與南京等地,皆 在戰爭時期被歸於日方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範疇下。而台籍作家在前往大 陸後,由於「被殖民者」的身份與通曉日語的優勢,通常為受雇於日本政府或從 事與日語相關的工作。如王詩琅(1937 年受軍事派遣前往大陸,又於 1938 年擔 任《廣東迅報》的編輯)與劉吶鷗(1940 年擔任汪精衛政府的機關報紙《國民 新聞》的社長)的例子。而吳濁流 1941-1942 年任職的《大陸新報》(上海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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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地)亦與日方有著密切的關係。

吳濁流任職的《大陸新報》是受日方主導的報紙。本論文亦整理了《大陸新 報》的相關文獻,顯示其官方位置。《大陸新報》(THE TAIRIKU SHIMPO)為 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於設於大陸的重要官方報紙。從昭和 14 年(1939 年)1 月 1 日創刊開始,至昭和 20 年(1945 年)9 月為止,共刊行 7 年時間。總社位 於上海,發行人為上野祝二,社長為福家俊一,南京支局長為西島五一。除了總 社上海外,《大陸新報》在武漢、南京、漢口等地甚至是東京皆設有支社。由《大 陸新報》的官方位置與吳濁流 1942 年至 1943 年發表於《臺灣藝術》上記載汪精 衛政府重要人士的文章,可推測吳濁流於《大陸新報》擔任社會線記者的事實,

及撰寫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報導的可能性。由此觀點出發,筆者以表格列舉《大 陸新報》上可能為吳濁流撰寫的篇章。在經過比對後,筆者於《大陸新報》的報 導中發現了與吳濁流《南京雜感》內容一致性相當高的篇章,這些篇章發表時間 正為吳濁流於南京擔任記者的 1941 年,且部份篇章以「南京支社」之名發表。

例如報導「國民黨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議」、「國民政府委員一同至中山陵參拜 國父陵墓」與「禇民誼轉任外交部長」等文章。透過這些紀錄汪精衛或汪精衛政 府相關人員的文章,可得知吳濁流應為負責汪政府相關事務的社會線記者。本論 文整理的《大陸新報》的刊登情形與篇章等內容,均是吳濁流的前行研究未涉及 的部份。

觀看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原文(1942-1943)可發現,有六篇文章未被收

錄於戰後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中。這些文章皆紀錄了吳濁流對汪精衛與汪 精衛政府中擔任要職的重要人士之接觸與觀感,分別是汪精衛、禇民誼、周佛海、

陳群、梁鴻志、張永福。另外收錄於中譯本《南京雜感》的篇章中,也有刪除《南 京雜感》原文中描寫汪精衛的內容的現象。這些遭刪除的內容共通點在於均涉及 了汪精衛政府,並對他們採以正面評價。而刪去南京汪政府的相關敘述後的《南 京雜感》中譯本,僅呈現南京街景、人物等生活記錄的描寫,此情形造成使用中 譯本的前行研究在分析時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或「旅行文學」的範疇來 討論。

而《胡志明》中記載大陸生活的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亦存在戰後 中譯本刪除原文內容的情形。對照後顯示,戰後通行的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

完全是依照 1956 年於日本發行的《アジヤの孤児》內容翻譯而來,除了刪除部 分內容外,相同的情節也具備同樣的改寫情形,中譯本內容已不是 1943 至 1945 年間吳濁流最初寫作的版本。因此筆者以《胡志明》原文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嘗 試還原吳濁流最初的寫作內容並加以分析,梳理吳濁流於這些內容中所表達的大 陸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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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透過文本描繪的上海與南京的街景、生活模式與生活觀念以及接觸底層 人物的情節等,討論這些內容以「負面」呈現的含意。回歸原文後發現,文中已 清楚寫明吳濁流的價值觀是受台灣的殖民地/日式教育所影響,實際的大陸生活 卻與吳濁流自身的價值觀產生極大的衝突。「髒亂」、「馬馬虎虎」的南京,與日 式教育傳達的「整潔」、「秩序」等觀念相悖,導致他以「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 感」(帶著與日本同居高位的視角)來觀看大陸事務。另一方面,吳濁流受長輩 傳達的中國觀念影響,而對中國傳統事物抱持著美好的想像與憧憬,此處顯示他 的中國印象在童年時期就已形成。而在實際接觸大陸後,發現大陸既無法符合心 中的(日式)價值觀,又與長輩給予的優美印象有所不同,心中所抱持的美好想 像也隨之破滅,這正是吳濁流對南京事物採以負面描寫的理由。

而吳濁流亦透過對街景及生活模式等負面描寫,帶出自己對大陸的批判與憂 心。例如以南京乞丐、隨意排泄行為及三大娛樂(麻將、聚餐、看戲)等描述,

闡述對於貧困問題(貧富不均)、階級問題、衛生問題以及女性解放議題的想法。

另一方面,穿插於胡志明與淑春的戀愛過程中的內容以及胡志明與友人的談話情 節也遭刪除。吳濁流在胡志明與淑春兩人出遊的情節中加入胡志明抒發對中國想 法的內容,例如以「混濁的湖水」形容中國社會的現狀,並以「清澈的水池」意 指在台灣的生活。指出大陸因為習慣了這樣混濁的生活模式也沒有改善現況的心 態,並且之後也會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的想法。透過這些內容表達的是吳濁流自身 對社會現狀的反思與擔憂。

而《胡志明》第三篇中刪除篇幅最多的部份,是涉及「中國國民黨」與「中 國共產黨」的內容。例如胡志明友人曾君對國民黨左翼的批評,曾君提到以知識 份子為代表的「國民黨左翼」份子,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深感痛心,雖然擁有反抗 的意識但卻沒有實力。而另一位友人張參事提出的文字、文學的「普及化、大眾 化」論點,正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文藝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瞿秋白、魯 迅等人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觀念相符。由此得知,關於中國國民黨的內容其 實早在戰前寫作的《胡志明》中就已出現,因為中譯本未收錄這些內容,導致前 行研究必須以《無花果》等戰後文本來分析吳濁流對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的看 法。

統合以上刪除情形,在《南京雜感》原文方面,未被收錄於《南京雜感》中 譯本的文章與文句皆有「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內容的共通點,且這些內容都賦 予南京汪精衛政府「正面評價」。而《胡志明》中遭到刪除的內容則是對「中國 國民黨」的批判與涉及「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內容。透過筆者第三章第一節所述 之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汪精衛(及其政府)之間的內容,可理解 這些內容遭刪除的原因。也就是說,對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來 說,「南京汪精衛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敏感且不想觸及的議題,因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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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關內容未被收錄於戰後中譯本,因此研究者無法閱讀得知。

二、吳濁流戰後作品與大陸經驗的連結

本論文的第四章探討戰後文本與大陸經驗的連結性。部份於戰後才執筆的作 品同樣收錄戰前大陸經驗的內容,將第三章中回歸原文後所呈現的大陸觀感連結 至戰後觀看,即可發現戰前作品與戰後作品的連結。另一方面,雖為敘述同一段 大陸經驗,然而這些於戰後「再現」的內容卻與戰前的描述有著評價上的差異,

透過差異的內容亦可觀看政治因素對作家寫作所造成的影響。

首先是戰後初期作品《波茨坦科長》延續戰前作品思維的現象。吳濁流以「戀 愛關係」來影射台灣對大陸的感情。對照後可以發現,《波茨坦科長》中玉蘭與 范漢智的角色塑造完全複製了《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角色,呈現了「范漢 智對照淑春、玉蘭對照胡志明」的描寫模式。例如《胡志明》中描述胡志明到大 陸時對大陸女性的憧憬,與《波茨坦科長》中玉蘭對大陸來台的男性的憧憬如出

首先是戰後初期作品《波茨坦科長》延續戰前作品思維的現象。吳濁流以「戀 愛關係」來影射台灣對大陸的感情。對照後可以發現,《波茨坦科長》中玉蘭與 范漢智的角色塑造完全複製了《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角色,呈現了「范漢 智對照淑春、玉蘭對照胡志明」的描寫模式。例如《胡志明》中描述胡志明到大 陸時對大陸女性的憧憬,與《波茨坦科長》中玉蘭對大陸來台的男性的憧憬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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