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付的政治文化與儒者意識

宋代是朱熹生存的年代，對於朱熹的思想與作為，有最為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因此在進入朱熹「內聖外王」思想與理念的探討之前，必須對於宋代的歷史背景 有較為清楚的認識，特別是北宋到朱熹以前的區段。本節的重點，不在全面分析 宋代歷史，而在於梳理宋代政治文化³⁵²狀態與儒者心理意識之關係，因此將聚焦 於與儒家知識份子有密切關聯的部分進行討論，包括外向的政治情勢與科舉制度、

內向的學術氛圍與其本末變化，以及由內外交織而成的儒者仕隱傾向與政教抉擇。

相對於以往研究，本節欲意彰顯儒者面對宋代政治制度時的想法與作為，以及追 求理想時的觀念變化，以呈現宋代儒者對於「內聖外王」精神的繼承與轉化特色。

一、政治情勢與科舉制度

宋代立國之初，便以崇文為主，宋史有言：「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 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³⁵³宋太祖趙匡胤（927-976 年）一方面採用趙普

（字則平，922-992 年）「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³⁵⁴之建議，以著名的

「杯酒釋兵權」，防止武將專權與藩鎮割據；一方面則是力推文治，選拔文人，

其言：「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³⁵⁵「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 知為治之道。」³⁵⁶可見其欲興文息武，推廣文教以治國的方針。而大量取用文人 治國的目的，也是在文官與武官的利弊權衡下的決定，帶有明確的工具性意義。

352 根據余英時的定義，「政治文化」是政治與文化兩個領域發展互動下，而產生的政治思維方式 與政治行動風格。可見《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緒說一，〈「政 治文化」釋義〉，頁 28~32。

353 〔元〕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7 年），

第 37 冊，卷 439，頁 12997。

35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2，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

頁 49。

355 〔宋〕李攸：《宋朝事實．聖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頁 37。

35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太祖建隆三年二月壬寅，頁 62。

357但無論如何，宋代以文為尚的方向已奠立，對於讀書人有特別的禮遇與重視，

同時，科舉選官制度的重整、「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朝野間對於讀書人 的期待等，都使士階層地位有了明顯的提升。³⁵⁸

在宋初以文立國的風尚之中，儒學並不是唯一被抬舉出來的學問，只能說是 在文治方針中得益的其中一支，因此，文學、經學、哲學、史學等各種類別都駁 雜而出。自太祖到仁宗之間，文風仍以唐末五代以來流行的詩賦為主，³⁵⁹考試也 以進士科為主，因此，「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³⁶⁰。思想方 面，三教並行，對於儒釋道一律尊崇，經學則多守漢唐注疏之學。³⁶¹不過，儒學 仍在這樣的契機中慢慢復興、發展起來，這與宋代讀書人「兼濟天下」的精神有 密切的關聯。

關於宋代士階層的興起討論已有許多，筆者不需詳述。但要說明宋代儒者「內 聖外王」精神的發展，便不能忽視宋代讀書人的自視與抱負。宋代文人在當朝推 展文治的潮流中，自外而內都有與前朝不一樣的變化。朝廷重用文人，並以科舉 考試取才，打破門閥等第，通過科舉入朝的讀書人，本身就與政治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他們的政治意識高漲，除了明白讀書與入朝的緊密關係，也察覺了自身在 朝堂之上的力度，面對國家的種種問題也開始有許多具體的想法。朱熹曾讚范仲 淹（字希文，989-1052 年）「以天下國家為己任」³⁶²，「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 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³⁶³朱熹對范仲淹有如此稱許與尊崇，可見他也同意范氏 對於士人的要求及砥礪，將天下國家當作自身的責任，這樣的稱讚也絕不只是朱 熹個人的意見而已。³⁶⁴范仲淹秉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以道自任，對家國百姓有著強烈的道德責任，剛健耿介，敢於直諫，於國家大事 前不為外在壓力而妥協，並強調讀書人的「氣節」與忠義之風，建立了儒者的良 好典範，企圖以學風、士風指導政風。³⁶⁵個人的名節與道德修養相關，以天下為 己任與安天下相應，從此，對於內在道德的要求，以及政治事業的努力，成為整 體宋代知識份子的一種共識，范仲淹的大聲疾呼，正符應儒者「內聖外王」的精

357 如宋太祖：「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 及武臣一人也。」（〔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3，太祖開寶五年十二月乙卯，頁 293。）

358 可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第二章，〈宋代「士」的 政治地位〉，頁 272~285。

359 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推行西崑體便是明證。

360 〔宋〕蘇轍：《龍川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上，頁 81。

361 可見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70~173。

36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本朝三．自國初至熙寧人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

卷 129，頁 3087。

363 同上註，頁 3086。

364 可見〔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別集．附目．諸賢贊頌論疏》，收於王雲五主編：《萬有文 庫薈要四百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611~631。

365 關於范仲淹的相關討論，可見湯承葉：《范仲淹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輯委員 會，1977 年）、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 年）。以學術推動 政治、振士氣開風氣的主張，可見湯氏《范仲淹研究》，頁 255~272、241~302。

神。范仲淹所開啟的慶曆學風，不僅奠立了宋代讀書人崇尚氣節、以天下為己任 的傾向，其實也反映了宋代知識份子的心理，³⁶⁶是對於自身政治地位的提升有明 確的體會，並帶有相應的氣度與抱負。宋代讀書人因為擁有新的政治地位與契機，

造就其思想精神宏闊且高遠，不以一己生存榮辱為唯一追求，而是以天下家國之 興衰、人民百姓之福祉為念，此精神也成為儒學「內聖外王」思想的內在底蘊與 形塑動力，故要談宋代「內聖外王」的思想模式，不能離開政治。不過可以注意 的是，宋代讀書人雖同有「兼濟天下」的精神與抱負，但實現此精神與抱負所採 取的方法與表現的形式卻是各異。雖然這些人對於「修己安人」理念有一致的認 同，對儒家經典與文化有所肯定，因此大部分可稱為儒者，但由於他們的學術背 景、喜好才幹都不相同，對於如何修己、如何安人有不一樣的想法，也有各自偏 重修己或安人的傾向，關於道德的內涵與本質也有認知上的模糊地帶，使得宋代

「內聖外王」的型態多變。學術看法上的不同是內在的因素，當宋代儒者欲意以 學術指導政治時，權力的鬥爭與政治力量的反向纏繞，就成為外在的因素，多次 黨爭就是最好的證明。

關於北宋黨爭的討論研究頗多，如余英時便對其時「國是」的出現所引發的 士大夫黨爭進行論述，³⁶⁷筆者無意重述，但此處想要特別點出宋代學術與政治的 交互關係。北宋時期有兩次變法，一次是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一次是以王 安石為首的熙寧變法。兩次變法都出自士人對於政治勵精圖治的改革心念，卻都 以失敗告終，以黨爭－景祐黨爭與元祐黨爭－為主要因素，其影響甚至蔓延到南 宋，而有崇寧黨禁與慶元黨禁。范仲淹的慶曆變法涵蓋了多方面的改革，包括政 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其中以整頓宋代吏治為一大重點，並以革新科舉 制度、教育體制為主要方式，此又與范仲淹對於文風、士風、政風的看法有很大 的關係，帶著儒者以學術領導政治，以士風引導政風的企圖。范仲淹想通過嶄新 的學術主導政治的風氣與改革，耿介進諫，批評權貴，遭到呂夷簡的「朋黨」抨 擊影響而罷，一時之間議論「朋黨」之見四起，包含石介（字守道，1005-1045 年）、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 年）等人皆受牽連，慶曆新政也因此告結。³⁶⁸ 新政失敗的原因很多，³⁶⁹但此景祐黨爭的癥結並不在朋黨間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也不在慶曆學風不為眾人所接受，而在於政治權力的爭奪。慶曆學風所開啟的士 風、政風，被視為互相勾結、干預朝政的一種學術，可見當儒者欲通過學術引導

366 此在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第三章，〈「同治天下」

──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中有分析，主要是以士人與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之觀念，

來證明當時讀書人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想法，頁 288~312。

367 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第五章與第七章，頁 340~387、

424~510。又如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沈松勤：《北宋文 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68 關於范仲淹慶曆新政變法始末及分析，可見陳榮照：《范仲淹研究》第四章〈范仲淹的新政〉， 頁 125~185、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46~158。

369 如何忠禮便歸整原因為四：改革操之過急，新政有些措施失當；改革損害大貴族、官僚、貪 官汙吏的利益；仁宗態度的轉變（受朋黨論影響）；新政內容有侷限性。見《宋代政治史》（杭 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54~158。

政治之時，學術常常變成政治利用的對象，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當中，遭到政治 力量的反噬。無論是君主本身的喜好或利益考量，官員們間的權力角逐，都對學 術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慶曆新政」正式地開啟了宋代黨爭，整個宋代都 在新舊黨派的爭端中不斷沉浮，學術的發展也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扭曲前進，有 時被利用，有時被汙衊，學術本身的樣貌已然在鬥爭中被消磨。

政治之時，學術常常變成政治利用的對象，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當中，遭到政治 力量的反噬。無論是君主本身的喜好或利益考量，官員們間的權力角逐，都對學 術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慶曆新政」正式地開啟了宋代黨爭，整個宋代都 在新舊黨派的爭端中不斷沉浮，學術的發展也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扭曲前進，有 時被利用，有時被汙衊，學術本身的樣貌已然在鬥爭中被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