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與公婆同住的關係網絡
在本研究裡，曾與公婆同住者並不多見，僅景梧、小蘭、小慈與小蘋四位女性而已。
細究尊尊與親親兩大關係規範的運作情形，發現已婚女性一旦與公婆共組家的關係網 絡，自然以公婆為尊尊法則的主要運作對象。不過，公婆在媳婦面前未能享有絕對的權 威地位。舉凡公婆的資源分配能力、媳婦的原生家庭經驗、以及現代化暨婦運歷程的大 歷史作用均會形塑出尊尊法則不同的運作內涵。至於親親法則，孩子是主要的情感連結 對象，先生次之，公婆與父母的情感連結則以生長年代為調節因素。
1. 「尊尊法則」以公婆為主要運作對象，但公婆並未享有絕對的權威地位
對華人個體而言，婚姻是一種以「兩姓」之好覆蓋「兩性」之好的社會制度。這是 因為華人社會不只捍衛父系 父居為主的關係結構，還崇尚著「父子同一」的文化理想。
因此，個體結婚，無論是否兼顧個人情感，均必須將延續祖先的姓氏及其血脈視為首要 目的。不僅如此，合兩姓之好的婚姻雖講究門當戶對，但奠基於兩性的失衡連結。此失 衡的連結在於：男性「娶」女性入門，而女性則「嫁」離娘家（陳其南，2004；顧鑒堂
＆ 顧鳴塘，2003；Hsu，1971）。循此邏輯，女性的婚姻家庭同時與「夫家」和「婆家」
劃上了等號。儘管數千年歷史裡，華人社會的婚姻制度與個體認同的婚姻價值更迭頻仍
（完顏紹元，2004；孫紫華，2005；許雅惠，2005；戴碧萱，2006；顧鑒堂 ＆ 顧鳴塘，
2003），但一個與公婆同住的居家網絡仍見「兩姓之好」的基本運作。小慈表示，「結婚 是兩個家庭結合在一起﹍不是因為你跟我結婚，就只有兩個人的事﹍今天你的言行舉止 會影響到我們家裡的人，我的言行舉止也會影響到你的家人（慈 111）」。此外，兩姓之 好再度複製了兩性的失衡連結。一種從住所到關係網絡均被迫「移居」的女性經驗即如 小蘭所指，「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主婦﹍怕我在婆家讓我婆婆產生遐想，為了不要 打擾我的婚後生活，媽媽基本上她不太打電話去跟我連絡，我也因為基於嫁為人妻，不 敢常常跟娘家互動，怕有閒話產生，所以婚後我很少跟娘家的人互動（蘭 311）」。
可想而知的是，經由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嫁接，家的關係規範將歷經變動。尤其 是在一個與公婆同住的居家網絡裡，昔以親緣秩序為底的關係規範又頓失合理性基礎 時，尊尊法則的運作早已潛入不同的調節力量。小蘋的經驗顯示，公婆的資源分配能力 有助於確認長者為尊的關係內涵。婚後，當小蘋賦閒在家，先生的工作依附在公公的事 業底下，並依賴公婆分擔夫妻一家三口的生活花費時，公婆在小蘋面前享有尊卑分明的 絕對權威。小蘋直言，「婆婆他們講什麼我都不會頂嘴﹍到現在，我跟先生從認識到結 婚之後有五、六年了嘛，我還是很害怕公公，都不敢跟他講話（蘋 109，110）」。因此，
小蘋向公婆實踐的亦是一種子女「不問父母是非、不問個人意願」的絕對順從。例如，
想回娘家的時候，「如果（公婆）他們不允許的話，我還不敢回去，我還是以他們為主
（蘋 102）」；婆婆要求買酒的時候，「覺得有千百個不願意，還是會去幫她買（蘋 209）」。 此外，公婆任意進入夫妻倆的房間時，尷尬是唯一的反應，「早上五、六點，他們就開 門進來偷偷看，我知道，我也不敢睜開眼睛，因為我覺得很尷尬（蘋 210）」。
除卻公婆的資源分配能力，小蘭與小慈的經驗顯示，公婆的權威地位會受已婚女性 的原生家庭經驗影響。先就小蘭來看，當小蘭有個「外表很嚴酷，跟我們比較不會那麼 親（蘭 211）」的父親時，她習於井然有序的居家規範，並相信，「家的經營哲學就是，
努力去適應別人﹍再怎麼樣還是一家人啊，你自己要去改變自己，不能改變別人（蘭 112）」。這樣的信念讓她婚後願意賦予公婆長者為尊的地位，「公婆的觀念為什麼比較重 要？因為他們是長輩，有牽涉到輩份的關係﹍你會考慮到你的角色問題，所以可能在公 婆的態度上你會比較注重（蘭 208）」。再就小慈來看，父母的教養態度自由開放，甚至 允許小慈採取柔性的離家行動，理由是，「小孩子長大了就是自己要出去工作﹍出去，
不要在身邊，這樣感情才會好（慈 207）」。因此，婚後的小慈缺乏長者為尊的關係認知。
面對婆婆，小慈勇於捍衛自我主張，「嫁入那個家，我覺得我就我可以做的，我做得到 的我就去做，但是妳不能對我有一些不應該的要求（慈 108）」。此外，小慈只想與婆婆
維持不衝突的平行關係，「你明明知道，那種人不可能真正去對待你，那我就覺得不要 發生衝突，不要任何大的意見不合就好了（慈 107）」。
若進一步援引景梧的經驗，發現生長年代對女性的原生家庭經驗，發揮重要的調節 作用。儘管婚前景梧不惜以離家出走，挑戰父親與奶奶的權威及其不當決策，但早熟的 自主意識並無法超越生長年代的禁錮。細看五、六０年代的台灣，經濟根植於農業社會 的運作型態，政治籠罩威權的陰影，女性不是以「小人物」的姿態，現身於亦真亦假的 鄉土文學裡，就是化身為國家反共抗俄、復興中華文化的動員對象（李妙虹，2003；梅 家玲，2000，2004）。值此之際，提前離家的景梧，不僅將婚姻家庭視為女性的最終歸宿，
「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一個女孩子如果二十五歲還沒有嫁，就變成老處女，會擔心嫁 不出去﹍即使在個人成就上你覺得 OK 了，你還是會放棄你單身的生活，你還是會選擇 一個婚姻﹍我的同學之間，大家的目標就是去找一個人，我們去結婚吧（梧 204）」，還 把公婆同住視為婚姻家庭的合理情境，「中國的文化是女生嫁到男生家去，更何況我們 的台灣文化，大部分都是跟婆婆住。如果先生不跟婆婆住的話，那個媳婦會背負很大的 罪名（梧 103）」。因此，景梧定位的婆媳互動是，「很多事都是婆婆在掌握﹍妳就是聽嘛，
然後聽從她的指示去做。那那個時候，妳會覺得你的存在是一個殼而已啊（梧 106）」。 總之，在一個與公婆同住的關係網絡裡，尊尊法則的運作可以歸結出兩大論點：（1）
當父子軸家庭不只維繫父系 父居結構，還標榜父子同一、相繼是尚的文化理想，婚姻 是一項以失衡的兩性連結，成就兩姓之好的社會制度。因此，已婚女性的婚姻家庭與夫 家、婆家同時劃上等號。而公婆亦取代了父母，成為尊尊法則主要的運作對象。（2）儘 管與公婆同住是父子軸家庭典型的關係型態，但以公婆為主要運作對象的尊尊法則，卻 背離了以親緣秩序為底的合理性基礎，並因此失去明確的規範力量。此時，公婆是否享 有長者為尊的權威地位，端賴生長年代、媳婦的原生家庭經驗及公婆的資源分配能力等 年齡與輩份以外的因素影響。這些因素首重生長年代的調節作用。當女性來自威權、父
權且農耕經濟為主的年代時，她謹守尊尊法則的關係規範。然而，當女性來自現代 工 業 都市經濟竄升、威權由傾而塌、婦權勢力漸起的年代時，她的公婆 媳關係未能維 持不變的尊尊現象。其間的差異呈顯於：原生家庭時期歷經威權管教且未擅自離家者，
保有長者為尊的互動信念；反之，則堅持個人化的互動原則。此外，婚後經濟無法獨立，
並依賴公婆提供資源者，落入尊卑分明的互動位置；反之，則謹守不起衝突的消極義務。
2. 「親親法則」以孩子為主要運作對象，先生次之，父母與公婆則受生長年代影響 在一個與公婆同住的關係網絡裡，孩子無疑是已婚女性最重要的情感連結對象。此 關係現象或循著 de Beauvoir 等女性主義者的詮釋，理解女性個體之所以樂於當個母親，
乃父權社會致力於規範女性的母職實踐所致（Beauvoir 著，陶鐵柱譯，2004；Chodorow，
1999；Coward，1993；Hunt，1993；Lisle，1999；Rich，1986）。除此之外，緊密的親子 連結還意味著什麼？透過景梧等四位女性的經驗，孩子可以是孝敬公婆的角色義務，「婆 婆有兩個寶貝，一個大寶就是我先生，小寶就是我的小孩子。我覺得他們真的重視這個 小孩子（蘋 210）」，可以是女性增權的途徑，「生了一個小孩，那個家妳才會有個地位，
你講話才會有人聽﹍第一個兒子出生的時候，我婆婆對我完全不一樣﹍她會知道我這個 人的存在了﹍話題中還是以我的兒子為主，但至少她會來叫我（梧 104，106）」，還可以 是淡化衝突關係的調節力量，「你看到小孩子的臉，這麼可愛、這麼無辜的臉，你根本 不會去跟他們有什麼任何的變化，覺得只要在家平平凡凡的過就好了（蘭 214）」。
影響所及，孩子成為已婚女性優先連結的情感對象，而先生則因此退居第二順位。
這種情感排序即如小蘭所指，「婚後我馬上生了兩個小孩子﹍小孩子還小，我們初為媽 媽，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所以你會把重點都放在小孩子身上﹍整天的精力都放在小孩 身上，你根本沒機會跟先生去做任何的溝通互動（蘭 208）」。結果，夫妻倆的情感關係 轉趨疏離。小蘋分享了她的經驗，「結婚之後，小孩子還沒生我覺得還好，就我們每天 還是會在一起，不論是到那裡他都帶著我出去。到小孩子生出來﹍如果能夠帶小孩一起
出去，我覺得蠻好的。要是不可以，我寧願留在家裡帶小孩子﹍（所以）他跟他的伴就 自己出去，就不會帶我們出去。小孩一、兩歲就開始比較少帶我們出去了，就會帶我回
出去，我覺得蠻好的。要是不可以，我寧願留在家裡帶小孩子﹍（所以）他跟他的伴就 自己出去，就不會帶我們出去。小孩一、兩歲就開始比較少帶我們出去了，就會帶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