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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特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參、改良型重構中國思想的式微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新的世界大道之地位。此時思想界最重 要的論爭,當屬在眾多社會主義中,選擇何者足以指引中國未來的道路。作為一 箇個超級國家型文明,面對各種內外的亂象與困境,中國體系實需一根本性的全 面改造,或曰重構,是以決勝點勢必在於何者能提出一全盤改造──當時稱之為 革命,的藍圖。

在民國九年十一月至民國十年八月的社會主義論戰中,研究系梁啓超、張東 蓀的英國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論敵。這是一場決定了中 國未來走向的論戰。而研究系張君邁所提倡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並非論戰的主 將,亦在其間與其後吸引了不少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

受梁啓超知遇,也是梁重要盟友的張東蓀其實長期徘徊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 義之間。張東蓀早期提倡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他在民國二年發表的〈中國之社 會問題〉中,談到:「至於社會主義,更無發生之餘地。資本家立工場必為勞動 者所歡迎, 決無有反對資本主義者」。而在民國四年於〈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 明國立國之原則〉一文中,他倡言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涉;主張中國的復興之 道,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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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期尤其是五四事件以後,張東蓀深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吸引。民國八年 四月, 張東蓀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發表題為「社會主義」 的徵文啓 示。民國八年九月,張創辦《解放與改造》半月刊,連續發表〈第三種文明〉(創 刊號)、〈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等文,並刊登與轉載了許多介紹社會主義 的文章,熱情提倡社會主義。他從進化論的觀點,將人類文明分為三個時期,第 一種文明為「習慣與迷信的文明」,即古代宗教性文明;第二種文明為「自由與 競爭的文明」,即現代西方文明;第三種文明是「互助與協同的文明」,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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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張東蓀,〈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正誼》第 1 卷 7 號(1915.2.15,

上海),頁 1-16。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9。

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第二種文明具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

競爭主義經濟與唯物主義的特質。一次世界大戰使第二種文明危機畢露。未來的 世界「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會為本位。二,經濟上必定以分配為本位。三,

制度上必定以世界為本位。四,社會上必定沒有階級的等次。」他接受列寧的判 斷,認為戰後將發生「全世界的大改造——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而中 國「雖則仍區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但是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 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 植協同的性格,要養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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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深富社會主義 的精神,成為中國早期提倡社會主義的風雲人物。中共於上海組黨時,維金斯基 和陳獨秀甚至邀請他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原本熱烈提倡社會主義的張東蓀,因伴隨羅素到湖南等地演講,看到內地的 貧困,又受到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影響,於民國九年十一月發表〈由內地旅行 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主張必須優先發展生產力,不能像社會主義的宣傳者那 樣好高騖遠。張東蓀說:「內地的狀態和歐洲大不相同。……救中國只有一條路,

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症就 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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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主義不重要,而以「開發實業」為最重要 藥方;要開發現代實業,就必須保存資產階級。他這些說法被視為背叛社會主義 改宗資本主義,然然激起了正在籌備建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滿。此文立 刻遭到了李達、陳望道、邵力子、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與同情馬克思主義知識 分子的強烈批評,從而引發社會主義大論戰。張東蓀亦寫下〈大家須切記羅素先 生給我們的忠告〉、〈現在與將來〉等文章回答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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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文章中,張東蓀雖然嚮往社會主義,卻與梁啓超一樣不接受馬列激進 的革命社會主義。為了兼容自由資本主義與互助社會主義之長,他主張基爾特社 會主義。他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置於一個從現在到將來的時序之中。他強調振 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發展工業。中國的勞動階級尚屬幼稚,因而不可能實行集權 共產主義。若現在便實行社會主義,必然流於破壞性的偽勞農革命。中國目前必 須開發工業並形成紳商階級。為求社會平等,宜同時發展資本的企業和協社的企

101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 1 卷第 1/2 期(1919.9,上海),頁 1-5。參考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9。

102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新青年》第 8 卷第 4 號(1920.11,上海),頁 1。

103 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頁13。

業。這可以調和「資本主義與協社社會主義,歷史的自然階段說與理想的人為創 造說、性善的人生觀與性惡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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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法雖然在理論上面面俱到,卻忽 略了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建國立國。若不能重新建國立國則一切不 能發展,遑論理想的發展道路。

不僅如此,張東蓀雖然認為「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但他認為現 在各種社會主義都還有缺點,吾人必須以理性區分學理的社會主義和信仰的社會 主義,而不能以信仰代學理,才能創造出一種更圓滿的社會主義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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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 法雖然很有道理,然而同樣未能解決當時最迫切的建國立國問題。他自己的才能 與興趣不在於推行信仰,而在於做深刻的學理反思。這對於真正認識與改進社會 主義,尤其是認識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與中國在學理上應有的關係,固然非常重 要,然而此傾向卻非常不利於從事實際的建國立國大業。事實上,無論社會主義 是否如他及時人認為應為為人類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調和論或基爾特社會主義 是否在學理上更適合中國國情均非重點。真正的重點只在於必須以政治的手段全 面重構中國,而為達此目標必須有一種堅定的信仰。這是中國體系當時最深刻的 需要。(一旦未認清這一點,便容易將工具誤認為目的,而在日後產生種種的悲 劇。然而信仰又不能是工具性的,此所以難以避免悲劇的發生!)

張東蓀的這些文字不敵對方猛烈的砲火,於是他請梁啓超加入戰局,結果再 次引來李達的激烈批評。梁啓超復書支援張東蓀,然而他在當時其實「始终在彷 徨苦闷之中,……今勉强截斷眾流。稍定祈向。然終未敢自信也」。他徬徨於社 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既認為「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 成第二問題」,而「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 受外國資本之朘削壓迫。……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壓制被掠奪之 階級也。…..故吾以為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

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 謂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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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番話為他的看法定了基調。與張東蓀相同,以發達生產力 為先,卻忽略了如何處理政治問題,尤其是如何重新建構中國的問題。

104 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 3 卷第 4 號(1920.12,上海),頁 23-36。參考高力 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9。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 論戰》,頁 167。

105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1。

106 梁啓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1921.1.19),葛懋春, 蔣俊編選,《梁啓超哲學思 想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 298-306。

梁啓超既確信社會主義的歷史趨勢,又深感中國不能不先借重資本發達生產,

因而提出一種混搭兩者的思想。他首先主張「提倡各種協社組合以從事於互助的 生產也」。然而又說:「對於協社。無論若何提倡若何實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 產力百分之一二。」是以仍必須依賴資本階級去發達產業。他說:「勞動階級不 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恆必與資本階 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 所憑藉。資本階級雖必須,「資本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至。」是以對 其「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 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然而資本階級之罪惡 終究可惡,是故「屬望於資本家。原屬不得已之辦法。卻不能恃資本家為國中唯 一之生產者。致生產與消費絕不相謀。釀成極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時有非資本主 義的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為駢進。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轉機。則國家公 營地方公營之事業。便當划出範圍。在人民嚴密監督之下。漸圖舉辦。一面各種 協社。須極力提倡。」而其總結的進行方針為:「一 對於資本家採矯正態度。

先在勞資協調的狀況之下。徐圖健實的發展。二 極力提倡協社。使全國生產之 中樞。漸移歸公眾之手。 三 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為對全世界資本階 級最後決勝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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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混搭的作法,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態度,都不免模稜兩可,甚至

這種混搭的作法,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態度,都不免模稜兩可,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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