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表2-3 家庭功能相關研究整理表（續）

表2-3 家庭功能相關研究整理表（續）

二、年級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關於年級與家庭功能，部分研究發現家庭功能並不因年級而有不同（王玉梅，

2003；廖秀萍，2006），但也有其他的研究顯示不同年級與家庭功能間存在差異，

如黃淑芳（2005）的研究發現國小五年級學童比六年級學童知覺到較高的家庭功 能，林文聰（2004）的研究則發現國中ㄧ年級學生比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知覺到 較高的家庭功能。上述對於年級與家庭功能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值得進一步研 究分析。

三、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關於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部分研究發現家庭功能會因家庭結構而有不同，

如王玉梅（2003）與黃淑芳（2005）的研究發現雙親家庭的家庭功能高於單親家 庭、繼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陳曉蕙（2000）研究則發現單親家庭學生知覺的 家庭系統以極端型最多，雙親家庭學生則以平衡型家庭居多。林文聰（2004）發 現處於完整家庭的國中學生擁有較佳的家庭功能。但是姚雅云（2006）的研究卻 發現父母離婚的家庭有較高的家庭功能。另外余齊君（2006）研究發現不同家庭 結構的青少年，其家庭功能並未有差異。

綜上所述，可知多數研究支持家庭成員關係之改變，對家庭系統帶來緊張、

壓力與不穩定，但仍有研究顯示完整與不完整家庭其家庭功能並無差異，因此值 得進一步研究分析。

四、排行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郭靜晃（2005）認為子女在家中的排行（有時也受年紀差別大小的影響）會 影響他們基本的生活態度，以及與人互動的方式。通常排行老大者較遵守規則，

且較有責任感。老二則與老大個性不同，較無信心、喜求改變。而排行於中間者，

則較敏感、相當注重事物的公平性。至於身為老么者，多半喜歡讓別人提供服務，

且從家中其他成員得到生理或心理上的支持，較有安全感，知道如何與人建立關

係。

另外美國密蘇里大學的傑洛米．巴哈(Jerrid Bach)博士曾就不同排行的孩子如 何參與家庭、滿足家庭的需要和可能發生的問題提出說明。他認為當孩子出生後，

會依排行順序一一滿足以下四個家庭系統的需求（引自彭懷真，2001）：

（一）生產的需求（符合傳宗接代的期待）。

（二）情緒維持平衡的需求。

（三）人際關係的需求。

（四）統一的需求（整合家庭）。

而在實證研究方面柯惠香（2004）的研究卻發現排行與家庭功能並未達顯著 差異。因為國內相關文獻以排行為變項，所做的研究不多，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 探討。

五、兄弟姐妹數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龔玫勳（2007）在研究不同家庭生命週期的家庭功能中發現家庭功能並不會 因其家庭子女數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因為相關文獻以兄弟姐妹數為變項，所 做的研究不多，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六、學業表現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廖秀萍（2006）在研究台中縣兩所高中職女學生雙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 憂鬱症狀之相關中發現家庭功能與其學業表現未達顯著差異。因為相關文獻以學 業表現為變項，所做的研究不多，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七、社經地位與家庭功能之相關研究

關於社經地位與家庭功能，部分研究發現家庭功能會因社經地位而有不同，

如陳曉蕙（2000）、廖秀萍（2006）與龔玫勳（2007）的研究均發現社經地位愈 高，其家庭功能愈高。而王玉梅（2003）的研究則發現家庭經濟貧困拮据者，其 家庭功能程度障礙最嚴重，特別的是在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其家庭功能並不是最好

的，反而是小康家庭的家庭功能最高。但是姚雅云（2006）的研究卻發現低社經

貳、背景變項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

表2-5 憂鬱傾向相關研究整理表（續）

表2-5 憂鬱傾向相關研究整理表（續） 現男、女生的憂鬱傾向並無顯著差異（王黛玉，2005；蘇曉憶，2005）

二、年級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年級與憂鬱傾向的研究結果沒有一致的結果，有研究指出年級與憂鬱程 度的增加是正相關（張高賓，2005；楊曉媚，2007）；蘇曉憶（2005）研究結果 也發現，國中生的憂鬱傾向高於高中生，因為高中生的思考較國中生成熟，會以

理性成熟態度尋求資源解決問題；另外也有部份研究發現年級與憂鬱傾向並沒有 顯著差異（王黛玉，2005；吳聰秀，2006）。綜合上述，可發現年級與憂鬱傾向 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值得本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三、排行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排行與憂鬱傾向的研究結果沒有一致，王黛玉（2005）發現國中生中間 子女比長子女有較高憂鬱傾向；蘇曉憶（2005）的研究結果則發現老么的憂鬱傾 向高於獨生子女。但也有研究指出排行與憂鬱傾向無相關（李仁宏，2004；吳聰 秀2006；張高賓，2005）；而其中張高賓（2005）的研究發現獨生子女在憂鬱量 表各分量表的分數高於其他排行。綜合上述，可發現排行與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 尚無定論，值得本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四、家庭結構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家庭結構與憂鬱傾向之研究結果沒有一致，李仁宏（2004）的研究指出 單親家庭青少年憂鬱傾向較高，但也有研究指出繼親家庭青少年憂鬱傾向較高（王 黛玉，2005；吳聰秀，2006；張高賓，2005）；另有研究發現家庭結構不同，其 憂鬱傾向並無顯著差異（蘇曉憶，2005）。綜合上述，可發現家庭結構與憂鬱傾 向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值得本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五、兄弟姐妹數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兄弟姐妹數與憂鬱傾向之研究結果沒有一致，王黛玉（2005）的研究發 現國中生的家中兄弟姐妹數不同其憂鬱傾向達顯著差異，家中有四位以上子女數 者，比二位子女數者有較高的憂鬱傾向。另有研究發現家中兄弟姐妹數不同，其 憂鬱傾向並無顯著差異（李仁宏，2004；張高賓，2005）。綜合上述，可發現兄 弟姐妹數與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而因為以兄弟姐妹數為變項，所做的 研究不多，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六、學業表現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學業表現與憂鬱傾向之研究結果，發現學業表現愈低其憂鬱傾向愈高（吳 聰秀，2006；張高賓，2005；蕭佳莉，2006）。而若以不同研究對象與抽樣地區 其研究結果是否相同？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

七、社經地位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有關社經地位與憂鬱傾向之研究結果沒有一致，有研究發現社經地位愈低其 憂鬱傾向愈高（張高賓，2005）。另有研究發現社經地位不同，其憂鬱傾向並無 顯著差異（李仁宏，2004）。綜合上述，可發現社經地位與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 尚無定論，值得本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綜合上述文獻，整理如下表2-6所示，可知有關「性別」、「年齡」、「排行」、

「家庭結構」、「兄弟姐妹數」、「學業表現」、「社經地位」與憂鬱傾向的關 係，會隨著研究對象、抽樣地區、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因素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研究結果，再加上以兒童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擬以這些變項作 為背景變項來做進一步探討。

表2-6 背景變項與憂鬱傾向相關研究彙整表

Kashani, Allan, Dahlmeier, Rezvani, 與 Reid (1995)，以11 位10-12 歲被精神科 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的男孩及11位控制組（皆為正常男孩）為受試者，用家庭適應 與凝聚力評量表（ Family adaptability and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III-K，

FACES-III-K）為測驗工具，瞭解憂鬱組與控制組其家庭功能的差異。研究結果發 現，憂鬱組認為其家庭凝聚力較低；然而，有關家庭適應力兩組個案並未達顯著 差異。

Rothbaum 等人於1995年以縱貫性研究探討學齡前親子依附、父母管教及兒童 行為問題三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母親平時給予孩子很多正向回應者則孩童

會有安全依附；學齡前母子間的依附安全感及母親對孩子需求的正向回應均可預 測小學一年級的內化問題，而父子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間均未達顯著。（引自邱 郁雯，2003）

Birmather等人於1996年的文獻回顧中指出憂鬱青少年其家庭多衝突與拒絕，

少溝通與表達，及有虐待發生。Lisa, hyman與Betsy在2001年發現若一個家庭除上 述情形外加支持度低，問題解決能力差，則易引發孩子產生憂鬱（引自李仁宏，

2004）。

Morris, Blount, Ronald,Cohen 與 Lindsey (1997) 以兩組不同健康狀態兒童為 對象，以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測量家庭功能，結果發現家庭中低開放性的溝 通模式和高控制均與兒童內化問題有關。

Perks等人在1999年指出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會有較多問題行為及憂鬱情形。

在2000年 Stein則發現憂鬱症兒童的家庭功能（情緒交流、溝通能力、行為控制等 面向）是較差的（引自高啟賢，2003）。

Lara 與 Klein 於1999年指出孩童時期家庭環境不良將使憂鬱慢性化，其中親 子關係不佳，父母不關愛或過度保護容易造成神經官能性憂鬱，亦即低落性情感 疾患的前兆；而兒童時期女生受到身體虐待及性虐待者，其憂鬱復發率及憂鬱傾 向的持續時間是未受虐者的兩倍。這是因為受虐的事件易使女生有較低的自尊，

因此使用社會支持的能力降低，而增加憂鬱程度及延遲復原（引自林美李，2003）。

而一些突發的家庭事故（如親人死亡或自殺、父母婚姻衝突、家庭破碎）會造成 生活改變，易引發兒童憂鬱及自殺（洪美蓮，1999）。

Formoso 等人（2000）以284 位平均年齡13 歲左右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探 討生長於衝突家庭中的小孩，父母的監控是否為其行為問題潛在的保護因子，結 果發現父母缺乏監控、家庭衝突愈多的青少年其憂鬱程度愈高。但是，在預測青 少年憂鬱時，父母監控與家庭衝突間的交互作用效果未達顯著。此外，研究進一 步發現，父母親對女兒監控程度愈高，可以減弱家庭衝突與品行問題之間的關係；

父母親對兒子的監控程度愈高則使家庭衝突與品行問題之間的關係更強。

Kim 與Ge（2000）研究父母管教與青少年憂鬱症狀間的關係，以華裔家庭為 研究對象，請父母及青少年填寫父母管教量表（Parenting Practices Scale）及憂鬱 量表（the Center of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Scale，CES-D），研究發現，

父母憂鬱症狀會影響其對孩子的管教，進而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產生。

父母憂鬱症狀會影響其對孩子的管教，進而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