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改良型重構中國思想的式微
二、 自由民主主義
胡適於民國六年回國時，曾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然而不到五年，他 便被迫出來高談政治，這固然有其思想的內在邏輯，但更主要是受到時代的壓力
127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6。
128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7-18。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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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九年以前，胡適志在以思想文化領導改革中國社會與文化。他要 求《新青年》的同仁：「二十年不言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五四，尤其是民 國八年底之後，各種新的政治社會思想與實驗風起雲湧，對胡適等自由民主派造 成很大的壓力。胡適雖然嚮往全盤西化與徹底改造中國，卻反對新村主義、無政 府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任何旗幟鮮明的全盤重構思想。他曾參與發起工讀互 助，但其實只贊成從個人出發的「工讀」而非「互助共產」思想。換言之，當時 各種激進的徹底重構思想，均非為他所喜。他所相信的，依然是針對問題，逐步 改革的實驗主義。可稱為一種改良型重構思想。民國九年八月，胡適、蔣夢麟、李大釗、陶孟和等七人在《東方雜誌》上聯 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
我們本來不願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 們。……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 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 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空氣。
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
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 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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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民國十年於〈雙十節鬼歌〉中更公開說：「要臉嗎？這難道是革命的紀念 嗎？……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 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131公開鼓吹推翻北洋政府。依照他此處所提的呼 籲，為一的出路應是鼓動人民為自己的自由與解放而戰，繼續革命。也就是後來 共產黨乃至國民黨在理論上所提倡的道路。然而到了民國十一年四月，由胡適主筆，蔡元培領銜，北大名教授與國內名 人所聯名，並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的文章〈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胡適卻以空想 中的「好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此「好政府」
129 許紀霖認為「這一轉變是由胡適思想的自身邏輯所內在規定的」，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 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近代史研究》第 5 期（1994，北京），頁 115。
與筆者意見不同。
130 胡適、蔣夢麟、陶履恭、王撤、張祖訓、李大釗、高一涵，〈爭自由的宣言〉，《東方雜誌》
第 17 卷 16 號（1920.8，上海），頁 133-134。
131 胡適，〈雙十節鬼歌〉，《共進》第 3 期（1921.10.11，北京），頁 1。
應「（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 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並為一「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 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有計劃的政治」。現政府當裁兵、裁官、非經考 試不得委任、財政公開、統籌收入支出。「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 的」所以關鍵在於「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之後並應採與「直接選舉 制」並「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132換言之，一切應比照西方民 主憲政政府，在尊重人民自由與輿論的前提下，照西方國家「先進」的辦法做。
這是胡適、蔡元培等自由民主派最有名的呼籲。
然而實際的政治當然不會因為一些名人的呼籲而真正改變。胡適的實驗主義 也在民國十一年之前便開始式微，越來越多對中國整體狀況不滿的人，想要尋求
「根本的解決」，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成為顯學。胡適等人，也是有感於環 境與狀況的惡劣，才提出〈我們的政治主張〉。133此說法雖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除了有人繼續主張必須從事社會改革外，更多的人雖認同他們談政治，卻質疑他 們缺乏具體的辦法來落實其主張。134在政治上，則有左翼的國民黨與中共中央分 別提出批評。前者認為今天最重要的應是結合好人們一同從事革命而非改良，後 者則認為胡適等是小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和平主義，面對封建的軍閥勢力根本無濟 於事，必須以革命的「民主黨」去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來掌握政權」，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135他們「好人政府」的主張，誠如胡適的好友丁文江於民國 十二年三月在《努力週報》上曾藉著一位虛擬留學生的口所說出的話，只是當好 人、清官乃至資助政治活動其實無濟於事，代議政治的夢已經破產，必須積極從 事於政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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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 2 期（1922.5.14，北京），頁 1-2；《東方 雜志》第 19 卷第 8 號（1922.4.25，上海），頁 138-140。
133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 117。
134 參見《努力周報》第 4 期（1922.5.28，北京）。另外，這個呼籲一開始便受到晨報（研究系）
與益世報的記者的「懷疑」，認為如今還只能也必須先從事社會改革。然而高一涵代表《努力周 報》回答，表示前者為他們一向的主張，也將繼續努力，但如今已不能不從事政治改造的事業。
高一涵，〈政治與社會〉，《努力周報》第 3 期（1922.5.21，北京），頁 2-3。
135 參見與轉引自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 121。
136 丁文江，〈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吿〉，《努力周報》第 42 期（1923.3.4，北京），
頁 1-2。
如許紀霖所指出，民國十一年春夏之際的這場〈我們的政治主張〉，雖然轟 動一時，但其思想討論在幾個回合之後就結束了。實際政治上則有幾王寵惠、羅 文幹、湯爾和個宣言簽名者在同年九月之後受命組織內閣，人稱「好人內閣」，
但在吳佩孚等直系軍人當政下，只撐了兩個月零六天便下台了。北大校長蔡元培 也憤而辭職，好人政治的理想徹底破產。湯爾和任了一段時間的教育總長后，寫 信勸胡適不要再談政治了，他說：「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 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 有一句搔著痒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 你還是不談政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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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民國十二年十月努力週報停刊，胡適發表〈一年半的回顧〉說：「一年半來一切謀求政治改革的夢想都失敗了，…….
我们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胡適在此之後，也轉回早期新文 化運動的方向，主要在學術文化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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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創刊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的《語絲》與民國十三年十二月的《現代評論》， 以及不久之後《猛進》、《莽原》等刊物，雖然還保留了許多自由冀改革派知識 份子的理想與議論，繼續新青年早期的理想，在思想、文化、文藝、社會批評上 繼續努力。他們以「對於彌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為 主要目標，企圖培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現代意識，以批判舊社會文化與 介紹新學說與文化為主。從北京開時，全國各地短期刊物風起雲湧，一時頗為熱 鬧。但這些努力已不再代表時代青年的主要嚮往，且很快便為民國十四年五月三 十日的五卅慘案所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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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救國而需重構中國，組織民眾的事業還是壓倒了一 切。胡適的好人政府論失敗後，他曾有許多左傾，或說推崇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 的言論。民國十五年下半，他在〈歐遊道中寄書〉中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若繼 續發展，也未必不可能得出超過美國的偉大生產力。同年十一月在英國的演講中，
他說中國長期最缺乏也不理解組織，現在國民黨透過學習蘇聯的作法，「開始懂 得透過政治組織來建國」，他衷心期待國民黨的政治革命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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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言論都
137 Q(胡適)，〈這一周‧解嘲〉，《努力周報》第 45 期（1923.3.25，北京），頁 1。
138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 131-132。
139 參見廖久明，〈救亡再次壓倒啟蒙──「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二十一世 紀》網路版第 45 期（2005，香港）「這些努力已不再代表時代青年的主要嚮往」為筆者的意見。
140 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 184-186。
胡適在 1933 年之後還有許多支持發達「政治組織」與「國家的工具」以從事建設、認同社會主
深刻顯現出中國當時需要組織化地，乃至黨國化地重構中國的需求。也明白顯示 出自由主義在當時的侷限。胡適當時既同意蘇聯運用國家工具做組織化生產方式，
以大幅提高生產力。更相信國民黨必須接受蘇共式的改造，以強化政治組織力。
這些想法持續至民國三十年代，到了四十年代，受海耶克的影響，又看到中國大 陸在中共統治下的極權狀況才幡然改變。然而他當時雖然盛稱蘇聯的組織與生產 能力，終究是個自由社會主義或說民主社會主義者。這種擺盪在自由主義與社會 主義乃至蘇聯體制下的思想狀態，當然不利於從事全盤重新建構中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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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當時談政治，還遭受到許多好朋友的批評，認為他不當捨文化而論政，必然會碰壁，或反而主張他若論政，便應全力以赴。但胡適的基本態度是堅守學 者立場，只論政而不從政。雖有不少呼籲他與這些自由主義學者出來組黨，但胡
必然會碰壁，或反而主張他若論政，便應全力以赴。但胡適的基本態度是堅守學 者立場，只論政而不從政。雖有不少呼籲他與這些自由主義學者出來組黨，但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