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決定以「家的意義建構」為題，理解現代化歷程暨婦運脈絡下，婚變女性所 呈顯的居家經驗，以及這些經驗所揭示的後殖民課題。相關考量有三：
（一）鑑於家的研究脈絡，家的意義充滿爭議並有待釐清
對大多數個體而言，家是一個情感意義非常豐富的字眼。故家的研究淵源甚早，並 遍及社會學、歷史學與心理學等各個學科領域。即使對當代的學術社群而言，家的意義 及個體的造家行動仍舊被視為不可或缺的研究議題。不過，歷經漫長、廣泛且持續進行 的研究脈絡，家始終保有默會之知的意義型態，尚無法形成一個深具共識、明確且可供 操作的研究意涵。面對如此困境，W. Rybczynski（1986）的評論一針見血，主張家就像 洋蔥一樣難以描繪：一開始，看似簡易的外層就，以近乎欺瞞的表達方式覆蓋了多層次 的實質內涵。若研究者決定以特定切面進行理解，則原初的型態註定消失殆盡。若研究 者再度變更策略，逐一檢視每個層次，則又無法順利掌握不同層次所指涉的整體視野。
據此而知，家的多層次內涵昭然若揭，但如何同時切入家的表層與與內在意義，並擷取 出整全的意義關係，卻是相關論者至今仍無法超越的論述困境。
質言之，當前的家研究缺乏一種探究多層次內涵的詮釋能力。結果，在掛一漏萬的 研究方式下，家的意義呈現兩種爭議型態：一是研究典範的競合關係所致，一則源自於 特定家概念引發的解構動能。先就典範爭議來看，就像其它研究主題，心理學典範主導 了早期的家研究。時研究者因有感於家與個體發展的密切關係，非但儘可能地臚列各種 心理意義，還嘗試建構家的意義類型學。儘管家 的意義因此簡明易懂，但此典範的最大 爭議在於：它不僅無法將這些抽象的家意義連結至實質的生命脈絡，還以機械的、甚或
學典範、及社會 歷史 文化學典範的影響力日增。其中，又以後者的主導性略勝一籌。
不過，典範之爭並未趨於和緩。尤其在一個跨學科的整合平台上，不同研究典範的對話，
正以更尖銳的方式凸顯彼此的對立假設，進而賦予家意義更多僵持不下的爭議。
伴隨而來的第二種爭議是，特定的家概念開始招致大量批判。細究當前的家研究，
不僅放棄素樸的心理意義，而且開始質疑家的正面情感意義，以及家乃個體發展據點的 基本假設。張婷菀（2002）提醒，有別於家論述推崇的隱私、安全與自主等價值，真實 生活潛藏著監視、控制或暴力脅迫等各種對比強烈的居家感受。因此，除了以多元觀點 凸顯理想家意義與現實家意義的矛盾外，既定的家論述必須在討論家意義時，加入負面 特質分析，以說明家是一體兩面、但並非全然美好的經驗內涵。此外，L. Rivlin 與 J. Moore
（2001）亦提醒，當前家研究正逐漸聚焦於年輕人、老人或無家可歸者等次族群的經驗，
希望凸顯這些次族群差異的居家內涵，及其造家行動的可能瓶頸。不僅如此，這些研究 渴望進一步傳達的知識關懷是：儘管基於發展的角度，家之於個體的物理、社會與心理 意義會不時變動且引發挑戰。但對遊走社會邊緣的次族群而言，這些挑戰即使不是一輩 子的事，也是他們生命重要時期裡，經常揮之不去的夢魘。
至此可知，家的研究歷史固然漫長，發展範疇亦顯廣泛，但多元的研究典範與特定 立場的家概念，已經讓家陷入了爭論不休的意義困境。故本研究決定以「家的意義建構」
為題，重新檢視家這個看似再熟悉不過的日常概念，如何在反覆言說之下，呈現出一種 源自生活常識，但得以切入個體生活位置的深層意涵。不過，以「家的意義建構」為題，
並未意指本研究將致力於建構家的意義類型。鑑於心理學典範的限制日趨明顯，本研究 決定以跨典範的方式建構家的基本意涵：一方面，本研究將在現象學典範的啟發下，以
「家如何成形」的問題意識，檢視個體不同生命時期的居家經驗；另一方面，本研究從 社會 歷史 文化學典範出發，主張不同個體的居家經驗深受他（她）的社會 歷史 文化位置影響。因此，本研究希望檢視不同個體的個別經驗，以及這些個別經驗背後的
個人因素導致的不平等遭遇。
（二）在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女性的居家困境備受關切
自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成功崛起之後，「性別」躍升為重要的研究視野。即便是家 研究，亦無法置外於這項變革。S. Mallett（2004）指出，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有效營造 了女性經驗的研究特權：在此之前，性別做為一個研究視野，旨在區別兩性經驗的異同；
在此之後，性別與女性近乎等同，而女性的受迫經驗亦不斷被放大，同時把家指向一個 對女性進行父權壓迫與支配的生活空間。影響所及，父權家庭的批判言辭紛至沓來。
Simon de Beauvoir 這位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者指出，婚姻圈限了女性，讓已婚女性以家為 自我實現與展示社會價值的根本據點。故已婚女性被迫以家務勞動來宣示家的所有權，
進而落入了附屬、次要且寄生的居家位置（陶鐵柱譯，2004）。此外，K. Millett（1990）
這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表示，父權社會確認了所有生活領域的父權空間。即使置身在家 這個私領域之內，女性亦無法挑戰男性的物質與精神地位，只能與孩童一樣落入被支配 的居家處境。類似批判還來自 N. Chodorow（1999）這位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主張失衡 的親職照顧，讓女性自幼即逐漸養成一種擔任母職的心理能力，進而讓女性在母性認同 的持續驅策之下，不假思索地以家為主要的生活位置。
值得留意的是，隨著「女性居家困境」的反覆敘說，女性與家的議題開始延伸出 不同的論述方向。對當前的研究者而言，女性居家困境除以兩性為思維軸線之外，希望 聚焦於不同女性之間的差異經驗，並嘗試結合女性個體在性別之外的身份經驗，以探究 這些身份經驗對女性居家困境的潛在影響。如：吳瑾嫣（1999）的女性遊民研究顯示，
父權家庭不只推崇父權意識型態，還將三代同堂與核心家庭視為唯二的理想家戶型態。
故相較於這兩種家戶型態底下的女性成員，女性遊民將因遊民身份而受到父權家庭意識 型態更為嚴密的監控與管制。又如：林欣億（2002）指出，正如同其它女性研究一樣，
女同志的居家經驗再次解構了「家是避風港」的唯美論述，並同時揭露父權家庭之於女
來源，並在三種受迫源的交互作用下，面臨複雜的認同壓抑現象。這些現象包括了：在 原生家庭裡，女同志以女兒身份接受父母對女性身份施加的社會化經驗。儘管自主意識 相對明確，但置身在恐同情結至深的社會情境底下，女同志反而會以「好女兒」的角色 扮演來隱匿同志身份，並因此呈現出遠比異性戀女兒更為女性化的生活秩序。
質言之，家研究正在加速崛起的性別視野之內，融入對社會邊緣族群的知識觀懷。
有鑑於此，本研究決定在「家的意義建構」主題下，以婚變女性為研究對象。理由有三：
首先，婚姻之於台灣女性而言，係一項重要的身份經驗。除了婚姻家庭繼續被視為女性 最終的居家情境之外，結婚是當前多數女性離家且追求獨立的主要途徑。在此情況下，
適婚的未婚女性宛若原生家庭的過客，甚至呈現出自我催婚勝於外在催婚的心理壓力。
其次，已婚女性仍舊處於相對弱勢的居家位置。畢恆達（1996）直指，已婚女性並未擺 脫男尊女卑的關係型態。置身家中，女性不僅在男性主導的生活秩序之下，忍受著各種 負面的情緒壓力，而且在男性中心的住屋之內，缺乏空間使用的控制權，遑論隨意改變 實質的空間配置。最後，婚變女性在面臨社會壓力之餘，常陷入隱藏性的居家困境。吳 婉慧等提醒，喪偶或離婚的單親女性均以原生家庭成員為優先的求助對象。但除卻生活 資源的相互支應，原生家庭成員鮮少提供適當的情感慰藉。尤其是面對離婚女性，原生 家庭成員願意提供的情感資源或生活互助行為更顯有限（吳婉慧，2000；韓貴香，2000；
鄭麗珍，1987；謝美娥，1998）。因此，本研究決定以婚變女性為研究對象，希望揭露女 性從未婚邁向已婚、而後婚變的歷程裡，可能逐一面對的居家困境。
（三）後殖民主義的崛起，增進了非西方文化經驗的詮釋價值
基於前述，得知本研究將以婚變女性的居家經驗來論述「家的意義建構」主題，
藉此彰顯婚變女性與主流家概念之間，相互扞格且趨於劣勢的居家處境。為完成此論述 任務，值得繼續細思的是，「差異」在女性主義論述所掀起的認識論變革。有別於早期 女性主義者，不是揭露女性次於男性的弱勢經驗，就是標榜女性特有的優勢經驗。晚期
個體缺乏統整的經驗內涵，而女性主義者亦不能在解構「人」的專斷認識之後，改以「女 性」一詞箝制女性個體的真實經驗。類似的呼籲即如 J. Butler（2003）所指：不可否認 地，在男性主導的文化與文學史裡，的確存在一群沈默、扭曲，且經由女性主義之名，
才得以標示出來的「女性」。但身為一位女性個體，遠比「女性」一詞所顯示的還要複 雜許多。因此，女性主義者若習於以「女性」來宣稱絕對且根本的女性處境，反而會將
才得以標示出來的「女性」。但身為一位女性個體，遠比「女性」一詞所顯示的還要複 雜許多。因此，女性主義者若習於以「女性」來宣稱絕對且根本的女性處境，反而會將