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補習動機之探討

近年來有關補習教育的研究不少（林大森、陳憶芬，2006；孫清山、黃毅 志，1996；章英華、伊慶春，2001；陳怡靖，2004；葉明芳，2005；劉正，2006）。

教育部（2001）的「台灣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學習及生活概況」調查，

及坊間報章雜誌的報導等，均証實學生補習比率頗高，參與課後補習已是普遍 的全民運動，至於參與補習背後的動機錯綜復雜，以下將從社會層面，家庭層 面，學生層面來探討學生參與補習的根源。

壹、社會層面

一、文憑主義與勞動市場的關係

在台灣的社會裡，教育除了是提高職業、收入的工具外，本身還代表 著重要的階層區分（黃毅志、陳怡靖，2005）。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

的研究顯示：高學歷者不但初職高，升遷機會大，現職也就較高，因而得 到高收入；即使兩個相同職業、收入的人，高教育者的社會地位仍較高，

而且，最高學歷為高中畢業者的年所得平均高於高職畢業。以上反映的是，

具有較高文憑者較能取得職業上的優勢職位、收入與社會地位。

文憑或學歷之所以會獲得社會的信賴與尊重，關鍵在於其對工作能力 看來具有的代表性（楊國樞、葉啟政，1984）。尤其對於剛步入就業市場的 年青人而言，才脫離學生的身份，其工作能力幾乎只能表現在最終的學歷 上，而學歷是所能找到最佳的評判指標（王震武，2002）。而高階層的人，

更能協助子女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運用不斷的升學取得文憑，來維持其 階級優勢（王震武，2002）。根據 2003 年版 E-ICP（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 庫）調查顯示，高達 72.4%的青少年認為擁有高學歷將來成功機率才越大，

看出青少年仍不脫升學主義。然現今大家重視的已非文憑或學歷所涉及的 知識與技能，而是文憑或學歷本身（黃毅志、陳怡靖，2005；楊國樞、葉 啟政，1984），學生升學，追求知識與學問是目標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求得 較高的文憑，較高的文憑則是要取得較好工作、較高的報酬；政府機關事 務官員之升遷、敘薪均以文憑高低核支（林政逸，2003；黃光明，1993），

這也正是造就文憑主義的主要最大原因。

台灣政府機構、民間企業常視學位文憑為人才的指標，公務人員的任 用，敘薪制度，文憑均較年資、能力表現來得重要（林政逸，2003；黃光 明，1993）；「選罷法」對公職候選人的資格限制，也以學歷為首先的認定 標準（王震武，2002）。一般企業在衡量新人錄取的標準上，文憑仍是跨越 基本門檻的必要條件（劉正、李錦華，2001）。對剛踏入就業市場的新人而 言，較高的學歷絕對是爭取面談、選才的第一必備文件，因為文憑與勞動 市場的關係密切，促使補習教育更加蓬勃發展（劉正，2006）。此外，許多 研究指出，受教育年數較多者，有較多機會獲得高薪與較好職位（孫清山、

黃毅志，1994；章英華等人，1996；劉正、Sakamoto、楊文山，1996）；高 學歷者，即使初職與低學歷者一樣，由於較易升遷，現職仍然較低學歷者 高（章英華等人，1996）。

二、升學主義

今天的台灣仍有許多人將升學競爭、補習風氣歸結為升學主義的作祟

（黃毅志、陳怡靖，2005），並相信「升學主義」源自於「士大夫觀念」（王 震武，2002；王震武、林文瑛，1998；簡成熙，1999）。所謂士大夫觀念指 的是對技職百工的鄙視、對技術或體力工作的不屑（劉源俊，1995）；＜＜

論語‧ 衛靈公篇＞＞的「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 宋真宗的＜勸學文＞：「………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即透露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以學問求取功名，自然就可獲得 富貴的思想（王震武，2002）。傳統的士大夫觀念視讀書價值高於一切，讀 書人反映一種優越的社會地位、政治實力、經濟利益（王震武，2002）。雖 然不少研究將升學主義，賦予不理性、一窩瘋、盲目的註解（王震武、林 文瑛，1998），但這可用中國傳統「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的士大夫觀念（黃光明，1993）來解讀。在升學的氣氛下，學校教 育受升學主義的影響，考試成績成為所有學習的焦點，因此帶給學生龐大 壓力；再加上多元入學方案、一綱多本教材的實行，學生必須準備更多才 能應付，而透過補習或許也是減壓和提高成績的方法之一 。

三、明星學校的期待

近年來政府大肆擴充教育，廣設高中大學，升學機會提升但升學競爭 的熱潮卻未見消退，從 80 以後，國中畢業的升學率接近 100%（洪仁進、

簡成熙、徐振邦、朱盈潔，1999；黃毅志、陳怡靖，2005），高中、高職學 校的招生數，遠超過每年國中畢業生（簡成熙，1999），也就是國中畢業生 只要想升學都有機會，可說升學的機會很大，不過升學競爭為的不只是升 學而已，還包括進入好學校，也就是所謂的明星學校的期待（林政逸，2003；

洪仁進、簡成熙、徐振邦、朱盈潔，1999），能否升上好學校關係到未來就 業出路，這又形成另一種升學的競爭。因此談明星學校的期待，重點不是 有沒有學校可唸，而是要進那一所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是高中還是高

職？（黃毅志、陳怡靖，2005）。從教育部民國 80 年大學生入學考試委員 會工作報告顯示，全國 20 所公私立明星高中，仍然佔了該年度錄取總數的 近半數（簡成熙，1999）；可知在迷信明星學校萬能競相補習下，由單純的 升學目的後，轉變為升入出路較好的學校所取代（王家通、吳裕益，1984；

劉 正，2006），社會大眾對補習的需求，始終有增無減。

綜合以上觀點，補習行為的產生與蓬勃，絕非只由單一向度可完整說明，

其與文化中求取功名的歷史背景、個人職業、收入、社會地位、政府企業選才 制度的標準、教改政策的推波助瀾、及社會大眾認知皆有密切關係。

貳、家庭層面

台灣地區近年來生育率下降所造成的少子化之趨勢，除了可歸因於政府的 家庭計畫實施成果外，主要因素還有：未婚、晚婚現象普遍，育兒成本提高，

經濟持續衰退，失業率不斷升高，社會價值觀改變，女性主義興起，女性高學 歷化，高齡產婦生育子女數減少的影響（張鈿富，2004；鍾俊文，2004）。而 雙薪家庭增多，家庭收入變多，子女數變少，家庭相對較有能力為每一個子女 進行充裕的教育投資，而子女參與補習的機會也就大增（劉正，2006）。

許多研究（姜信安，2004；章英華、伊慶春，2001；許綺婷，2002；黃雪 萍，2002）指出，國小、國中生的補習，大部分是因為家長的要求，其次才是 學生自己的意願，由此看出為人父母渴望子女成功的心境。至於國小階段的補 習原因有，期望子女在學業成績上表現更優秀，培養孩子能力和學校課業（楊 文彥，2004），另有因家長抽不出時間來教育子女、或因無法與學校放學時間 配合（黃雪萍，2002），或擔心學校教育無法設定學生的個別差異，無法個別 輔導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盧曉娟，1997）等因素，而要求子女補習；雖有國 英數的輔導，但在鋼琴、繪畫、電腦等才藝的培養也不少，而課後的安親照顧 更是雙薪家庭上班族的需求，故可知國小階段的補習是屬多元與全方位的培

育。至於國中階段的補習原因，性質上與國小不同，絕大多為了因應未來升學 需要（姜信安，2004；許綺婷，2002；章英華、伊慶春，2001），或學校課程 不夠需要另外加強（姜信安，2004；許綺婷，2002），或希望進入明星學校（許 綺婷，2002），或受同儕補習影響（姜信安，2004）等因素；而學校往往沒有 提供家長所需要的如繪畫、鋼琴、舞蹈等課程，因而導致學生去補習（姜信安 2004），多元入學方案又要求許多特殊才能，使才藝補習的項目變得更多元。

此外，由章英華、伊慶春（2001）的研究中得知參與升學補習的費用並不 低，每個月數千元的補習費，有時還需一次繳交整個學期的費用，幾乎不亞於 私立學校的學費。因此，是否意謂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才比較能力供其子 女補習？或是台灣的父母即使家境不富裕也要硬撐支持子女的升學，換言之就 是參不參與補習已無家庭收入高低之區分？這是很值得探討的議題。

參、學生層面

國中生參加課外補習的動機，大致可分為幾個因素，除了因應未來升學需 要、順應長輩要求和受同儕影響等原因（姜信安，2004）外，有學生認為學校 教師教學態度及方法不得當，或學校未能提供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需求，因而導 致學生去補習（許綺婷，2002）。而補習班老師強調解題的技巧，傳授記憶與 背誦的方式，再加上對課程及考題的系統整理，培養出學生強大的「考試能力」

（劉正，2006），也是學生參與補習的主要原因。另外部份原因可能是學生尋 求安全感或與同儕之間互相比較的盲從心態；研究指出，學生為了升學或進入 理想的學校，在「眾人皆補，我獨無」之下，會去補習來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黃光明，1993；楊慧美，2002）；學生們的相互比較影響、不服輸的心態與 社會的群體壓力，使得學生產生「你去補，我也要補」的想法。

因此在心態上，前段學生期望補習能確保考上明星學校，中段學生希望藉

補習迎頭趕上，後段學生則要補安心。現今的基測題目偏難，與在校所學教材 的程度落差很大，不但造成成績差的學生需要補習，連明星學校或資優班的學 生大多也需要參與補習，才能獲取高分（楊慧美，2002）。就補習科目而言，

許綺婷（2002）、章英華（2004）皆指出，約有五成以上學生在國三時補 3 科，

其次是補2 科，再其次是補 1 科，綜合看來，數學是必補科目，英文、理化則 在伯仲之間，而且是在校成績越好的國中生，參與補習的比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